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扶掖别人是一种幸福，感受别人对自己的支持亦是一种精神享受。

相遇两不忘

在浙江永嘉有条楠溪江，溪水清澈晶莹，两岸芳草如茵。1991年秋天，我在那如画的江边巧遇一位头发全白而面色红润的老人，他就是三十多年前《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孙轶青，他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当年写《水仙花》的那个刘心武么？”我忙点头，高兴地说：“终于见到您了！”

那是因盲目“大跃进”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我写了一篇《水仙成灾之类》，文章先写到非洲刚果原来没有风信子（洋水仙）这种花，有人不经意地把这种花带到了那里，结果万没想到几年以后那柔弱而美丽的水仙花竟长疯了，把港口都堵塞得船只无法靠岸，政府只得花费巨款，发动了一场清除水仙花的战争。文章由此生发出一点议论，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懂得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限度，否则便可能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把这篇文章投到《中国青年报》以后，本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竟很快刊登在1962年1月1日《长知识》副刊的头条位置上了，那时我还不到20岁，兴奋之情难以抑制，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投去，有的也被发表出来。这对我与写作结下不解之缘，形同扎上了一条丝带。

那时候投稿，我总是写好文章往信封里一装，通过邮局寄去，从来没有去过编辑部，我不认识编辑，更不认识总编辑。我是在好久之后，才知道《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叫孙轶青。但是我直到那年去楠溪江，才终于见到了这位久闻其名的前辈。我很惊异他还记得我那篇文章，因为不仅事隔那么多年，就算是去年的事吧，一位报纸总编辑每天得过目多少文章呀，怎么他就偏还记得这篇东西？孙老却说：“那篇文章当时让我眼睛一亮，‘文革’结束以后，《班主任》一出来，我看了就说：这个刘心武一定就是那个刘心武！”这话让我非常感动。

生活中，这样的邂逅是多么令人快乐。孙老那时候其实并不老，也不过40岁出头，他支持版面编辑把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文章放到头条，且在元旦刊出，只不过是他做过的许许多多无悔的事情之一。而对身受者来说，这样的机遇却不可能常常得到，有的人甚至一生也得不到。相遇两不忘，这情景恰似楠溪江潺潺流淌，奔泻出谷，两岸芳树丛聚，群鸟欢飞，而前方大河在望，心臆为之一畅。

奇遇谷文娟大姐

2002年的一天，我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绿色空间”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自己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她爽朗地说：“我今年73了，早退下来啦！”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她也没谦辞，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24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是”，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人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聆听里，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传。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靥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那时在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黏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也不太清楚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我1988年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近三十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绳营狗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