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扬陶行知教育思想[1](1 / 1)

——《陶行知选集》序

明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了推动陶行知研究深入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教育中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河北省陶研会推出了《陶行知选集》这套书。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革新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陶行知受到当时进步教育运动杜威教育思想的启发,结合中国国情,把杜威的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颠倒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新主张,创造了“生活教育”的思想。

陶行知在解释为什么这样倒过来时说:

“教育即生活”是拿教育做生活,好教育固然是好生活,八股的教育也就造成八股的生活。“生活即教育”,根本上可以免除这种毛病……

“生活即教育”,教育极其广阔自由,如同一个鸟放在林子里面;“教育即生活”,将教育和生活关在学校大门里,如同一个鸟关在笼子里面。

“生活即教育”,是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教育范围以内,这是极有力量的。譬如与农民做朋友,是极好的教育,平常都被摈弃在课程以外。其他有效力的东西,也是如此。

“生活即教育”,是叫教育从书本的到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

他在解释“社会即学校”时说:

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因为在这样的办法下,不论校内校外的人,都可以做师生的。“学校即社会”,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有人愿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得受益。[2]

五四运动时期他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提倡女子教育、学生自治等主张,力图中国教育之革新。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伟大的平民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平民教育热潮。陶行知先生是我国平民教育的先驱。他在1923年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在多处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1927年以后,积极提倡乡村教育,认为中国教育应该为最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以普及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的乡村社会。提倡普及教育,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等。

普及教育就要有教师,他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具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的教师。由于他支持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爱国运动的政治活动家。九一八事变以后,陶行知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人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号召。抗战期间,陶行知致力于战时教育,并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陶行知先生一生写了许多著作,不仅有政治论文、教育著作,还有诗歌、散文。他在宣传他的教育主张时,也常常用诗歌、散文,使平民大众易懂易学。例如他写道:

“人有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又如:

“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得呼吸。”

再如:

“儿童是新时代之创造者,不是旧时代之继承者。

儿童是创造产业的人,不是继承遗产的人。

儿童生活是创造、建设、生长,不是继承、享福、做少爷。”

以上这些不都是充满着诗意吗?

改革开放以来,已出版了两部《陶行知全集》,一部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一部是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现在为什么又要出版《陶行知选集》?编者认为前面两部全集都很好,但篇幅过大,不容易为大众教师所普及,查验也不方便,所以他们精选一部分陶行知先生的主要代表作,而且加以分类编辑,便于广大教师检索、查阅、学习。编者还别具匠心地把陶行知先生不仅作为教育家,而且作为民主政治家、现代文学家,分别选编了先生的政论、诗歌、散文等。

《陶行知选集》主编边守正是原邢台学院院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河北陶行知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师范教育,忠诚于陶行知思想并付诸实践。副主编王兆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邢台市政协文史委特邀委员,崇敬陶行知先生,热衷于“生活教育”研究。他们十分用心地研究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思想,精选了这套选集。今天全国都在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相信这套选集的出版,将帮助广大教师认识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心、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

[1] 写于2010年8月29日。

[2] 《陶行知全集》第2卷,199~20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