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提供一篇主要关于游戏技术的文章以作为这本书的引言【《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时，我受到了以下考虑的鼓励：我和儿童与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对精神分析理论整体的贡献，基本上是源自于与幼儿工作时所发展的游戏技术。这并不意味着我后来的工作是游戏技术的直接应用，但是我在早期发展、无意识过程，以及能够触及无意识的诠释的本质中获得的洞识，已经在我对于较大的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将要简短概述我的工作从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发展出来的步骤，但是我将不会对我的发现提出一个完整的总结。在1919年，当我开始第一个个案时，已经有人进行了对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别是胡格-赫尔姆斯（Hug-Hellmuth, 1921）医生，不过她没有从事过6岁以下儿童的精神分析。尽管她使用图画，偶尔以游戏作为媒介，但并未将游戏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技术。

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既定的原则：分析师应当非常节制地给予诠释。除了少数的例外，精神分析尚未探索无意识的深层次：对儿童来说，这种探索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个谨慎的观点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即在当时及之后的几年中，精神分析被认为只适用于潜伏期（latent period）之后的儿童。【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治疗》（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 1927）中，有对此早期方法的描述。】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个5岁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文章【《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3）、《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1924）与《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6）。】中，我用弗里茨（Fritz）这个名字称呼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要影响母亲的态度就足够了，我曾建议她应该鼓励孩子自由地与她讨论许多未能说出口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存在于他内心深处，而且阻碍了他的智力发展。这么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经症并未被充分缓解。很快，我决定应该要对他进行精神分析。这么做时，我偏离了某些既定的原则，因为在孩子呈现给我的材料中，我诠释了我认为最急迫的部分，并且发现我的兴趣专注在他的焦虑及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种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面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在分析这个病人时，所遭遇到的焦虑是非常急迫的，而且，虽然我观察到焦虑一再因为我的诠释而缓解，使我确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会因为被表面化的新焦虑的强度而感到不安。在这个时候，我向卡尔·亚伯拉罕医生请教。他回复说，既然到目前为止，我的诠释经常带来舒缓的效果，而且分析明显有进展，他不认为需要改变处理的方式。我被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后的几天里，孩子的焦虑从原先的高峰大幅地减弱，达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从这个分析所获得的信念，强烈地影响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

当时的治疗是在孩子的家中进行，用的是他自己的玩具。这个分析是精神分析游戏技术的开始，因为从一开始，这个孩子主要就是通过游戏来表达他的幻想与焦虑，而且我不断地向他解释游戏的意义，结果是在他的游戏中有更多的材料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基本上我已经在这个病人身上使用了诠释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成为我的技术特色。这种处理方法符合精神分析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联想，当我诠释的不仅是孩子说的话语，也解释他玩玩具的活动时，我将这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在孩子的心理上，而孩子的游戏与各种活动（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整体行为），是他们用来表达成人借用言语所表达内容的方法。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也受到弗洛伊德建立的两个法则的指引，从一开始我就将它们视为基本法则：探索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分析移情关系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在1920年和1923年之间，我从其他儿童案例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经验，但是游戏技术发展中确切的一步，是我在1923年治疗一个2岁零9个月大的孩子时所做的精神分析。我已经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也见：《谈儿童抚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Rickman主编，1936）与《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45）。】一书中，以莉塔（Rita）之名提供了这个儿童案例的细节。莉塔的困扰是夜惊（night terrous）和动物恐惧症，她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矛盾，同时她黏母亲到无法被单独留下的程度。她有明显的强迫性神经症，而且有时候非常抑郁。她的游戏都受到抑制，无法忍受挫折，这使她越来越难养育。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例，因为我分析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是一项新的试验。第一次治疗似乎印证了我的担忧，当莉塔和我被单独留在育婴室时，她立即表现出了一些我认为是负向移情的迹象；当时，她焦虑而沉默，随即要求去外面的花园，我同意了，并且随她同去（我要补充的是，在她的母亲与保姆看来，这是失败的迹象）。在10—15分钟后，当我们回到育婴室时，她们很惊讶地看到莉塔对我相当和善。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曾经解释她的负向移情，这再一次违反了一般的做法。从她说的一些事情，以及她在开放空间里比较不那么害怕的这个事实，我的结论是：当她单独与我在房间的时候，她会特别惧怕我可能对她做的某些事情。我解释了这一点，并提及她在夜里的惊吓，我将她怀疑我是一个具有敌意的陌生人联结到她的恐惧：夜里有坏女人会在她一个人时攻击她。在这个诠释之后几分钟，当我提议回到育婴室时，她立即同意了。如我之前提到的，莉塔在游戏方面的抑制是明显的，她除了强迫性地帮洋娃娃穿脱衣服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但是，我很快了解在她的强迫症底下隐藏的焦虑，并且诠释了它们。这个案例加强了我那正在成长的信念：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前提，是要了解并且诠释那些幻想、感觉、焦虑，以及游戏所表达的经验，或者是（如果游戏被抑制了）造成抑制的原因。

