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际兴趣重于审美兴趣

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尚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人们更多地重视日常实际生活的兴趣，对美的衡量标准往往深受现实的事物以及与意志、欲望联系在一起的道德观念即真与善的制约。哲学家们虽然以摹仿说的形式（审美意识的低级形式）把美同真与善做了区别，但事物的现实性和道德观念（真和善）却对美起着主导作用，真和善居于优先地位。

2.美从属于真

古希腊艺术常被称为摹仿性艺术，摹仿性艺术的特点就是摹仿现实事物，现实事物是衡量艺术的标准。正是根据这个标准，柏拉图才贬低艺术，因为它是对现实事物的摹仿，而现实事物又是对理念——真理的摹仿，艺术成了对摹仿的摹仿。所谓“同真理隔三层”说就是此意。[1]亚里士多德扩展了先前的摹仿的一般含义，认为艺术应摹仿事物的普遍性和理想性，而不是简单摹仿现实事物的形象。因此，就美与真的关系而言，亚里士多德比起柏拉图来倒是更深入了一步。但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仍然是真对美起主导作用，尽管他认为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哲学。按照摹仿说的观点来看艺术美，美显然是低于现实事物的东西。

3.美从属于善

摹仿性艺术也必然使艺术美受善的制约：摹仿就是再现，艺术既然是现实事物的再现，那么，道德的现实事物再现于艺术品中就是道德的，不道德的现实事物再现于艺术品中就是不道德的，艺术上的再现以实际生活中的善与不善来衡量。苏格拉底认为美的标准就是效用，对人有效用价值的就是美，没有效用价值的就不是美。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美放在从属于道德上的善的地位。善总是与人的意欲效用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不能把善理解为功利主义，就非功利主义这一点而言，美和善一样不是服务于外在目的的手段。柏拉图把艺术美看作是服务于和从属于善，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柏拉图断言：为了要把握善本身，需要通过美的东西，“尺度和比例处处都是和美与德行同一的”[2]。美的东西是善的显现，美因其本身有闪光、为人所爱，从而诱人从善，美追求善。[3]柏拉图虽然承认有不以道德为目的的艺术，但他又认为这种艺术很难与道德分开，而且道德艺术高于不以道德为目的的艺术。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把美界说为善：“美是一种善，美之所以能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4]

4.古希腊美学已区分了审美兴趣与实际兴趣

不过，古希腊艺术也有其区别于真和善的独具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艺术品具有比被摹仿的现实事物更多的意义。与此相应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审美兴趣有不同于实际兴趣之处。例如，柏拉图强调艺术品所表现的是事物的形象，而非实际事物本身，后者是“对象”，“对象”不同于“形象”。而且，古希腊人一般都认识到美在于多样性统一的感性表现，这是不涉及促进道德上的善和增加真理的程度的。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古希腊哲学家们大多重视几何图形和比例，认为这些乃是美本身的体现。柏拉图在《大希庇阿篇》[5]中还区分了审美感官与非审美感官，这也说明他看到了审美兴趣之不同于实际兴趣的独特之处。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善和美是有区别的”[6]，他认识到审美兴趣所带来的快感不同于实际兴趣的快感，但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模糊不清、动摇不定的。[7]

从总体上看，在古希腊，摹仿性艺术占统治地位，审美兴趣深受实在和实际兴趣的制约，美从属于真和善，独立意义的专门的美学尚未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认识（面对最高真理）、实践（伦理道德和政治）、创造（艺术：包括人工制作和我们所说的艺术）。三者之中以认识为最高，真和善主导着美。这似乎代表古希腊思想的主流。

[1] 我们不能像有一种意见所认为的那样，说古希腊哲学家把美同善、同真混淆起来，而应该说，古希腊已有不同于真和善的意义下的美——艺术美的观念。我们亦不能把柏拉图的观点完全归结为简单的摹仿说。当柏拉图说理念是美时，那里的美乃是与真同层次的（不能说是同义的），但柏拉图却大谈艺术美，尽管他贬低艺术美。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哲学家才能爱理念之美，诗人和艺术家所爱的美（艺术美）低于理念之美。柏拉图又认为具体的艺术品之美具有能使人上升到理念之美的功能，美在真（理念）和现象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2] Platon，Philebus．64e5。

[3] 参见Kenneth Maly，The Path of Archaic Thinking，1995，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p.174；并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台北版，609页，1993。这里且不评论伽达默尔本人对柏拉图关于美的地位的看法。

[4]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66。

[5] 柏拉图：《大希庇阿篇》，297~298页。

[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a 。

[7] 鲍桑葵：《美学史》，83~84、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