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特点：新旧交替的非连续性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这一点我想不必讨论。问题是什么叫作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现实的历史总是表现为一种从旧到新的不断转变，而这种“转变（übergang）的经验，严格讲来，并不确保连续性，相反，倒证实非连续性”[1]。这就是说，非连续性是指新与旧之间的区分和界限，而历史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新与旧的活生生的不断交替。所以，在谈论历史之为历史的特点时，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非连续性。如果没有非连续性，即是说，如果没有新与旧的差别与更替，一切凝固不变，那也就不可能有历史。

2.非连续性包含连续性

但是，另一方面，历史的非连续性本身就包含连续性。历史的发展并非某种故步自封的东西按原样再现和重演，历史上过去了的东西总是在后来的或今天的新情况下以新的角色出现，这新角色之新不是在外表上“贴金”，而是生命的新生，是一种创新。就像父母虽已死亡，他们的生命却在子女身上得到了更新一样，历史上陈旧的东西虽已过去，其生命也在新事物中得到了更新。所以，历史上新与旧的交替、更换（非连续性）同时又是对新旧间界限的冲破和新旧间差异的融合，而这正可以叫作连续性。

3.连续性是对非连续性的超越，是新旧不同之间的相通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判然分明，这种情况表现在历史上就是古和今、旧和新之间的差别和界限，这也就是历史的非连续性。世界上不同的事物又是彼此相通的，相通的关键在于超越当前的在场者的限制，也只有这样的超越才能形成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同理，历史上的古和今、旧和新虽不相同而又彼此相通，相通的关键也在于超越，即超越古与今之间的距离、拆除新与旧之间的藩篱，具体地说，即冲破古以达于今，冲破旧以达于新，这也就是历史的连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流变的历史整体观。这也就是说，历史的连续性是对非连续性的超越，历史的整体观是靠历史的连续性而形成的。显然，这样来理解的历史连续性完全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相同性或同一性，不是什么可以完全复制、照样再现的“宗”，而是古今之间的相通相融。

4.通过对历史的理解，非连续性才具有连续性

历史上过去了的东西，其本身总是一去不复返的，它不可能原样再现和重演，但历史是人的存在的历史，历史事件一旦过去，它总会给后人留下对它的某种理解，这理解也可以说是对过去了的事件的一种提升和总结，正是这理解才使得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事件持存着、继续着，而这也就是历史连续性的具体内涵。说历史事件本身一去不复返，这是讲的非连续性；说通过对它的理解（这也就是历史事件的意义）而使它持存和继续，这就是讲的连续性。

前面说到过的冲破古以达于今、冲破旧以达于新，其所凭借的就是上述的理解过程。理解总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今人对过去了的事件的理解，因此，该理解就不仅包含着古和旧，而且必然包含今和新。也可以说，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就是古今之间的对话。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都是古今之间对话的结果，它既非单纯的古，也非单纯的今，而是古今的融合。在这古今的对话中，古固然影响着今，今同时也改变着古。

5.历史的变迁随着不断更新的理解而愈益远离其“宗”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过去的东西对后来的影响愈益减弱，而后来的东西对过去的东西的改变愈来愈加强，但过去的东西所延伸的范围却因此而不断扩大，其内涵和意蕴亦因此而不断加深和更新。所谓弘扬古的东西，我以为亦应做如是解，应着眼于延伸和扩大古的东西的范围，深化和更新古的东西的作用和意义。那种认为弘扬古的东西就是一意要维护和恢复旧的东西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旧的历史“原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可以变得愈益远离其“宗”，今人对旧的历史“原本”的理解往往非古人之所能意料和想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可以任凭今人随意解释）。特别是在国际交往极度发达、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冲撞和交融日益加剧的时代，它们“之间”的频繁对话也必然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对话的每一方及其传统。可以想见，世界的未来（当然不是短时期的而是长远的，甚至非常长远的）将是诸种“之间”的共融共通的性质愈益占上风的世界（这并不排斥差异性和特色），而那种想维护某一方的原貌的企图，想维护某种“宗”而使其不变的企图，将证明是徒劳的，那种所谓东西方之间只能一方不亮一方亮的断语只能证明是独断论。

6.理解过去是辞旧迎新的原则

对过去的理解也不是为理解过去而理解过去，理解过去必然指向未来。个人的历史是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历史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群体都有它自己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的基本理解，这个基本理解直接指引着这个民族或群体的未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该民族未来的命运。我相信历史学家会举出很多很好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无论如何，这也是历史进程的辞旧迎新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超越非连续性的历史连续性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则。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156页，台北版，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