如同对弗里茨一样，我在孩子的家中做分析，并且用她自己的玩具，但是在这个仅仅维持了数月的治疗中，我得到的结论是：精神分析不应该在孩子的家中进行，因为我发现虽然她非常需要帮助，她的父母也认可了我应该试试精神分析，但她母亲对我的态度非常矛盾，而且整个气氛对治疗带有敌意。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移情的情境——也就是精神分析程序中最重要的的部分，只有在病人能感觉到治疗室或游戏室（事实上是整个分析）是与其日常家庭生活分开时，才能被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病人才能克服他对于体验及表达那些不符合常规的思想、感觉和欲望的阻抗。对儿童来说，他们感觉这些不符常规的事情是与许多被教导的事情相抵触的。

也是在1923年，在分析一个7岁的女孩时，我做了更有意义的观察。她的神经症困难明显并不严重，但是她的父母担心她的智力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虽然相当聪明，但是跟不上其他同龄的孩子，她不喜欢学校而且有时候会逃学。以前她与母亲的关系是有感情并依赖的，但自从她开始上学以来就变了，她变得羞怯而沉默。我对她做了几次治疗都没有什么进展。已经清楚的是，她不喜欢学校，从她胆怯地说出来的事情以及其他意见，我已经能够做一些诠释。这些诠释制造了一些材料，但是我的感觉是自己无法用这个方法获得更多进展。有一次我又发现这个孩子没有反应并且退缩，我离开她，告诉她我稍后会回来。我到我自己小孩的婴儿房拿了一些玩具、车子、小人物、几块积木和一辆玩具火车，把它们放进箱子里，再回到病人那里。这个小孩之前并不曾画画或是从事其他活动，但她立即对这些小玩具产生了兴趣，开始玩起来。从这次游戏中，我推断两个玩具小人代表了她自己和一个小男孩（他是我之前曾听她提过的一个同学），看起来这两个小人的行为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其他玩具人偶被认为是在干预与监视，被厌恶地放在一旁。她玩这两个玩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灾难，例如摔倒或是撞车，这与焦虑升高的迹象一起重复着。这时候我提到她游戏中的细节并解释道：有些性活动似乎曾经发生在她与她的朋友之间，而之前她非常恐惧这一点会被发现，因而不信任其他人。我指出她在游戏时曾经变得焦虑，而且似乎就要停止游戏。我提醒她，她不喜欢学校可能与她害怕老师会发现她与同学的关系而惩罚她有关，最重要的是她很害怕，而且不信任母亲，现在她可能对我有同样的感受。这个诠释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她的焦虑与不信任刚开始时升高了，但是很快就转变为明显的释然。她的脸部表情改变了，虽然没有承认或否认我的诠释，但是接着她通过制造新的材料及变得更自由地玩耍与说话，显示了她的赞同，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更为友好而且较少怀疑。当然，与正向移情交替发生的负向移情一再浮现，但是从这一次治疗以后，分析开始顺利地进展。正如我被告知的，同时还有一些好的改变发生在她与家人的关系上，特别是她和母亲的关系。她对学校的排斥减弱了，对学业变得更有兴趣，但是她在学习方面的抑制，源于很深的焦虑，只能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地消解。

二

我刚刚叙述了使用我特别为儿童病人保留在箱子里的玩具（我将玩具装入这个箱子，第一次带到治疗室），证实它们对于她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经验和其他的经验，帮助我决定哪些玩具最适合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它们主要是：小的木头男人与女人（通常有两种大小）、汽车、独轮手推车、秋千、火车、飞机、动物、树木、砖块、房屋、篱笆、纸、剪刀、刀子、铅笔、粉笔或水彩、胶水、球与弹珠、橡皮泥和线。】我发现一件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小的玩具，因为它们的数量与多样性，能够让儿童广泛地表达各种幻想与经验。为了这个目的，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玩具必须是非机械性的，而且人形只有颜色与大小的分别，不应该显示任何特定的行业，它们非常简单的形式可以让孩子根据在游戏中所浮现的材料，将它们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因此他能够同时呈现各种经验与幻想，或者真正的情境。这也让我们有可能对于其心理运作获得一个比较连贯、有条理的图像。

