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1 勤廉可以信友服民
名人导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李商隐《咏史》
本节要点
曾国藩的勤俭论；大司徒王良廉洁节俭；汉文帝节俭为群臣做榜样；南朝皇帝清简寡欲；唐太宗不肯为自己建宫殿；王安石计还藤床；于成龙“清官第一”； 雍正帝勤政，以治天下为己任。
故事案例
1.曾国藩的勤俭论
勤廉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很平淡、浅显，实际上无论是被上司看中，还是让朋友信任、让百姓信服，都需要靠它。不具备这两种品质，即使偶然被上司看中了，也不会长久重用；想得到同僚的敬重、百姓的爱戴，即使想侥幸有所得，也不可能。想做到廉，必须从俭字上下工夫。使役的人要少，官气要轻，常常跟教官衙门一样的规模。想要做到勤，要从清理积压官司上下手。必须限定每天结清几起官司，并把此作为自己每天的功课。
用兵久了则将士们易产生骄傲和懒惰的情绪，而一旦骄傲和懒惰了，打仗没有不失败的。勤则可以医治懒惰，慎则可以医治骄傲。在勤和慎这两个字之前，还应该有一个诚字作为根本。要立志把这件事弄清楚，办踏实。只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会躲避，这就是在于自己立诚。人的生性是直率，与武官相交往，尤其要讲究直率。文官则大多有歪曲的心肠，不喜欢坦诚，因此往往与文官不能水乳交融。一定要去除自己心中那些曲折的想法，每件事都与人推心置腹，使武官和粗鲁的人心里坦然不疑，这就是与人交往时守诚。以诚为根本，以勤和慎为我所用，这样才能避免大的挫折和失败。
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只有俭可以养廉，只有勤可以带来智慧。这两句话是做好官的秘诀，也是做好人的关键。
习惯于勤劳，则神都会钦敬。人之常情，没有不好逸恶劳的，不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安逸，害怕劳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与他一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称，那么旁人就会认可，鬼神就会赞同，认为他是自食其力了。至于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勤勉辛劳，不过获得几石粟、几尺布；而富贵人家，终年安逸享乐，一件事都不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很多奴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鬼神都不会赞同，这能够长久吗？古代的圣明君主，贤德宰相，比如商汤通宵达旦地工作，周文王无暇吃饭，周公废寝忘食，坐待天亮，时时以勤劳激励自己。《无逸》这个篇章，推论到人若勤劳，便会长寿，人若安逸，便会天亡，这是屡试不爽的。为自己着想，则必须习练技艺，磨炼筋骨，遇到困惑，不断地学习，不断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居安思危。这样，才会增加智慧，增长才干。为天下着想，则必须自己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人没有收获，就应该当作是自己的罪过。大禹治水，历尽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天下人谋福利；都是非常节俭，拯救百姓却不辞困苦。所以荀子偏爱大禹、墨子的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
自从军兴以来，往往见到有一技之长，能忍受艰难困苦的人，都能被人任用，得到当时人的称赞。而那些没有才能，也无一技之长，又不习惯勤劳的人，都被当时人所唾弃，最后饥寒交迫而死。因此，勤劳的人便会长寿，安逸的人就会夭折；勤劳，便有才能，就能为人所用；安逸，则无才能，就会被人抛弃。勤劳，便能普济众生，连神都会钦佩仰慕；安逸，则无任何价值，神鬼都不会保佑他。所以，君子若要成为人们和神都能信赖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习惯于勤劳。
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从小事情上克勤克俭开始的。百尺高的楼阁，起自平地；千丈长的绢帛，是一尺一寸累积起来的；一万石的钟，是一铢一两地聚起来的。文王被称为圣明，因为他常常整天为大事顾不上吃饭；周公为国事操劳，日夜不停，若有所得，则坐待天明；仲山甫时时刻刻都为国事不懈怠，他们如此勤劳，对什么事会轻慢地对待呢？诸葛亮担任宰相，只要是需要击杖之刑罪他都要亲临决断，杜慧度处理政事，如同治理家族一般缜密；陶侃治事细密，即使像竹片木屑之类的东西，都储存起来，以备万一之用。朱熹称从事学问西须一铢一寸地积累，其实从政也没有不通过一铢一寸地积累而能成功的。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亲自从事尚书的工作，隋文帝为卫士递饭，都被后世之人讥评，认为贵为天子，不应该亲自办理这些琐碎的之事。我认为也许天子可以不亲自办理这些琐碎之事，但作为大臣，则万万不可不亲自来办理。陈平不知钱谷，不知刑狱，这不是作为臣子应该效法的。做事是否成功，一定要以大家有目共睹为效验。假如有车，一定能看到车轼；如果有衣服，一定能看到它旧的时候。作为博学的君子，一定能看到他满屋子的著作，满箱子抄录的材料；作为实践道德的君子，一定能看到容光焕发，并受他的信徒们的敬慕；如果一个人擅长政事，一定能看到他辖内的居民很高兴，而不在他治辖范围的人会很羡慕；假如一个擅长带兵作战，一定能看到他战则胜，攻则克。如果不让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为效验，而只靠内心来臆测高下，就会崇尚虚浮而轻实际，崇尚玩空而轻勤劳，何晏、邓扬这些人，造成一种风气，心很高，腹中却无才学，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无论大事小事，都一窍不通，亲人和贤人，都拒之于千里之外。想这样就成就大业，不也太荒谬了吗？
练兵之道，必须是官兵昼夜苦练，才能越来越熟练，就像母鸡孵小鸡，火炉炼金丹一样，一刻也不能停歇。
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艰难困苦，却能壮大、长久的。所有的弊端，都是从懒惰产生的。懒惰，就会弛缓，弛缓，治人就不严，处事就不迅速，一个地方弛缓，就会处处懒惰。
治军之道，以勤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气朝气为要。
治军的方法，首先是要勤。身体勤劳，就会健康，贪图安逸则会生病；全家勤劳则家业兴盛，懒惰则衰败；全国勤劳则天下大治，懈怠便会大乱；全军勤劳则获胜利，懒惰便会失败。懒惰，就是沉沉的暮气，应当常常以鼓舞军队的朝气为重要任务。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吾辈当供习勤劳，始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
