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曾藏有许多旧照片。

这里所说的“我家”，不是单指我和妻子、孩子组成的小家庭，而是指我祖父母到父母再到兄姐各家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我祖父是中国最早官费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消说，他很早便有照片。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个人所拍或与家人、友人合拍的照片，至今还存留若干，其中就有他与中国共产党先驱人物的合影。我父亲和母亲是20世纪初最早受到高等教育的那几批人中的两位，因此他们自然也有许多照片。后来我们这个家庭的照片更以几何级数增加着。“**”当然不会放过我们这样一个世代知识分子家庭。当时父亲在大学任教，尽管他并无“民愤”，也还是遭到“例行”的抄家，祖父一辈和他与母亲一辈的照片被抄走不少，但总算还留下一些，“文革”后落实政策，又发还一点。现在父亲母亲已溘然长逝，祖父那辈与父母那辈的残余旧照，都锁存于母亲床下的一只旧铁箱中。过去母亲每个白昼坐在那床边沉思，每个夜晚睡在那**梦游，箱中的旧照片一定曾常常牵动着她的思绪和梦境。

在母亲那收藏旧照片的大铁箱中，有一只隐秘的抽屉，里面用一只不仅发黄而且发脆的信封，装着一组长期使我感到神秘的照片。在我幼小的时候，每当我试图去翻看那组照片时，母亲便毫不留情地喝斥我“不要乱动”。直到我成年后，才有机会看到那一堆旧照片。

那是与我大叔有关的一组照片。

母亲后来同我的哥哥住在一起。我给母亲和哥哥写信，说明了我的想法，希望他们能将那些与大叔有关的照片寄给我。母亲毕竟是开通的。她同意了，并让哥哥给我回了信，寄来了供我选用的旧照片。

我大叔刘天泽，号北强，生于1914年，殁于1938年，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24年。他死后四年我方落生，所以我只能从旧照片上认识他。对于我来说，他只是个影子大叔。

我看到他的第一张旧照片，是一张坐像，这张像摄于1932年，地点在浙江宁波。这类的照片，在“**”中是一律被视为“罪证”的。那定罪的理由非常之简单：一，在“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人能住在那样的房屋里，并安坐在沙发之中呢？二，在亿万工农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什么人能西服革履呢？自然只有“资产阶级反动派”才有可能。但事实是即便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有种种并不能循简单逻辑推论而作结论的社会相。马克思、恩格斯自然是住洋房、坐沙发、穿西服、着革履的，就是孙中山、廖仲恺、周树人、周恩来……也都留下过类似的“铁证”。被“红卫兵”“破四旧”浪潮所席卷的一代人，往往被训练成了一种简单化的眼光和狭隘的心理。他们经过极其痛苦的历程才终于知道，从19世纪末起，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虽然出生在封建官僚或封建地主家庭，但本身并未参加封建剥削，其中多数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崇尚民主和科学。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大众相比，他们的生活处境固然要好得多，但在那国难深重、动**不安的年代中，他们也有着许多的艰辛和痛苦。说到我大叔，那么他连“出身”也并非剥削者。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家里是个自耕农，中举后到日本留学，祖父到广州参加革命后，无暇顾及子女，当时尚年幼的大叔，便由我父母负责养育。我父亲当时是低级职员，母亲一度当小学教师，他们一直把我大叔供养到成为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这张相片便是他刚考入大学不久的留影。

第二张照片是我大叔和他同学的合影。除了他们穿在身上的以外，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中间，暂时搁在台阶上的礼帽。这张照片也摄于1932年，比前一张大约只晚几个月。由此可知几十年前的大学生已经是这种“全盘西化”的装束。其实当时我大叔每月只有我父亲汇去的有限的钱钞，据说当时有许多大学生同他一样，别看走出宿舍这么“气派”，其实生活上是拮据以至于困窘的。回到宿舍，那一身“行头”便要一一掸净叠好，细心加以保护。不知右边那位合影者如今安在？是当今国内哪所土木工程专业的老教授？不至于在“反右”、“文革”一类的“运动”中已经“自绝于人民”了吧？抑或早已成了蜚声海外并频频回国观光的“外籍华人学者”？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啊，谁让你们那么早就着洋装、念洋书？你们的命运，引出多少令人扼腕的叹息！