与玩具的单纯简单一致，游戏室的设备也是简单的，它不包括任何精神分析所不需要的东西。【它们是可清洗的地板、自来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小沙发、几个靠垫及一个抽屉柜。】每个孩子的玩具被锁放在一个特定的抽屉里，因此他知道只有分析师和自己知道他的玩具及他与它们的游戏（相当于成人的自由联想）。上文所提到的那个我第一次用来给那个小女孩取玩具的箱子，就变成了个别抽屉的原型。而个别的抽屉则是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私密与亲密关系的一部分，代表了精神分析的移情情境。

我不认为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必须完全依靠我特别挑选的游戏材料，在任何情况下，儿童通常会自发地带来自己的东西，而这些玩具的游戏很自然就进入了分析的工作。但是，我认为由分析师提供的玩具，必须大致上符合我刚才描述过的那种类型，也就是简单而非机械性的小玩具。

不过，玩具不是游戏分析的唯一必需品。许多的儿童活动不时会在洗手台附近进行，洗手台那里应备有一两条小毛巾、杯子与勺子。有时他会画画、写字、涂色、修理玩具等，有时则会玩游戏，在其中他分派角色给分析师和自己，例如玩商店、医生和病人、学校、母亲与孩子的游戏等。在这种游戏中，儿童时常会扮演成人的角色，不只表达了他想要倒转角色的愿望，也显示出他如何感受父母或是其他权威者对待他的方式，或是应该表现的方式。有时候他会通过扮演父母的角色，对孩子（由分析师所代表）施虐，以发泄攻击性和愤怒。不论幻想是通过玩具还是戏剧化来表现，诠释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因为不论使用什么材料，基本的是要在技术层面下应用分析的原则。【上述玩玩具与游戏的例子，可见于《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二、三、四章），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 1929）。】

攻击性以各种直接或是间接的方式在儿童的游戏中被表达出来，经常是玩具坏了，或是当孩子更具有攻击性时，会使用刀子或剪刀攻击桌子或木片，水和颜料飞溅四处，使治疗室变成了战场。让孩子能够释放其攻击性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的移情情境中，破坏冲动会浮现，并且要观察这些破坏冲动在孩子心理中发生的后果。例如当孩子弄坏了一个玩具小人之后，罪疚感可能很快会随之而来，这种罪疚感不仅归因于真正的伤害，也归因于该玩具在孩子无意识中所代表的人物，例如弟弟、妹妹或是父母。因此，诠释也必须处理这些更深的层次。有时候根据孩子对分析师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断出不仅罪疚感，被害焦虑也是其破坏冲动的后果，以及他害怕被报复。

我已经时常能够对孩子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不能忍受对我身体的攻击。这样的态度不仅保护了精神分析师，对分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攻击如果没有加以约束，容易激发孩子过多的罪疚感与被害焦虑，因而增加治疗的困难。有时候我会被问到如何防止身体攻击的发生，我想答案是我非常小心地不去抑制孩子的攻击幻想。事实上，我给了他机会让他用其他方式将这些幻想付诸行动，包括对我口头上的攻击。我越是能及时诠释孩子攻击的动机，就越能够掌控情境，但是对某些患有精神病的儿童来说，有时候很难保护自己免于他们的攻击。

三

我发现，孩子对于他所损坏的玩具的态度是非常有启示性的，通常他会将这样的玩具（代表兄弟姐妹或是父母）放置在一边，忽略它一段时间，这表明他不喜欢损坏的客体，由于他有被迫害的恐惧——害怕那个被他攻击的人（由玩具所代表）变得具报复性而令自己陷于危险之中。这种迫害感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掩盖了同样因为他所造成的伤害而引发的罪恶感与抑郁感；结果是，罪疚感与抑郁可能强烈到导致了迫害感的再增强。不过，有一天这个孩子可能会在他的抽屉中寻找这个损坏的玩具。这暗示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够分析某些重要的防御，由此减弱了被迫害的感觉，并且使他们体验到罪疚感与想修复的冲动。当这件事发生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孩子与特定兄弟姐妹（玩具所代表的）之间的关系或是他的一般关系，都已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证实了我们的印象：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而且随着罪疚感与修复的愿望一起，过去曾被过度焦虑所阻碍的爱的感觉，现在也凸显出来。对另一个孩子或是同一个孩子在分析的稍后阶段，罪疚感与修复的愿望可能会发生在攻击行为之后，而且对于在幻想中已被他伤害的兄弟或姐妹所表现的温柔相当明显。这种改变对于性格形成、客体关系及心理稳定的重要性，再高估也不为过。