治军以勤字为先，从我的经历中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变的真理。没有平时不早起，而临敌时忽然能早起的人；没有平时不习惯劳苦，而临敌时忽能习惯劳苦的人；没有平时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时忽然能够忍饥耐寒的人。我们都应当习惯勤劳，开始时要使人有惭愧之心并惕厉，继之以痛加惩戒。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一样。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是处在功利场中，应当时时勤劳，就如农民忙于农事，商人去追求利益，划船的人下河滩，白天工作，晚上琢磨，以追求成功。而处理具体事务以外，应辅之以冲和的气象，这两者同时并进，那么勤劳中辅以恬淡，这是最有意味的。
用兵最忌的是骄和惰，这两个字对做人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作为挽救危局的英雄，应该把习于劳苦作为首要任务。
带兵之道，廉、明、勤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廉洁了，就不会贪图银钱，士兵们自然心服；见识高明，就不会混淆是非，实施赏罚也会公道；勤劳则军务整肃，下面的士兵自然不敢懒惰误事。这三个字中，明不能强求，廉和勤则是可以靠个人努力而达到的。
将官的职位越高，责任也越大，必须常常牢记勤、恕、廉、明这四个字。勤于处事，宽于待人，以廉明服众，聪明应对，这四个字兼备了，既可成名将，也可成好官，无论是文官武官，大官小官，只要具备这四个字，就什么地方都能行得通。勤、恕、廉这三个字，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只是明字学起来不太容易，必须对每件事都精细考察，多看，多做，多问，多想，才能渐渐具备这个明字。所以，想要达到明的诀窍，仍然离不开个勤字。作为将领须立志成名，在这四个字中就必须特别注重这个勤字，千万要记住不忘。
勤、廉二字，看似老生常谈，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所以曾国藩的《挺经》中强调勤廉，是因为它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历史上，凡是真正做到勤廉的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推崇。
2.大司徒王良廉洁节俭
据史载，公元30年，王良任大司徒司直，廉洁节俭。他家在东海郡，入京师做官后，也没有把妻子、孩子接到官府，家中仍用布被瓦器。一次司徒史鲍恢到东海办事，顺便探问王良的家属。王良的妻子身穿布裙光着脚扛着柴禾，刚刚从田里回来。鲍恢告诉他：“我是司徒史，特意来看司徒夫人是否要带书信，想见见夫人。”王良妻说：“我就是。辛苦你了，没有什么书信要带。”鲍恢立即下拜，叹息着离开。
而且，历史上那些能忠实遵循勤、廉二字的君主、官员，他们不但能使国家富强，保一方平安，而且自己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3.汉文帝节俭为群臣做榜样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宫室、苑囿、车骑、服御等衣食住行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增加。他发现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务求有利于民众。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什么还要修建露台呢？”
按当时的条件，修建这样一个露台是不成问题的，造价也不高，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而文帝却认为过于破费，竞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用自己的淳朴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装饰；他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他在死前还留下遗嘱说：“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南朝皇帝清简寡欲
刘裕是南朝的开国皇帝，出身在一个没落官僚家族，祖父刘靖曾做过郡太守，父亲刘翘只做到郡功曹的小官，到刘裕生下来时，已家道衰败，养不起他了。刘裕靠吃别人的奶才活下来，稍大些，就去砍柴、打渔。以后就以卖草绳为生。因此，他在青少年时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饱尝了人间的艰辛，这对于他日后革除弊政，倡导节俭是有很大关系的。
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当政，世风崇尚奢靡，百姓深恶痛绝。刘裕尽管是以镇压孙恩、卢循农民起义有功而步入统治中枢的，但他对百姓的疾苦还是了解的，对那些争奇斗富的事情也是看不惯的。因此，他就大力提倡节俭，并首先从自己做起。
刘裕清简寡欲，处处按规定办事。他对朱玉宝马不屑一顾，后宫的嫔御也很少，根本听不到有宫女歌舞的声音。宁州曾献上一个珍贵的琥珀枕，光色甚美。他当时正要北征，因为琥珀能治刀伤，就高兴地接受下来，并命令捣毁分发给各位将领。他平定关中时曾获一女，非常宠爱她，后因她耽误政事，经谢晦劝谏，便立即将她送走了。他在宫内没有自己的私藏，国家的财帛都放在外朝的府库里。他睡的床很简朴，没有高档的曲脚床，银涂钉，只是简单的直脚床，钉用铁制的。他的住处也十分简朴，床头是上屏风，墙上挂着葛布灯笼和麻绳拂。他对子女的要求很严，各位公主出嫁，赠送的嫁妆钱不超过二十万，并不给锦绣金玉。他的穿戴也十分随便，常穿连齿木履。外出时不喜欢前呼后拥，在出神虎门散步时，左右跟随的不过十余人，他还把自己补缀多层的破袄送给长女，让她以此教育后人，要他们节俭戒奢。并保存着自己少年时期曾使用过的农具，用来教育后代知道稼穑的艰难。皇帝如此简朴，“内外奉禁，莫不节俭”，东晋以来的奢侈之风被刹住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刘裕才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成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皇帝之一。
5.唐太宗不肯为自己建宫殿
