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经历了现代工业的突飞猛进，也遭受了人类历史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如果说20世纪是“人”的发现，人们不得不感怀关照人性的存在主义哲学，更为追忆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人物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确，雅斯贝尔斯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存在主义大师之一，其同时又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一位体贴心灵的精神病学专家，也是一位弘扬大爱的教育学家。他以深刻的生存哲学阐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广泛涉及历史学、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其在充满着艰辛与坎坷的一生中，努力探寻人类的普世价值，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涤**出灿烂的浪花，足以彪炳史册。

由于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雅斯贝尔斯思想的认识历程却是曲折的，甚至走入过一些误区。我们不妨简要回顾其教育思想特征及其中国化的传播历程，品读人类思想的广博与超然，这对于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大师和学习大师，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为西方思想巨人的雅斯贝尔斯也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如1963年出版的《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1963)一书中已关注到了雅斯贝尔斯的学术思想。不过，由于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该书只是在唯心主义哲学的标签下对其所谓“外在因我而存在”思想简要介绍。令人欣慰的是，同期海峡对岸的台湾则是另一番景象。台湾学者做出了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相继翻译出了其哲学乃至教育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诸如《悲剧之超越》《雅斯培论教育》等。①

随着中国思想的开放，作为当代世界哲学主要思潮的存在主义也开始被人们所正视，作为其重要奠基人的雅斯贝尔斯也开始受到大陆学者更为广泛的关注。如王玖兴、叶秀山和刘放桐等人较早展开了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想的具体阐述与评论。②值得一提的是，王玖兴曾亲历雅斯贝尔斯之大师风采，对其思想也有着最直接而深刻的感受。这三位学者都较为系统地解读了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并就其生存、自由、交往和超越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讨论。

当前人们对于雅斯贝尔斯的研究更为活跃，有关的个人传记或思想肖像类的著作也已在中国陆续出版。但是，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所言：“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如果一种哲学理论对教育上的努力毫无影响，这种理论必然是矫揉造作的。”①的确，雅斯贝尔斯一生都未曾离开大学讲坛，课堂更是广受学生们的欢迎，其教育思想对世界的影向同样也是深远的。由此可知，教育思想与哲学思想往往是水乳交融，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如何进一步挖掘分析其教育思想，乃至进一步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服务，这位思想大师的忠告仍是我们进行教育思考的无限宝藏。

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什么是教育》(Was ist erziehung)一书中。这是在他逝世后不久出版的一部具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倾向的重要著作，中国也于1991年翻译出版。此外，其关于教育思想的另一经典著作——《大学之理念》(Die Idee der Universit?t,1923)也于2007年在大陆翻译出版，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再次推动了国内雅斯贝尔斯教育思想研究的热潮。比如我国学者董云川在其《找回大学精神》一书中开宗明义，对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并非常肯定地认为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就是大学评价的最好依据。①

随着雅斯贝尔斯教育著作的广泛传播，雅斯贝尔斯教育思想的研究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总的来说，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成为了之后我国相关教育思想研究的基调，形成了人们认识上的一种共识。人们也往往从其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来理解其教育观，②通过对其教育的本质、目的、过程、方式、内容、作用以及师生观的阐述，集中揭示了雅斯贝尔斯教育思想中“自由、生成和交往”等基本哲学主题，并进一步分析了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教育观是以培养生命实体与精神实体共同发展的“全人”为最高目的。

教育领域一直是是非争议之地，但今天它却成了千人一面的僵死格局。如果教育是作为一种信仰的表达或经验和知识传达的纯粹交流，并从属于团体建构的世界的话，那么,教育就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争议。