诠释工作的一个基本部分，是必须要亦步亦趋地跟随爱与恨之间的波动：一方面是快乐与满足，另一方面是被害焦虑与抑郁。这意味着分析师不应该对孩子弄坏玩具表现出不悦，但是他也不该鼓励孩子表达其攻击性，或是暗示他玩具可以被修复。换句话说，他应该让孩子能够在自己的情绪与幻想浮现出来时去体验它们。我的技术中始终如一的部分，是不使用教育或是道德上的影响力，而是完全恪守精神分析的程序，简而言之，包括了解病人的心理，并且向他传达在其中发生了什么。

游戏活动可以表达无限多样的情绪处境，例如：挫折与被拒绝的感觉、对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嫉妒、伴随嫉妒的攻击性、拥有玩伴和对抗父母的盟友的快乐、对新生儿或腹中胎儿的爱与恨及随后的焦虑、罪疚感、想要修复的冲动等。我们也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与细节的重复，经常与其幻想交织在一起。具有启发性的是：有时候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真实事件未能进入他的游戏或是自由联想中，而且，所强调的重点有时都落在了明显次要的事情上。但是，这些次要的事情对孩子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们激发了他的情绪与幻想。

四

许多儿童在游戏方面受到了抑制，这种抑制并没有完全阻碍他们进行游戏，但是可能很快会中断他们的活动。例如，一个小男孩被带来做单次的面谈（在未来有可能进行分析，但是在当时父母亲要带他一起出国）。我在桌上放了一些玩具，他坐下后开始玩。很快，游戏发展成许多意外的事件：冲撞、玩具人摔倒，以及他想要再将它们站立起来，等等。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出非常多的焦虑，然而因为当时并未准备要治疗，我没有给予诠释。数分钟后，他悄悄地溜下椅子，说：“玩够了。”便走了出去。从我的经验来看，我相信如果这是治疗的开端，而且我诠释了他在对玩具的行动上所表现的焦虑，以及相应的对我的负向移情，那么我应该能够充分化解他的焦虑，让他继续游戏。

下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说明造成游戏抑制的某些原因。有一个3岁零9个月大的男孩（我曾在《儿童精神分析》中用“彼得”这个名字来描述他），他非常神经质，【这个孩子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他是帮助我发展游戏技术的案例之一。】他的困难是无法游戏、不能忍受任何挫折，羞怯而哀愁，不像男孩子，但有时却具有攻击性且傲慢自大，对家人的态度非常矛盾，特别是对母亲。她告诉我，彼得在一次暑假之后变得糟糕至极。在假期中，18个月大的他和父母同房，而且有机会观察到他们的性行为。在假期中，他变得非常难管，睡眠很差，并且夜里反复遗便在**——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样了。此前他可以自在地玩耍，但是那个夏天以后，他停止了游戏，并且对玩具非常具有破坏性。他对玩具除了破坏之外，什么都不做。不久之后他的弟弟出生了，这更增加了他的困难。

第一次治疗时，彼得开始游戏，他很快就让两匹马撞在一起，而且对不同的玩具重复同样的动作。他还提到了他有一个小弟弟。我对他解释说：马匹与其他互撞在一起的东西代表了一些人。他刚开始时排斥这个诠释，后来就接受了。他又将马匹撞在一起，说它们要睡觉了，然后用积木将它们盖起来，又说：“现在它们死了，我把它们埋起来。”他将汽车头尾相接排成一列（在后来的分析中，这种排列方式清楚地象征了他父亲的阴茎），让它们成列行驶，然后突然发起脾气，将它们丢到房间四处，说道：“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圣诞礼物弄得粉碎，我们什么也不要。”因此，摔他的玩具在其无意识中代表了摔他父亲的**。在第一次治疗中，他真的弄坏了几个玩具。

在第二次治疗中，彼得重复了第一次治疗中的某些材料，特别是将汽车、马匹等撞在一起，并且再次提到他的弟弟。因此，我解释说他在向我显示他的父母是如何将他们的**撞在一起的（当然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还认为他们这样做导致了小弟弟的出生。这个解释引出了更多的材料，说明了他跟弟弟与父亲非常矛盾的关系。他把一个玩具男人放在一块积木上，叫这块积木是“床”，他把玩具丢下，说它“死了”，“完蛋了”。接着，他用两个玩具男人（他选择了他已经弄坏的玩具）重演了同样的事情。我解释说第一个玩具男人代表他的父亲，他想把他从母亲的**丢开，并杀了他；那两个玩具男人中的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则代表他自己，父亲会对他做同样的事情。他会选择两个损坏的玩具的原因是：他感觉如果他攻击父亲的话，父亲和他自己都会受伤。