唐太宗是历史上十分注重勤廉的一位君主。他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自取灭亡的原因不外乎是执政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罢了，吃山珍海味，又沉溺于歌舞笙华与美女之中，则欲望会越发膨胀，所需的费用也将随之增加，如此一来，不但无暇顾及政治，甚至会使人民陷入困苦的地狱之中。结果国君只要说出一点不合理的话，人民的心就马上起伏不定，谋反的人趁机出现。有鉴于此，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
魏征听后说：“自古以来被尊崇为圣人的君主都努力实践这件事，所以才能够开创理想的政治。从前楚庄王聘请詹何来询问政治的要义，詹何回答他，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楚庄王又问他具体的政策，但他的回答仍是，从未听过国君身体得正而国家混乱的事情。陛下所说的，其实正和古代贤者的意思相同。”
唐太宗正是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的，他率先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仍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彻底。正如他向魏征所说的那样：“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一次大臣们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谢’，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里，现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对皇帝来说，造一座宫殿简直如吃家常便饭，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诚如各位所知，朕患有神经痛，这种疾瘕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再三要求，唐太宗仍执意不肯。
6.王安石计还藤床
如果想做一个平庸的领导者，也许这种自我节制并不十分重要。但是若想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就必须要藉着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这个原则不仅在公的方面，即使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虽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但是他的勤政、廉洁却是有口皆碑的。这里述说一个他计还藤床的故事，就可见廉洁之一斑。宋神宗时，他因革新变法屡屡受挫，被迫辞去宰相一职，退居江宁。王安石一向不修边幅，不事修饰，还不爱洗澡，因而身上常有虱子。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却素喜洁净，事事讲究整齐干净，甚至爱洁成癖。
王安石辞职退居南京后，一应的公家之物都已奉还，而只有一架藤床，吴夫人十分喜爱，一直未还。有一天，有关官吏奉命前来王安石府上索还，可府中上下，谁也不敢向吴夫人提起，怕惹她大闹一场。王安石知道后，也没去和夫人争执，只是若无其事地光脚躺到了藤**，还在上面歇了半天。吴夫人远远望见，果然打发仆人将这架藤床送还公家。
7.于成龙“清官第一”
清代吏治向以贪酷著称，可康熙年间，却出了个有名的清官，而且曾国藩多次称颂这个人，此人就是于成龙。
被康熙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字北溟，号于山，自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起，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在任上洁己爱民，秉公从政；拒贿赠，行节俭，为百姓兴利除弊，屡施德政。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由副榜贡生首任罗城知县。他到任之初，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有三间草房，后面是三间茅屋，内宅破陋不堪。于成龙叠土为案，铺草为床，垒起一副土灶，办公膳宿都在茅屋里面。
于成龙治理罗城，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复苏农村经济。他不辞辛苦攀山越岭延访父老，实地察看，倾听百姓呼声，着手制止械斗，捕捉盗贼，制定保甲，以安定民生。于成龙鼓励百姓耕稼力田。每年春天，他都亲自到田中察看，见到耕种父老，便上前慰问劳苦；有时应邀在田边树下与农夫一同吃饭，笑语欢如家人。
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染病而死；有的不堪困苦，不告而别。于成龙只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周围百姓见他如此辛劳清苦，十分过意不去，来到衙中问寒问暖，于成龙总是热情接待。
于成龙在罗城当了七年县令，县境面貌大变。因此，他不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上司的器重。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的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屑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意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他的大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江宁探望父亲。儿子要回去时，于成龙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土特产让儿子稍回，正好厨房有一个腌鸭，便割了半只给他，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编了首歌谣唱道：于公豆腐太狭，公子临行割半鸭。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因此，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绨袍和一双靴子，竞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二十里，哭声震天，竟然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的人员说：“朕博采舆论，感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股肱之臣啊！”
8.雍正帝勤政，以治天下为己任
