有些人通过写作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空间，但又觉得写作不能养活自己，转而又去做别的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我们除了要顺从自己的天性，有时候还要做出一些其他的尝试和努力，这个社会能与你产生共鸣的人很多，其他方向的试探可以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行生活的断舍离。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手提箱就能把自己的全部装进去。张爱玲晚年在旧金山到处搬家，几个箱子拼起来就是写字台，床也没有，就一个床垫子扔在地上，个人世界一身轻，这是断舍离，也是极简生活。

很多人写作都有点儿需求，希望生活有点儿情调，需要一定的环境，要有这个有那个。其实有也可以，没有也行，没有的话留给精神空间的余地也就更多了。理查德·耶茨写《革命之路》时，他在波士顿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很旧的冰箱，里面装了一些啤酒，一个特别简陋的写字台、一张非常简单的床。记者去看他时，惊讶于他活得这么简单。满地都是被耶茨踩死的蟑螂，而他也懒得打扫。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耶茨写出了《革命之路》。女性写作在这方面不容易，她们对环境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要有自己的居室，有一点儿温暖自己内心的东西，等等。我曾读到过一本冰心的散文集《拾穗小札》，1964年出版，封面素淡。里面有一篇，写她到俄罗斯访问，看到当年列宁藏身山林，在一个树桩上写出了《国家与革命》时，自觉十分惭愧，说自己写作时一定要窗明几净，在暖馨的书房里才安心。大概世界上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种：属于书房的和属于路上的。活成张爱玲这样“在路上”的作家还是相当难的。

人有时候要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做一些有益的调整，人需要奋斗，不要想着让人生的一切都符合自己的舒展度。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非是协调两个关系：一个是和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和他人的关系。自然这部分我们有可调整空间，比如和居室的关系——我可能现在住在一个瓦房里，下雨时还会漏点儿水，但是如果生活需要我这样生存的时候我能住下去，腾出最大的资源空间来写作。另一个是与他人的关系，我对他人有多少期待，我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有多少距离，这是需要考虑的。尽量简化与他人的关系，给自己腾出一个自由空间来，这样你可以放弃的东西就非常多了。作家要有一种随时可以变化的自由，当外在需求妨碍文学自由时，就需要给文学让路，简化外部的东西。

这种究极的追求是比较难的。对于女性作者，难就难在女性更渴望生活的安全度、追求舒适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夫人修养特别高，钢琴技艺高超，而且特别有人道主义精神。晚年的托尔斯泰觉得自己生活得很罪恶，自己的庄园还存在农奴制，有那么多奴隶。为了追求他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他希望自己穿上粗布衣服，把庄园让给穷人住，过最普通的生活。他夫人觉得丈夫这么想太好了，觉得他真有怜悯世人的普世情怀，但是她却不允许托尔斯泰这样做，因为孩子们还要弹钢琴，还要学艺术。理想是理想，若要落实到实践层面是绝对不能的。最后托尔斯泰愤然离家，冻倒在一个小车站旁。那时他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有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

托尔斯泰妻子的立场我们也能理解。女性考虑群体，更在乎自己家人和孩子的将来，所以女性像狮子。而男性是孤独的，像老虎，男女有这样的区别，所以女性在写作上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