这些材料说明了许多重点，对此我只提出其中一两点。因为彼得目睹父母**的经验，在他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激发了强烈的情绪，例如嫉妒、攻击性与焦虑，这是他在游戏中最早表达出来的东西。毫无疑问，他对此经验不再有任何意识层面的认知，也就是说这个经验被压抑了，而且他只能通过象征性的表现传达这一经验。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未曾诠释那些撞在一起的玩具是一些人的话，他也许不会产生在第二次治疗中所出现的材料，而且如果我无法在第二次治疗时对他显示他抑制游戏的某些理由（通过诠释他对玩具的破坏），他将很有可能（就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破坏玩具以后就停止游戏了。

有些儿童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像彼得或是那位只面谈一次的小男孩一样无法游戏，然而很少见到一个孩子会完全忽视摆在桌上的玩具，即使他不理会这些玩具，他仍然经常会让分析师洞察他不想玩的动机。儿童分析师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收集资料并加以诠释，任何活动，例如在纸上涂鸦、剪纸，以及任何行为的细节，例如姿势或面部表情的改变，都能够提供关于孩子心中正在发生什么事的线索，都有可能与分析师从孩子父母那里听到关于其困难的事情有关。

我已经说了很多诠释对于游戏技术的重要性，并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内容。这带来一个我常被问到的问题：幼儿在智力上能够理解这样的诠释吗？我和同事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如果诠释与材料中的明显部分有关联的话，这些诠释就可以被充分理解。当然，儿童分析师在给予解释时，必须尽可能地简明与清楚，也应该运用孩子的表达方式。只要将孩子呈现的材料的基本要点转译为简单的话语，就能够触及那些在当时最为明显的情绪与焦虑。孩子在意识上与智力上的了解，通常都是一个“后续的”过程。对于儿童分析的新手来说，一个有趣而令人讶异的经验是，即使在非常小的幼儿身上，也能发现获得洞识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通常远比成人要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加以解释：幼儿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联系比成人更为紧密，而且婴儿期的压抑比较不那么强烈。我也相信婴儿的智力经常被低估了，事实上他了解的比被认定的更多。

我现在要通过一个儿童对我诠释的反应，来说明我刚说的事情。彼得（我已经提供关于他的分析的一些细节）曾强烈反对我这样的诠释：被他从“床”上摔下来的那个“死掉了”、“完蛋了”的玩具男人代表了他的父亲（诠释对所爱的人的死亡愿望，通常会引起儿童极大的阻抗，与成人一样）。在第三次治疗中，彼得又带来了类似的材料，但是现在他接受我的诠释，并深思地说：“如果我是爸爸，有人想把我丢到床后面去，并且让我死掉，让我完蛋，我会怎么想呢？”这表明他不只修通、理解、接受了我的诠释，而且还认识到了更多。他了解自己对父亲的攻击感觉是造成他害怕父亲的原因，以及他曾经将自己的冲动投射到父亲身上。

游戏技术的要点之一始终都是移情的分析。如我们所知，病人在对分析师的移情中重复了早期的情绪与冲突。我的经验是：通过在我们的移情诠释中，将病人的幻想与焦虑追溯到其起源处，也就是婴儿期以及他与最初客体的关系上，我们就能从根本上帮助病人。因为通过重新体验早期的情绪与幻想，并且了解它们与原初客体的关系，病人就能够在根源上改变这些关系，因此有效地减弱焦虑。

五

回顾我最初几年的工作，我想挑出一些事实来加以讨论。在本文开头处，我曾提到：在分析最早的儿童病例时，我发现我的兴趣集中在其焦虑及对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带领我更深层地进入了孩子的无意识和幻想生活中。这种特别强调背离了精神分析的观点——诠释不该进入无意识太深，而且不应该经常给予诠释。即使这样做涉及了技术上很彻底的改变，我仍然坚持我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方式带领我进入了新的领域，因为它开启了对婴儿早期幻想、焦虑与防御的了解，这些在当时大多仍然是尚未加以探索的部分。当我开始将我的临床发现做理论性的阐释时，我觉得这一点变得清楚了。

在对莉塔的分析中，令我惊讶的现象之一是她的超我非常严厉。我曾经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描述了莉塔如何惯于扮演严厉与惩罚的母亲，这个母亲对待（由洋娃娃或是我所代表的）孩子非常残酷。而且，她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她极度需要受到惩罚、她的罪疚感及夜惊，都让我认识到严厉而冷酷的超我在这个2岁零9个大的孩子（很清楚是回到了更早的年龄）心中运作着。这个发现在其他儿童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我得到的结论是：超我发生于较弗洛伊德所假设的更早的阶段。换句话说，我发现他所构想的超我，其实是延续好几年发展的最终产物。更进一步观察的结果是：我认识到超我是某种被孩子感觉为以具体的方式内在运作的东西，它包含了各种从他的经验与幻想中建立起来的形象，它源自于他已经内化（内射）其父母的那些阶段。