第三张是一张发黄的照片，摄于1936年，是大叔和他的同学在钱塘江畔实习时拍摄的。当时的大学生也搞实习，他们起码不全是“精神贵族”，他们也直接从事建筑人类文明的劳动。现在仍在使用的黄河大铁桥和钱塘江大桥，就是由大叔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设计并指导施工的。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猖狂侵略，使他们不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于是他们同济大学开始了辗转南迁。

第四张照片是师生们在逃难中所摄的一张集体生活照片。他们一边南撤，一边仍旧开课，并且进行实习。倘若细心观察，可以看到这一组人之后的地面上，摆放着一些测量器材。左边第二人是个外国人，不难判断出，那是一位洋教授。同济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该洋教授多半是德国人。当时德国正是纳粹当权，德、日、意已开始形成所谓的“轴心国”，妄图称霸全世界。这位德籍洋教授并没有回到“祖国”去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效力，也没有留在上海等候“日本盟友”的到来，以便受到优待，而是风尘仆仆地随同济大学的抗日师生南撤，这就再一次说明了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对任何一类人都不能凭简单的逻辑去下统一的结论，而应当逐个了解和确认他们的价值。

大叔他们的南撤是极为艰辛的。据说是从广西绕道越南，好不容易才到达昆明，其中绝大部分路程是靠步行走完。

第五张照片是他们在接近昆明时的留影，四个人脸上分别显露出疲惫、欣慰、乐观和沉思的神情。那一代人终于走完了他们认为应该走的一段路。我们在生命的途中，不也常有类似的体验吗？美国有位哲人说：“应当坚信阳光之下无罕事。”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成立呢？

可是我的大叔没有与他的同辈人一起把人生的路走完。哥哥在随信寄来这些旧照片时，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我，信里披露说：

在大叔悲剧性的一生中，有一段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罗曼史，那就是同济大学的医学院的护士L女士与他的热恋史。一贯严肃持重、沉默寡言的大叔，在偶然的机缘下与她结识，便完全被这个美丽的少女迷住了。他们的热恋持续了三年之久。1938年大叔与同学们及L女士等一起由上海经广西、越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昆明。经过长途跋涉，大叔那运动员般强壮的身体也垮下来了。正在这时，L女士很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竟忍心抛弃大叔投入T君的怀抱。最后的谈判，是三个人在一个公园的角落里举行的。L女士坚决表示弃大叔而就T君。大叔以友谊为重，表示礼让。但大叔当晚因极度痛苦而饮酒醉倒。次日有同学开玩笑，赌谁吃“冰籽”最多（“冰籽”是一种用植物种子浸泡出的胶质物，当年是平民最普通的一种冷饮），他竟一口气吃了十碗，获得第一名。不久他就发病了，是猩红热。这种传染病在今天不算什么了不得的病，仅用青霉素就可以制服它。可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旧中国，又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哪里去搞青霉素？大叔在医院中高烧昏迷，口腔咽喉渐次溃烂，不久便惨然长逝。这便成了我家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大叔去世，爸爸最为悲痛，甚至使爸爸在其后的年代里脾气变得暴躁、乖戾。爸爸当时已有我们四个子女，外加一个未成年的小叔（你还未出生），负担很重，但多年来倾力供大叔念书，一直念到大学，一心盼望他早日成业，没想到却突然在重庆得到从昆明传来的噩耗。爸爸与大叔极富手足之情。我犹记得在1935年我们全家由梧州经香港乘海轮到上海，船靠码头时，大叔在下面等我们。爸爸这个一贯以冷静内向、严肃持重而著称的硬汉子，竟也感情外露地欢笑着大呼：“北强！北强！”一边对妈妈说：“看到了，北强在那儿！”而1938年当大叔暴卒的消息传来时，爸爸回到家来，把电报往桌上一搁，只向妈妈轻声地说了声：“北强完了！”然后进屋，碰上门，传出一阵令人心碎的呜咽……我当时虽然只有12岁，但却也懂人事，我所心爱的大叔、我崇拜的偶像死了。我简直难以相信，我哭泣不止，在**翻来覆去地哭，直到干噎……

