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心身科主任马蒂亚斯·罗泽说：“在一个快速运转的世界里，个体被要求有很强的适应性，于是有些人担心人与人的联系会因此丧失。”另外，很多员工被降级为“人力资本”，很难感受到“他们对于公司成功的贡献”，反而越来越多地体会到那种打击人、让人生病的无价值感。在过去几年里，心身医学越来越详细地明确了职业压力和危机如何导致慢性疾病，以及哪些生理机制可能在其中起作用。

英国的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搜集了许多证据来表明收入和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如何影响人口的健康。公平的国家不仅预期寿命长，治病负担小，生活质量高，发生犯罪、辍学、吸毒的概率也更小。

二十多年来，瑞士的医学社会学家约翰内斯·西格里斯特多次证明了职场中令人惶恐的压迫和不安。缺乏认可，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担子却越来越重，现在几乎所有层次的职业都是这样，而不仅是那些朝不保夕的工作。

就连经理和其他的高管也早已不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这种“阶层不安”对健康有很大影响，远不只是长胖和酒精消费变多：得不到认可导致背痛，长期的不满足和工作负担过重导致急性心肌梗死和脑卒中，长期的压力导致炎症，这些健康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心理健康，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现在看起来，工作不稳定、压力、疾病之间的联系似乎已为人熟知，但医学社会学家西格里斯特提醒我们，这种认知相对来说还是很新的事物。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关于工作中的不满足感导致患急性心肌梗死和抑郁的风险升高的流行病学发现才发表。那时，心血管医生们还高呼：一派胡言，这种“软性心理因素”能致病？

哲学家迪特尔·托梅生动地描述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会感觉多么撕裂。“从头脑到灵魂”，社会使个体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拉锯，不停在权力和无力之间摇摆。一方面，个体会不停被告知某个决定是“别无他法”，在约束条件之下没有别的选择。这不仅体现在默克尔身上，更可以追溯到撒切尔夫人身上。托梅说：“被剥夺了权力的个体感觉被约束在一个越来越小的操作空间里，这就会让人生病。”

另一方面，拒绝墨守陈规的创新者，持有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不遵守任何的旧习，对惯常的事物很快就会感到厌倦，想法和别人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然而，“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做你所不能”（Do what you can’t）这些广告中常见的对打破条条框框的呼唤，变成了一种与现实相矛盾的强迫——我们提倡“做你自己”，但要人不发疯，或至少不失去心理平衡地做到又怎么可能？接受并服从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东西，同时又极力去改变环境、改变自己？能经受如此矛盾的严苛考验，还能保持心理稳定、身体健康的人，那真是非常幸福了。

托梅说：“个体在这两个越离越远的原则之下奋斗，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然后就可能发生心理上的力竭崩溃。这是一种非常棘手的状况，受害和荣誉混在了一起。”因为要求越来越矛盾，同时也越来越具强迫性，所以看似舒适的中间道路变得难以触及。平衡越来越难。

幸好，支离破碎的人依然有出路。立足于“责任环境”，但依然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力和行动效果，不仅会让人更加满足，还会让人明显变得更加健康。相信这一点的不止托梅一个。

对于医生来说，这意味着要对人提供全面的诊疗，不将人降为功能性的个体，而要从其所处环境去看，这和现在以技术为主导的趋势相反。海德堡大学的托马斯·富克斯用一个既简单又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挑战：如果只关注视网膜、视神经传导、枕叶视觉中心细胞的信号传递，就无法再看到一个人友善的眼神或因为恐惧而睁大了眼睛。

富克斯说：“对细微之处的研究无法重构人们的生活。”他表示，要探索生命就要参与生命，这比任何的脑部扫描都重要。只有这样，疾病才能被认知出原本的另外一层含义：人际互动的疾病。人际关系的这方面含义在医学中越来越有消失的危险。

希莉·哈斯特维特等作家从这个扩大了的视角去看人，看他们的经历和健康状况，从而发掘出当代生活现实很合乎逻辑的重要方面。她既从文化也从神经科学中汲取灵感，早就为那种抽象的、剥离的、技术性的、与外界越来越没有关联的身体观感到遗憾。她记得，作为一个偏头痛患者，当治疗不见效果时，医生和护士越来越要求她有一个病人该有的样子，但她做不到。哈斯特维特说：“机械性思维及机械化的比喻统治着医学，但我们不能脱离环境去看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任何一个病人，就连基因脱离了环境也什么都不是。”

医生和职员、政治家和科学家，都有足够的理由去贯彻心身方向的医生和社会科学家早就认为是健康、有生产力的东西，包括建立更加自由同时更加可靠的工作模式，实现社会参与和公平公正。

与此同时，也要呼吁个体不要沉湎于受害者的角色，而是要放弃习得的无助。最重要的是探索自我效能，并与之保持联系。这种认知并不新鲜，但随着时间逐渐黯淡了。早在1623年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就认识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正是在病中写下这些诗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