这些观察接着在分析小女孩时带来了一个发现，即首要女性焦虑情境（female anxiety situation）：母亲被感觉为原初的受害者，她是外在与内化的客体，攻击孩子的身体并从孩子身上拿走她想象的孩子。这些焦虑是源自女孩幻想中对母亲身体的攻击，目的是抢夺其内容，也就是粪便、父亲的阴茎及孩子们，并导致了害怕受到类似攻击的报复。我发现这种被害焦虑与很深的抑郁及罪疚感结合，或交替发生着。这些观察继而带领我发现了“进行修复”的倾向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的修复，比弗洛伊德对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抵消”与“反向形成”的概念更为宽广，因为它包括了各种过程。借由这些过程，自我感觉自己抵消了在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而且恢复、保存并复活了客体。这种倾向的重要性，与罪疚感息息相关，也在于它对所有升华和心理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在研究对母亲身体的幻想性攻击时，很快就发现了肛门与尿道的施虐冲动。上文中我曾提到，在莉塔的案例（1923）中，我认识到超我的严厉，对她的分析极大地帮助我了解到，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如何成为罪疚感与被害感的诱因。有许多案例使我更加清楚破坏冲动的肛门与尿道施虐性质，其中之一就是我在1924年分析的一个3岁零3个月大的女童楚德（Trude）。【参见：《儿童精神分析》。】当她来找我治疗时，她受苦于各种症状，诸如夜惊与大小便失禁等。在其分析早期时，她要求我在**假装睡觉，然后她说要攻击我，要看我的屁股里有没有大便（我发现大便也代表了孩子们），她要将它们取出来。在这种攻击之后，她蜷缩在角落里，假装她在**，自己盖上抱枕（这是要保护她的身体，而且也代表了孩子们）。在此同时，她真的尿湿了，而且清楚显示她非常害怕会受到我的攻击。她对于已内化的危险母亲的焦虑，证实了我最初在莉塔的分析中所获得的结论。这两个分析都是短期的，部分原因是父母们认为已经达到足够好的进展了。【莉塔分析了83次，楚德分析了82次。】

不久之后，我确信这种破坏冲动与幻想可以追溯到口腔—肛门冲动与幻想。事实上，莉塔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有一次她涂黑一张纸，然后把它撕碎，把碎纸丢进一杯水中，并将嘴凑上前去像要喝下它，同时轻声小心地说道：“死女人。”【参见：《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35），《克莱因文集Ⅰ》。】这种撕纸与弄脏水的行为，我曾将其理解为表达了幻想中对母亲的攻击与谋杀，而这样的幻想又引发了怕遭受报复的恐惧。我已经提过，正是通过楚德这个案例，我才意识到这种攻击中特别的肛门与尿道施虐性质。不过，在1924年到1925年间所做的其他分析案例中[露丝（Ruth）与彼得，两者都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有所描述]，我也注意到了口腔施虐冲动在破坏性幻想与相应的焦虑中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因此在儿童分析中所找到的资料，充分地证实了亚伯拉罕的发现。【参见：《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因为这些分析比莉塔和楚德的分析持续更久，【露丝分析了190次，彼得分析了278次。】它们给我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观察范围，让我对正常与不正常的心理发展中，口腔期的欲望与焦虑所扮演的基本角色获得了更完整的洞察。【对亚伯拉罕的发现的重要性的不断确信也是我在他那里接受分析的结果。我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在14个月后因为他的疾病与死亡而被迫中断。】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已经在莉塔与楚德的分析中认识到了对一个受到攻击而恐怖吓人的母亲的内化——也就是严厉的超我。在1924年与1926年之间，我分析了一个病得很重的孩子。【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章中，是以“厄娜”（Erna）这个名字来描述的。】通过对她的分析，我得知了许多关于这些内化的特别细节，以及构成偏执焦虑与躁郁焦虑的基础的幻想与冲动。由于我了解她内射过程的口腔与肛门性质，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内在迫害情境，我也更加注意到内在迫害如何借由投射的方式来影响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其嫉羡与恨的强度完全显示了它源自与母亲**的口腔施虐关系，而且与其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交织在一起。在1927年第十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厄娜的案例为我所报告的许多结论的基础铺设有很大的帮助，【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特别是以下观点：在口腔施虐冲动与幻想达到高峰时所建立的早期超我，构成了精神病的基础。两年之后，我将这个观点加以扩展，强调口腔施虐性对于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性。【参见：《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与我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那些分析相一致，我也在一些男童身上进行了一些关于焦虑情境的有趣观察。对男孩与男人所做的分析，充分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阉割焦虑是男性首要的焦虑。不过我认识到，由于早年对母亲的认同（在这个女性位置上进入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男人与女人一样，对身体内部遭受攻击的焦虑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焦虑以各种方式影响并形塑了他们的阉割恐惧。