自由思想的确是雅斯贝尔斯思想的核心，不过，这种自由观并不是无节制的自由，更不是一种需要外在世界的妥协而获取的自我发展的自由，而是一种发自内在秩序的自觉而且有自制的自由，其完全是依靠内在的一种完满精神所引导的。人们对其有关大学生的学习自由研究发现，雅斯贝尔斯的自由思想是以人的本质问题为切入点，从而引出了人的实在状态，即人是任其发展的自然体，所以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按其心性进行选择和做出决定的自由。同样，学习的过程本就是一个自由选择和自由操作的过程，这也是大学任务的根本性规定，即大学是一个充满精神自由并且需要追求精神自由的地方。

交往问题无疑也是雅斯贝尔斯教育思考的重点，其在有关儿童教育和大学教育论述中都有较为丰富的体现。他所希望的儿童教育，不是外界的强硬灌输，而是随着儿童自己的心性的发展，不断地引导其积极因素，促进其发展，最终唤醒其内在关于自我的一种意识。所以，雅斯贝尔斯一直在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他对教师无视学生、年复一年的重复知识的教学非常反感，同时他也反对教学中漠视知识的短视行为，似乎是把学生当成顾客，一味地奉迎而不负责任。在他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无法使学生习得自主而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思维。

若对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综合分析，人们也试图将其总结出五大关系，具体为交往论、汲取论、陶冶论、权威论和态度论等。①不过就总体而言，国内有关论文大多以《什么是教育》一书为基础而进行分析，其主线基本上是以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想为前提，进而阐发其教育的本质、目的、方式、过程、功能以及师生观思想，总的说来内容多为重复性的解读，新意不足，似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嫌疑。

应该看到，德国自威廉·洪堡(Wilhelm vonHumboldt,1767-1835)掀起的柏林大学改革而确立了现代大学模式以来，提出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大学范式，学术自由精神统领下的教学科研相统一思想就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然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大学作为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更是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其必须面临更多的现实考验。特别是德国大学在经过阿尔特霍夫体制(Althoff System)以及法西斯专政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弘扬洪堡精神也就成为大学发展的活力所在。

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1897-1907年任普鲁士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其在职期间为德国的大学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由于其作风强硬，频频干预大学的人事任免及学术自由，人们习惯上也称当时的教育体制为“阿尔特霍夫体制”。

针对德国当时的教育状况，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在《法兰克福报》等宣传媒体上有着较为系统的批评。他认为，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那种长期耍政治手腕的统治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毁坏了已有的文明，而且不能容忍任何新文明的诞生，德国大学的学者已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灵魂，学者与教育部当局都在围绕着权力运转，在权力面前人人趋炎附势。他发现，如同工人阶级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后被异化了一样，学术研究者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机制所异化了，新型的教育官僚制度化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都进入了困境，它们无法解决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失望。存在主义则在这样的夹缝中赢得了发展的机会。存在主义所提出的人本关怀思想，不仅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人的关注度，更加强调了个人在社会中所获得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地位。若要真正理解存在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我们在认识雅斯贝尔斯的同时，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存在主义大师同样不可忽视，这就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两位学者处于同一个社会背景下，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哲学与教育思想。两人由于彼此的思想欣赏而成为朋友，又因为思想分歧而产生不快乃至最终的疏远。其实，两人的分歧不仅仅反映出他们各自思想的冲突，恰恰也反映出了那个大时代背景下两种明显的教育思想倾向。当时的德国教育危机凸显，有些学者寄希望于外部的改革上，而有些学者则坚持教育自身的改革。海德格尔属于前者，雅斯贝尔斯则属于后者，两人分歧可见一斑。当然，两人思想的交锋，更多地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有研究发现，雅斯贝尔斯的办学思想是以大学的古典模式为榜样，寻求大学的新开端，以此重新塑造大学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而海德格尔则对大学变革的彻底性把握不足，希望大学能够在德国的固有传统之上进行渐进式的发展，逐渐脱离外界的影响，而获得大学的自由发展。①

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在人类教育思想丛林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他既不同于德国传统的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教育，也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相去甚远。他明确地谈道，“美国的学校教育已经被杜威害人的基本原则弄得乱七八糟，孩子们已经为他们学的太少而争执，大学则抱怨他们的预备教育太差。”①他认为，杜威教育理论虽然也倡导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学的自由，但由于其过于追求教育的实用性而忽视人类精神的养育提升。

