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元——发展时期的高等教育投资政策问题与政策目标(1 / 1)

——“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同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切实抓好,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2001年发布的《十五计划纲要》则专章提出“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的要求。这是中国首次将人才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并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使之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首次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其中突出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并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部署了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方针政策。2007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战略之一,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的十七大报告。由此,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非常规发展时期的问题与目标。在经济低迷、企业徘徊、市场疲软、人们预期不定之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图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在国内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成为政府最大的任务。经济学者在寻求解决经济困境的对策时,注意到了高等教育。教育投资作为生产性投资,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个人收益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学者们认为它是整体走向“过剩经济”时代时,唯一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最有潜力的市场。此时,高等教育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滞后和保守领域,一跃成为改革的主力军。

1999年2月15日《瞭望》周刊刊登了中科院国情分析室研究员胡鞍钢、施祖麟的文章《高教改革力度还应加大》,认为高等教育是今后最有潜力的居民消费新热点,也是最优先的投资领域。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是扩大内需最优先的利国利民工程,应当列入中央决策与地方决策最优先的议程。1999年2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提出设想:以每年增加25%~30%的速度,三年内使我国高校招生量扩大一倍(包括电大、成人教育等),从每年的20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即每人每年交学费10000元左右。经过他们的匡算,扩招最终能拉动1000亿元左右的投资和最终消费。不同意见者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钱小英在同年3月26日《经济学消息报》发表文章《教育刺激经济之说主观色彩过浓——评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启动内需方案》,认为发展高等教育还应从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考虑,逐步扩大其规模,而不宜将教育作为调节经济波动的手段,应避免在短期内对教育规模进行大幅度调整。钱小英还通过分析教育活动在短期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对就业将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主要从调节在校生规模的角度来看教育投入对短期经济的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并不大。她认为可以在现有学校规模的基础上扩大学校基建支出,对短期经济同样会产生影响,而且这种投入是可以弹性调节的。

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应对危机的指导方针和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强调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来。在中央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在综合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教育部门扩招政策终于出台。1999年6月25日,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以“今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为大标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震动。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在1999年以前已经开始执行,但这次的扩招幅度和社会影响确实远远大于以往。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3.7万人,而实际招生达到了159万人,增幅超过41.7%。

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在承担高等教育投资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1999年初,调整的招生规模已经比上一年增加21%。而6月份增幅达到了41.7%,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总规模有近270万人。对于这一计划,有关部门以部属高校为例,指出如果招生规模的增量连续四年不变,则宿舍等基础设施的扩建维修约需200亿元。扩展到全国的高校的话,这种基建投资的数额将成为天文数字。并且有关调查显示,全国600多所普通高校基本教学、生活设施的人均使用面积都低于教育部的有关标准。如果说原有调整计划是建立在现有资源配置基础上的,是一种“传统思路”,那么增扩计划需要打破传统思路,建立一种“非常规思路”,即从投资观念、投资体制、机制及运行方式上进行与旧体制的断裂,实现根本突破,才能保证扩招政策的良好执行。

——科学发展时期的问题与目标。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得我国开始对发展历程和发展观念进行反思。随着高校学费标准逐年上升,2002年普通高校学费收入已占高校事业性经费支出总额的34.1%。政府对高校的拨款比例2000年为55%,2002年为48%,而学校自筹比例2000年为44%,2002年为47.40%,呈依次上升趋势;在生均总经费支出中,普通高校学费占生均经常性支出比例2000年为27.70%,2002年为34.10%,呈依次上升趋势。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开始受到质疑。从2003年下半年起,教育部开始高调批评“产业化”思路,围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村教育、义务教育、教育公平的关注逐渐取代了此前以数量、规模、速度为主的追求,促进教育公平逐渐成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2006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方针。宏观政策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顿改制学校的政策,以及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重在提高质量的政策。

正如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否则,作为改革的主导者,很难自动退出分管的利益配置权域。从2006年起,我国开始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控制高校招生数量的增长率为5%,将高等教育纳入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轨道。在投入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教育投入,“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教育公共政策的转变和调整不断在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