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习惯于认哲学为关于最普遍的规律之学的人，也许会觉得我的这种哲学观太空洞了。如果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知识，那么，哲学的发展史也许可以说是内容越来越贫乏空洞的历史。前面说过，在古希腊，哲学囊括了所有的科学，内容可谓是最充实了，但是随着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以寻找不同现象范围内普遍规律为己任的各门具体科学都纷纷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去了，哲学便不得不退而把自己界定为关于“最”普遍的规律的学问。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许这一历史现象就可以叫作哲学内容的贫乏化、空洞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最普遍的规律不是离开具体现象范围内的普遍规律而得来的，关于最普遍的规律的哲学不是离开各具体范围内普遍规律的具体科学而独立存在的。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分化独立出来以后，其所涉及的本范围内的普遍规律会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而以概括和总结各门具体科学为己任的哲学，其内容也会愈益深化丰富，而决非愈益空泛。但是随着科学门类的扩展与增加，特别是由于当前交叉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规律性的范围越来越普遍、宽广，哲学所研究的所谓最普遍性的规律的范围也越来越多地被交叉科学所“侵占”。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启发我们，只要我们把哲学当作一种知识体系来看，那么，哲学作为一种关于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其内容将会越来越被科学（科学就是有体系的、有规律的知识）所代替。更进而言之，不管是讲某一现象范围的普遍规律的学问也好，或者是讲最普遍的规律的学问也好，他们都是讲的知识体系，就此而言，它们都是科学。现在有的主张哲学是关于最普遍规律的学问的人不是在大讲哲学是科学吗？的确，只要把哲学界定为关于讲普遍规律之学，它就是科学。但我认为，把这样的学问冠以哲学之名的时代应该终结了。这种意义的哲学是与前面讲到的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相联系的，它应该与概念哲学的终结一样地终结。

这样的哲学终结以后，是否还另有哲学的领地呢？是否还另有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学问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以提高境界为目标的学问，这种学问不是以追求知识体系为目标，而是讲的人对世界的态度，或者简称为人生态度。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包括不同时代的人或群体）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或世事，或者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有什么样的境界，他或他们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对世事抱悲观态度的人有悲观主义的哲学，反之，持乐观态度的人就有乐观主义的哲学，依此类推，于是就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和唯心主义的哲学，有人类中心论的哲学和民胞物与的哲学，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有功利主义与道德义务论的哲学，如此等等，我这里无意列举全部的或比较全面的哲学派别，也无意对这些派别做界定，我只是举例说明，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或境界，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生态度或境界不是独立自在、随意产生的，任何一种人生态度或境界都有它之所以产生的科学依据、经济基础、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传统等为缘由，就一个人来说，甚至与他的禀性、血型、出身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以讲人生态度或境界为基本内容的哲学当然也与以上种种复杂的因素有密切联系，例如英国的经验主义就有它自己的认识论方面的科学依据，还有英国独特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传统为背景。就个人来说，甚至有的西方哲学家说，硬心肠的人主张唯物主义的哲学，软心肠的人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表示我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说法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至少是很片面的。但这个例子也多少说明一个人之所以有某种哲学，除上述许多深刻的、根本的原因外，还与他个人的性格有某种联系。

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终结以后以及所谓关于最普遍的规律的哲学终结以后，以提高人生境界为目标的哲学决非抛弃普遍概念和普遍规律，决非抛弃知识，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一个不识不知的人，既不懂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也没有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如何能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呢？当今的世界正处于普遍性、必然性知识日新月异、迅猛扩展的时代，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哲学和人生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世界呢？我们的哲学和人生态度将如何不断更新自身以适应不断更新的世界并指导我们的行动呢？哲学比科学有更多更高的任务，它既要广泛的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某一具体科学范围内的知识，而且又要超越科学知识，超越科学的普遍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我的哲学导论这门课程要求读者们今后要广泛涉猎各种知识，自然方面的，社会历史方面的，文学艺术的，古代的，当今的，中国的，外国的，越广越好，就是说，知识越广，哲学的内容就越深入越宽阔，尽管哲学本身不是知识体系。哲学所讲的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是渗透到各种具体现象和具体知识领域中的。所以，哲学如要使自己现实化，就不能老是停留于一般地讲哲学本身，而要具体地讲各门现象和知识的哲学，如经济的哲学、政治的哲学、科学的哲学、审美的哲学……那种一听到讲提高境界之学就是“绝圣弃智”、“心斋”、“坐忘”的想法，和我所讲的哲学境界毫不相干。罗素也说过，哲学不是像具体科学那样讲“确切的知识”[1]，但认为哲学家可以对任何东西一无所知的看法却是“相当错误的”[2]。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在分析批评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的“陶冶哲学”（edifying philosophy，“教化哲学”）时指出，“哲学尽管被归结为‘陶冶的对话’（edifying conversation），但它决不能外于科学而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3]。

[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罗素：《西方的智慧》上卷，《序》第Ⅱ页。

[3] Kenneth Baynes，After Philosophy - End or Transformation？The MIT Press，London，1987，pp.30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