教育工作者进行哲学思考，这不仅仅是追求知识的丰富，更要感受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这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过一种哲学的生活也意味着，严肃地对待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关于幸福与伤害，成功与失败，晦暗与混乱的经验。它意味着不要忘却内心保有我们的经验；不要为种种问题所纷扰，而要透彻地思考它们；不要把事务视为当然，而要详细阐明它们。”②

雅斯贝尔斯本人从生存、自由与超越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础出发，对教育的本质、方法以及各个阶段的教育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处处闪烁着心灵的呼唤，反映了其对教育认识的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他反对采用强迫的教育方法，认为所有外在强迫都不具有教育作用，相反，对学生精神害处极大。他同时也指出，“只有导向教育的自我强迫，才会对教育产生效用。”他批评当时一些学校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认为那样削弱了学生的“反思能力”和“反复思考的习惯”。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学生仅仅获得知识是不够的，他们还应成为“全人”(the whole man)。总之，雅斯贝尔斯的教育理想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也是凸显人类精神品质的现代教育，这是一种将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相结合的文化教育，是整个人的教育，这也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谓教育是“归属于所有人的事业”。

我们说，世界近代的教育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德国教育史。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国度，教育名家可谓群星璀璨，这里既有教育学泰斗赫尔巴特所创立的科学教育学，更有师范教育奠基人第斯多惠(Friedrich Adolf WilhelmDiesterweg,1790-1866)、幼儿教育开创者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bel,1782-1852)等，无不表明其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领先地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盛产哲学的德国，同样也是盛产教育思想的国度。正是由于德国自始就是一个思考的国度，更是不断孕育和激发教育思想的国度。在世界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世界所思考的教育问题，德国人都已经在深深的思考之中。那么,一直身居讲台之上的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又是如何思考教育问题的呢?这也正是我们所致力探求的内容。

雅斯贝尔斯将哲学教育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学习哲学知识，也就是学习哲学史，学习有关各种观念的知识。第二是参加研究和讨论，学习如何进行哲学式的思考。第三是使哲学思考转化为日常的生活，即对无法说出来但在内心却始终感受到的、引导个人精神前行的东西的阐述，所谓“思考并不等于行动，真正的决定是通过行动来实现的”。同样，对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本人的认识，也可以分为不同的认识阶段，我们希望通过对其思想的认识挖掘，逐渐内化为我们个人的工作原则乃至一种教育的生活方式。

德国教育思想的盛宴

1.洪堡的现代大学制度

威廉·洪堡于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提出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统一的思想，并确立了学术自由的核心地位。他对柏林大学的改革迥别于传统的中世纪大学，开创了现代高等教育模式，在19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所以人们通常将现代大学制度与洪堡的名字相联系，称其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始人。

2.赫尔巴特的教育学

教育学一直是以深刻的理论作为其思辨的工具，然而，赫尔巴特则把这种思辨提升到科学的证明。他提出要运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为教育学服务，使教育学开始走上了一条科学的道路。他1806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学》则为其科学教育思想做了深刻的论证，这不仅是他教育事业上的一个成果，更是世界教育发展史的里程碑。

3.第斯多惠的师范教育

第斯多惠于1813-1818年任模范学校教师，1820年出任德国著名的梅尔斯师范学校校长，成绩显赫。正是由于其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对师范教育有着自己最为深刻的感受。1835年出版的《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一书，成为师范教育领域内的典范之作，其为师范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被称为“师范教育之父”。

4.福禄贝尔的幼儿教育

福禄贝尔一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儿童教育。他首先发明了“恩物”这种联系父母与儿童的感情，开发幼儿动手与动脑能力的玩具制作，之后于1840年开办了幼儿园，并在其中设置游乐场，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福禄贝尔为幼儿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后人把其称为“幼儿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