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4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名人导语
坚强的信念能赢得强者的心，并使他们变得更坚强。
——白哲特
本节要点
天下事以明强为根本；解读曾国藩明强论；曾国藩将明强思想用于实践。
故事案例
1.天下事以明强为根本
担当大事，都在掌握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愚昧变为聪明，使柔弱变为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气都无法成功。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
“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于坚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销磨锐气。你能使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被销磨折损，这正是你的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
古来如李斯、曹操、董革、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凡是国家要强盘，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乎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
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人，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
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相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求盈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心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
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是这种感觉。不只是年轻时是这样，即使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一样，但节制血气，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需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能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2.解读曾国藩明强论
曾国藩提倡自强、倔强，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值得引人注意的，则是曾国藩在此自强、倔强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强的概念。明强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在这里，曾国藩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例，提出要坚持孟子的集义而强、曾子的从自我反省中崛起，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因为他们的强都用于谋一己私利上，所以没有好下场。
唐代的顺宗在当太子时，亦好作壮语，恍然以天下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胜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常会遭父皇的猜忌而废黜。
聪明的太子因此必须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响的名气。顺宗作太子时，一日曾对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但慕王叔文却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太子听得如雷贯耳，于是立刻闭嘴哑言。德宗晚年荒**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这种含才不露、不显身手的风格，就是明强，也就是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逮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
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顺宗、范蠡这样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形式上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3.曾国藩将明强思想用于实践
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熟于胸，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际，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当时的这一段历史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心中的明强思想。
曾国荃部获得无为州、运槽镇之捷后，距金陵仅二百里，但由于节节分兵守安庆、枞阳、庐江等处，兵力顿显单薄。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请准曾国荃回湘募勇六千人，准备再大干一场。曾国藩在安庆写信至湘乡说：“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所以望他“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谕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名赴沪。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这些廷寄，曾国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师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国荃执意不肯去，因为他眼睛盯着的是攻下金陵的功业，心中想着的是充斥金陵的财货。曾国藩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了。
曾国荃在湖南停留了几个月，带着新募的七营湘勇，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庆大营。他满腹阳刚之气，大谈“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张”。这种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国藩的担忧，所以曾国藩“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极力想从“无为”这个方面来开导他稍释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乘船离开安庆。于三月二十日进占巢县、含山，二十二日进占和州。与此同时，多隆阿部于四月十五日攻占庐州，彭玉麟部攻占芜湖、东梁山。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初二日夺得大胜关、三汊河，初三日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在彭玉辚水师的掩护下，进驻雨花台。对于曾国荃的这次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
曾国藩为什么忧惧？一是他想起了前车之鉴，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七万人，屯守八年，最后溃败，而曾国荃当时仅二万人。二是认为曾国荃打乱了自己的部署。曾国藩当时设想，攻取金陵，仍然须采取攻夺太湖与安庆的办法，围城打援。他计划“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由曾国荃担任；“于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由鲍超担任；“浦口、九状洲西路隔江进一支”，由多隆阿担任；“镇江化路”进一支，由李续宜担任。在其余三路都还没有来得及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惟独曾国荃不顾及友军的配合，贸然进军。