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与她所包含的父亲的攻击所产生的焦虑，在两性身上都被证实是构成“幽闭恐惧症”的基础（包括害怕被拘禁或是埋藏在母亲体内的恐惧）。举例来说，这些焦虑与阉割恐惧的关联，可见于失去阴茎或是将其摧毁在母亲体内的幻想，这些幻想可能导致**。

我发现有关攻击母亲身体以及被外在与内在客体攻击的恐惧，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强度，这暗示了它们的精神病性质。在探索儿童与内化客体的关系时，各种内在迫害的情境及精神病性质的内容变得清楚了。此外，我也认识到对被报复的恐惧，源自个体自身的攻击性，因此我认为，自我的最初防御是要应付因为破坏冲动及幻想所激发的焦虑。当追溯这些精神病性质的焦虑至其起源时，我一再发现它们是来自口腔施虐性。我也了解到与母亲的口腔施虐关系，以及内化那被吞噬（devoured）而具有“吞噬性”（devouring）的**，创造了所有内在迫害者的原型。而且，一方面是内化受伤而可怕的**，另一方面是内化满足的、有帮助的**，两者形成了超我的核心。另外一个结论是：虽然口腔焦虑先发生，但来自所有来源的施虐幻想与欲望在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就已经开始运作了，而且与口腔焦虑重叠着。【这些与其他结论，见于我曾提及的两篇文章，即《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和《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我在上文所描述的婴儿期焦虑的重要性，也会在病情严重的成人分析中表现出来，其中有些是边缘型精神病（border-line psychotic）案例。【大概是在分析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只分析一个月）时，我了解到精神病性质的焦虑，以及需要诠释这些焦虑的迫切性。在1922年，一个准备去度假的同事要我帮他照顾一名精神分裂病人一个月。从第一个小时开始，我就发现我不该让病人有任何时间保持沉默，我觉得他的沉默意味着危险。每当这样的状况发生时，我就会诠释他对我的怀疑，例如：我和他的叔叔密谋要让他再度受到禁制（他最近才被解除禁制），这些材料是他在其他场合曾经表达的。当我如此诠释他的沉默（将其与先前的材料联结）时，他便会坐起来，以威胁的语气问我：“你想把我送回疗养院是吗？”不过他很快就安静下来，开始更自由地说话。这显示了我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对他的怀疑及被害的感觉做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对我的正向与负向移情发生了。但是曾经有一度，当他对女人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地浮现时，他要求我给他一位可以帮助他的男性分析师的名字，我告诉他一个男性分析师的名字，但是他从未联系过这位同事。在那个月期间，我每天见这个病人，那位要我照顾这个病人的分析师回来时发现有些进展，希望我继续分析，我拒绝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在没有任何保护或其他适当的安排下治疗一个妄想症病人的危险性。在我分析他期间，他经常在我房子对面站几个小时，仰望我的窗户，只有少数几次他按了门铃要求见我。我要提一下的是，不久以后他再度受到禁制。虽然我在当时没有从这次经验中获得任何理论性的结论，但我相信这个分析的片段也许促成了我日后对婴儿期焦虑的精神病本质的洞识，以及我的技术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经验帮助我获得更进一步的结论，比较我在厄娜（无疑是妄想症）与一些病情较轻（只能被称为神经症）的儿童身上所发现的幻想与焦虑，使我相信精神病性质的（妄想与抑郁）焦虑构成了婴儿期神经症的基础。在成人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我也做过类似的观察。所有这些不同的探索途径带来了如下假设：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是正常婴儿期发展的一部分，并在婴儿期神经症过程中获得表达与修通。【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发现了正常与神经症之间并没有结构上的不同。这一发现在理解一般的心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我的假设是：在婴儿期，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构成了婴儿期神经症的基础，这个假设是对弗洛伊德发现的延伸。】不过，为了要揭开这些婴儿期的焦虑，分析必须进入无意识的深层，这一点适用于成人与儿童。【我在上一段中提出的结论，可以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找到完整的阐释。】

