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代教育学专家，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从事教育和教育研究的老革命干部和教育专家。王焕勋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开封、洛阳等地做救亡工作。1938年赴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参加了华北联合大学的创建工作，后来又在边区政府担任地方教育工作，并在《教育阵地》上发表多篇文章。1947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徐特立主持的教育研究室工作。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王焕勋转到华北大学二部讲授教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华北大学并入新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王焕勋担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王焕勋继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那时，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先后开办了教育学研究生班和教育学大学教师进修班，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教育学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的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教师大多都是王焕勋的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建设新中国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王焕勋就担负起了这个承上启下的工作。他以高度的热情投入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工作。他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苏联教育学理论，一面以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为基础，领导了新中国第一个教育学教研室的工作。为了更好地理解苏联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王焕勋撰写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教育学上的三个基本概念：教育、教养、教学》一文，《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全国教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王焕勋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于苏联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影响，学术界一直有议论。但历史地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向苏联学习除了有政治因素以外，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苏联教育学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人类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强**育主要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实现的，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强**师的主导作用等，这些理论对恢复和稳定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学校教学秩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苏联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这是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的。新中国初期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总结，但它在我国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是难以抹去的。王焕勋应是新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以后，王焕勋已步入晚年，但他仍然为中国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培养教育学科研究人才而努力。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久国务院成立了学位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王焕勋担任了第一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成为我国第一批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并开始培养我国第一批教育学科研究生，这批研究生现在都是我国教育理论界的骨干。王焕勋为教育学科的研究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教育科学“七五”规划期间，王焕勋率领他的团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项目“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其成果《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获国家图书一等奖。王焕勋为该书撰写了《前言》和《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教育的论述》一文。该文认真研究了马克思的英文原文，澄清了许多因翻译中的误译所造成的对马克思关于教育论述的误解，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一书虽然执笔的作者不同，但是是在王焕勋带领的团队集体讨论研究后完成的，渗透了王焕勋的教育思想和心血。

王焕勋在老解放区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可惜当时均以笔名署名，今天已难以考证，无法收集到这本集子中来，实在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我们这里收集了《教育阵地》杂志中有关文章版面照片，以作纪念。

王焕勋学贯古今，无论是对儒家教育学说，还是现代教育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治学十分严谨，轻易不动笔写文章。但一旦文章发表，总是散发出真知灼见的光芒，就如上面列举的几篇文章，都对新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

应该说，“**”以前和“**”中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缺乏研究和自由发表意见的环境。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迎来了教育科研的春天。但这时王焕勋已步入晚年，身体老弱多病，再加上他的严格谨慎，常常是述而不作，所以发表的论文不多。但仅就我们收集到的几篇论文而言，篇篇堪称经典之作。加上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教育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建设，他应该称得上是新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

[1] 写于2010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