对于雍正帝继位是否康熙帝的本意，历来众说纷纭，然而对于他的为政之勤，却是众口一词的。雍正帝处理朝政，自早至晚，没有停歇，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行政事，晚上批览奏章，经常至深夜。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年年如此，寒暑不断。经雍政帝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这还不是其全部。雍正帝自己所写的谕旨及对大臣奏章的批示，现已选刊者即不下数十万言，其未刊者尚不知几几。这确实是两个惊人的数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初一，雍正帝连续颁发十一道训谕，对总督、督学、提督、总兵、布政司、按察司、道员、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等各级地方文武官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每一道谕旨，洋洋万言，若非勤政之君，实难办到。
雍正帝之勤政，又与他以治天下为己任是分不开的。他在位期间，一直以“万机待理”的责任感而勤奋工作。他自己曾明确地讲过，他之所以“夙夜诫惧，不遑寝食，天下机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并非“以此博取令名”，而是“钦承列祖开创鸿阜，休仰良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就是说，他是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正是因为雍正帝以社稷为重，以国事为先，他才能够以朝乾夕惕自勉，惟日孜孜。
对于雍正帝的这种做法，曾国藩也许有不同看法：“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但作为臣子的，曾国藩则认为必须这么做：“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而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曾国藩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了。
智慧点评
做官要严于律己，要在勤政守廉上从严要求自己，在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上保持自觉性，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一个干部的行为规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在工作实践中要始终依法行政，廉政奉公、勤政为民；“有所不为”，就是凡违背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凡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凡是不利于审计事业发展的，就坚决不能做。
No.22 俭以养德，物贫心富
名人导语
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谨慎，保家之本；诗书，起家之本；忠孝，传家之本。
——（清）金缨
本节要点
曾国藩崇尚节俭；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
故事案例
1.曾国藩崇尚节俭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良好的品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的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由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节俭虽然可以轻易地做到，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得国民终身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儿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对此功不可没，但是他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人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庶吉士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2.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
曾国藩为了维持生计，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渡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大意是说：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千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聊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曾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没有富裕，不要说京官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而像今年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便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是，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绝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
智慧点评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俭朴是一种传统美德。俭朴的人，生活单纯，懂得集中心力，他们不奢侈浪费，深知无欲则刚的道理。俭朴使一个人能集合心力和财力，去创造更多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业。无论是企业家或慈善家，他们都深谙此道。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俭朴更是知足喜乐之道。所以勤俭是我们中国人一向重视的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