在本文的引言中已经指出，我的注意一开始就集中在儿童的焦虑上，而且我发现透过诠释可以减轻这些焦虑。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使用游戏的象征性语言。我认为游戏是儿童表达方式的基本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积木、小人、车子不只代表了儿童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在他玩这些玩具的时候，它们总是具有各种象征的意义，这些意义和他的幻想、愿望及经验密切相关。这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也是我们在梦中所熟悉的语言，我发现借由类似于弗洛伊德诠释梦的方式来研究儿童的游戏，能够触及儿童的无意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每个儿童使用象征的方式与其特定的情绪与焦虑，以及与分析中所呈现的整个情境之间的关联，仅仅概括性地转译象征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我肯定了象征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获得了关于象征形成过程的理论性结论。对游戏的分析已经说明，象征不仅使儿童能够转移兴趣，也能将幻想、焦虑与罪疚感转移到物体而不是人身上。【就此而论，比较恩斯特·琼斯博士的重要文章《象征的理论》（The Theory of Symbolism, 1916）。】因此在游戏中可以体验到很大的释放，对儿童来说，这是游戏如此重要的许多因素之一。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彼得，当我解释他破坏一个玩具人偶是代表对弟弟的攻击时，他向我指出：他不会对他真正的弟弟做这样的事情，他只会对玩具弟弟做这种事。我的解释当然使他清楚他想攻击的是真正的弟弟。不过，这个例子说明只有通过象征的方式，他才能够在分析情境中表达他的破坏倾向。

我也获得了这样的观点：在儿童身上，严重地抑制象征的形成与使用，以及抑制幻想生活的发展，都是严重紊乱的迹象。【《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我认为这种抑制及其所导致的与外在世界和现实关系上的紊乱，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这个结论已经影响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沟通方式的了解，也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要稍加一提的是，从临床与理论的观点来看，我发现我同时分析成人与儿童是很有价值的，我因而能观察到婴儿的幻想与焦虑在成人身上仍在运作，而且能够评估幼儿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如何。通过比较病情严重的儿童、神经症儿童与正常的儿童，并且了解到具有精神病本质的婴儿期焦虑是成人神经症的病因，我获得了上述的结论。【正常、神经症与精神病三者之间，除了共同的特征之外，其根本差异我在此无法加以讨论。】

六

在分析成人与儿童时，追溯其冲动、幻想与焦虑至它们的起源，也就是追溯到其对母亲**的感觉（即使对未曾接受**哺乳的儿童也是一样），我发现客体关系几乎从出生就开始了，并发生在第一次的哺乳经验，而且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客体关系密切相关。我也发现儿童对外在世界的经验（不久即包括了与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关系），始终受到他所建构的内在世界的影响，而且前者又反过来影响了后者。另外，由于内射与投射从生命一开始就共同运作，外在与内在情境始终都是互相依存的。

在婴儿心中，母亲主要以彼此分离的“好”**与“坏”**出现，而且，在几个月内，随着自我整合的逐渐增长，对比冲突的方面开始被合成在一起。这些观察帮助我了解到分裂过程与分开好坏形象的重要性，【《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以及这些过程对自我发展的影响。自我合成了客体好的（被爱的）与坏的（被恨的）方面，导致了抑郁焦虑的发生，从这个经验中获得的结论，接着又将我带到抑郁位置的概念（抑郁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达到高峰）。在此之前是偏执位置，这个位置跨越最初的3—4个月，其特征是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后来在1946年，【《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我重新阐释我对生命最初3—4个月的观点时，我称这个阶段为（费尔贝恩所提出的）【费尔贝恩，《再修订之精神病与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 of Psychoses and Neuroses, 1941）。】“偏执—分裂位置”，而且在建构完成其意义时，我试图将我对分裂、投射、迫害与理想化的发现统合起来。

我对儿童的分析工作，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理论性知识，越来越影响着我对成人所用的技术。“源于婴儿期心理的无意识，必须要在成人阶段加以探索”，一直是精神分析的教义。我对儿童的经验，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将我带向比以往更深的地方，也形成了一种技术，使得触及这些层次成为可能。特别是我的游戏技术，已经帮助我看出哪一种材料是当下最需要加以诠释的，以及最容易向病人传达诠释的方式。我可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运用在成人的分析中。【游戏技术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儿童工作，例如儿童指导（child guidance）与教育方面。在英国，由于苏珊·艾萨克斯在马丁家庭学校（Malting House School）所进行的研究，教育方法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她关于这方面工作的书被广泛阅读，并且对本国的教育技术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特别是与幼儿有关的领域。她的方法强烈地受到她对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游戏技术）有深入认识的影响。在英国，精神分析对儿童的了解，对教育发展的贡献，主要是由于她的缘故。】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不意味着用于儿童的技术与用于成人的方法一样。在分析成人时，虽然我们往回追溯到最早的阶段，但非常重要的是要考虑成人的自我，就像在儿童的分析中，我们要注意到婴儿自我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

更充分地了解最早的阶段，以及幻想、焦虑与防御在婴儿情感生活中的角色，同样也说明了成人精神病的固着点，因而开启了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病人的新方向。这个领域——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精神分析，需要更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某些精神分析师（本书所描述的）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完成的工作，似乎肯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