曾国藩闻讯后，于初七日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袱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
第二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曾国藩转告他说：“外间则议弟处新营太多，兵不可靠，几于众口一词”。
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词地说：“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为贼根本，拔其根本，即枝叶不披而萎。金陵恃江南北各城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为应援。克其一城，移军他住，贼又随踞之；徒使我疲于奔命，贼而旋走旋据，是攻夺无己时也。今以一军直捣金陵，苏常各贼闻江宁攻急，必更来援。彼时遣别将间袭苏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举矣。”
曾国荃为夺取金陵根本之地，拟围城打援，原本符合曾国藩本意的，惟独这种恃勇冒进，与曾国藩的着着求稳未能合拍。曾国藩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当曾国荃部刚抵南京城郊时，洪秀全便严诏李秀成从上海战场班师救援天京。
此时，曾国荃部三万余人深入虚悬，且立脚未稳，湘军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数百里之外，李秀成一举将其歼灭，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李秀成不顾洪秀全的多次催促，于五月撤至苏州后，便按兵不动。过了三个多月，才率十万大军西救天京，于闰八月二十日（公元1862年10月13日）开始向雨花台发起进攻。
当时，瘟疫正流行到曾军。加上粮饷不足，弁勇靠喝粥度日，面有菜色，纪律也因此松弛，甚至发生捆绑营官，以索发欠饷的暴行。这正是太平军进击的大好时机。且李秀成军几乎五六倍于曾军，把曾军围困数重。至九月，李世贤部又自浙江来助战，陈坤书部也出太平，窥金柱关，使彭玉麟水师不得与曾国荃部相沟通。形势对太平军极其有利。
曾国藩在给家人写信说：“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攻，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
然而，李秀成部在这里苦战了四十六天，终因一时未能攻破湘军的长壕，加上军粮、军衣严重不足，贸然于十月初五（11月26日）下令撤兵，功亏一篑，使曾国荃得以死里逃生。自李秀成攻雨花台以来一直“寸心如焚”的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
智慧点评
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掘强的气概。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明强”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
No.15 “强”字须从“明”字出
名人导语
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做出好榜样，要有勇气在风言风语的社会中坚定地高举伦理的信念。
——爱因斯坦
本节要点
功不可强成，名不可强立；曾国藩讲“明强”。
故事案例
1.功不可强成，名不可强立
曾国藩，一生追求和重视“明”、“强”二字，给人不少启示。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至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为父亲守了一年多的丧。在这段丧期里，他反反复复将出山五年来的所作所为做了一番锥心刺骨的反思。
经过这样一番痛定思痛的自我冶炼，曾国藩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顺其自然，以柔克刚。
自那以后，曾国藩不再那么一味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了，待人处世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刚烈硬倔了。
当然，强是曾国藩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只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明强。同时，恰恰也是这个明强，让他的强者性格走进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但是，曾国荃这位老九的“强”有点儿过分，带有强梁、强横的味道。他出任湖北巡抚不久，就狠狠地参了湖广总督官文一本，说他是肃顺党羽，给他罗列一大堆罪状。
当时，官文固然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但说他是肃顺党羽，不仅证据不足，且有置人于死地之嫌。更何况，官文身为满人，乃朝廷亲信，如此一参，可是将朝廷置于了难堪之地。可见，于公于私，老九的此举都太不明智！
曾国藩深为老九的莽撞而痛心，但对于这个被他视为给他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带来巨大荣耀的弟弟，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曾国藩反复给九弟讲明强：
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蛮横，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2.曾国藩讲“明强”
曾国藩讲明强，也就说要明智的强，不是蛮横的强、瞎胡闹的强。明强是两个分立的字眼，“明”是“明”，“强”是“强”。一般人只能做到一个“明”就已经很不错了，说其是高人一点儿都不过。既要“明”还要“强”，实属不易，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在这里，“明”有两种解释，一是高明，二是精明。
一般人都看得比较近，能考虑三天有饭吃的已是有心之人，如果能看得远些再远些，或是能看到极远的东西，或是登上山顶俯瞰树木山林鸟兽动物，或是能看到更广阔的东西，或是能把脉自然万物摸透其心，即用心做人，用心做事，用心修为，用心经营，这就叫“高明”了。
与此类同，别人能看粗线条，而你能看到细轮廓，或是能看得很精细，如显微镜一般能放大很多很多倍，或更多更多倍，这就可以叫做“精明”了。
当然，“强”字也有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做事有根据，不武断。心里不明白就决断，是武断，搞清了再决断，就是明断。
常人见闻少，想要求“强”不易，但人总是想要求“强”的。因此，“明强”放在一起就应该是“高明”、“精明”、“明断”的意思。几个“明”加在一起，常人是做不来的，所以这才有了凡人与伟人之分，但凡人一直在努力着，求“明”的同时，也在拼命地求“强”。
“明强”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对此，曾国藩这样规劝其弟：
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生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修炼优良的人格，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强；企图以打压别人来增强自己的做法，这就是豪强。豪强不可能长久，因为它必将激起打压者的反抗与仇恨，如同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建筑在洞悉世事人情基础上的明强，才算是真正进入仙境的强大。无疑，自强是明强中的重要成分。因此，曾国藩认为，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
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可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看现实中人，每每的打拼世界，个个都在求强求胜，不同的只是“强”的品位和结果不一样。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