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亨索伦家族[2]从来也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这个家族的人头脑清醒，喜欢藏书和救济穷人，在巴伐利亚威特尔斯巴赫家族[3]的疯狂气质侵蚀他们之前，还为宽容的事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

在某种难度上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战争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以便重整家业，于是开始去寻求这一切，不论其来源于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和以前的卑贱身份。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是个粗俗的家伙，言谈举止活像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很感兴趣。不过他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的时候倒是能彬彬有礼。在处理涉及到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情时，他的座右铭是“越多越好”，他还仔细网罗各国被废弃的继承人，就如他招收身高六点三英尺的精锐士兵做他的禁卫军一样。

他的儿子则与他完全不同，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这两种语言。他喜欢蒙田[4]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讨厌那些天主教的无知。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行事，对孩子很严厉（为了让孩子学会服从，父亲命令把孩子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斩首），但这没有使儿子倾向于正直的犹太理想，那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都对犹太理想赞不绝口。腓特烈把所有的宗教都看作是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聪明却又无耻的家伙们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靠着损人利己来享乐。腓特烈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的兴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齐尼的方式来看待此问题，因此，至少在宗教问题上，他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君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国家，“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这句精妙的话就成了他日后推行宽容政策的基础。譬如他颁布说，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都必须享有同等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的确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评论，免得使人们以为他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腓特烈在思想境界上比他所处的年代早了两个世纪。国王在首都的中心给天主教徒们拨出了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当时的人都摇头不止。耶稣会的人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被赶了出来，他又挺身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咕哝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宣布说道德和宗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交纳税款和服兵役，就可以随意信奉什么宗教，这时候人们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基督徒了。

由于当时他们恰好住在普鲁士境内，批评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可以给那些在某些方面没能博得他欢心的人的事业造成一些不寻常的后果。

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个掌权三十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第一次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称王称霸，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称王称霸。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被迫与那些既和坏人打交道、又和罗马主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处。

腓特烈真的很满意他的努力成果吗？我很怀疑。他在行将辞世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狗叫来。在这最重要的时刻，狗看来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陛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报刊专栏作者）。

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是另一个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像他伟大的先辈一样，他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遗产。

[1] 腓特烈二世（1194—1250），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德意志国王（1211年至1250年在位），1120年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

[2] 霍亨索伦家族，德意志的主要统治家族。其始祖布尔夏德一世约在1100年受封为索伦伯爵。十六世纪中叶，该家族在索伦前冠以“霍亨”（意为高贵的）字样，称为霍亨索伦家族。该家族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家族。

[3] 威特尔斯巴赫家族，起家于巴伐利亚，因为巴伐利亚的威特斯巴赫城堡而得名。

[4] 蒙田（155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感情的冷峻的观察家，亦是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