哥哥的信使我的感情也波动起来。其实我与大叔的命运轨迹毫无重叠交叉，多年来我被训练为只能为历史上和当今的伟人和英雄模范奉献我的感情，至少也只能为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们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感染。然而我同许许多多的凡人一样，竟常常不能在这种训练中取得好的成绩。除了对历史上和当今的伟人和英雄模范产生尊重之感，以及对某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产生或爱或憎之情，我也常常为一些极为平凡极为琐屑的人和事摇**我的感情和心绪。从大叔这样的没有业绩的早夭者，到一张发黄的照片，一片偶然发现的夹在书中的枯叶，雪地上的一行陌生的脚印，从高处望见的城市的万家灯火……乃至一条无名小河中那缓缓游动的鱼群等等，没有办法，我的感情无法一一纳入别人的“规范”。因而我抒发感情的文字也便无法一一符合某些“原则”。

大叔是在离大学毕业仅仅还有两个月的情况下突然患病去世的。他的去世使他来不及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更多的痕迹。哥哥在信中说：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叔的形象是高大完美的。他的个头儿在当时够得上称为挺拔健美。戴着近视眼镜，穿一身整洁的西服。他在高中及大学念书都极为用功，成绩优秀，总是名列前茅。他爱好诗文。由于爸爸的影响，他的文学根基也是坚实的。他更爱好美术，在漫画方面小有成就，在当时上海的漫画杂志上，曾发表过几幅作品，笔名刘田则（或田则）。他是田径运动员，又打得一手好网球（曾在上海某种全市水平的比赛中获得过银牌），还是游泳的好手，练就了一副肌肉结实、强劲有力的体格。当年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就是两手攀着大叔的手臂，两脚收起，让大叔提离地面。每当他毫无费力地玩这种举重游戏时，一臂上挂着我，另一臂上就挂着你大哥（按：这位大哥也已去世）。他融强毅、俊秀、儒雅于一身，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唉！如果他还健在，且让我随想一番：就大叔的政治倾向而言，我以为他受祖父熏陶，再兼时代潮流的影响，至少是进步的。倘若他顺利地活到今天，肯定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甚至已经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及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及建造……

哥哥比我大16岁，和我并非一代人，因此我的思路同他的思路不可能重合。他对大叔用了“高大完美”这样的形容词，这只能引出我淡淡的笑。至于大叔的生活走向，我以为即使是进步的，也很难“肯定”他“倘若活着”会怎么样。他们“西南联大”最进步的“左”派教授吴晗，当时没有得猩红热，“顺利地”活到了1966年，但一场“**”的“红色风暴”不就把他打成了“老牌反革命分子”，而且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他的性命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你们真是命运多舛，只有当整个民族终于认识到你们的宝贵价值时，你们才有可能“顺利”起来，并且“肯定”有较好的共同命运。

其实没有必要从政治倾向上去分析我那大叔。他之早夭，是一场纯属个人感情范畴的爱情悲剧。在第六张照片上我可以看到他与他所热恋的L女士。这张相片摄于1934年，到现在已过了七十多年了。不知L女士如今健在否？她还保存有相同的一张照片吗？人的感情，又尤其是爱情这一种感情，是最微妙莫测的。哥哥来信中判断L女士是嫌贫爱富，所以弃大叔而就T君，我以为是根据不足的。她既然能将大叔和T君找到一起，三个人把自己的感情坦诚披露，并共商体面而妥当的处理方案，这应当说是相当文明的一种表现。从照片上看出，她当年其实非常美丽，无论面容还是身材，乃至于气质和风度，都是值得男大学生们爱恋的。第七张照片是她1937年撤离上海前的单人照，更显示出超过一般人的风姿。她同那T君结合后，白头偕老了吗？在她嗣后的人生道路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在那些雨丝风片中，她可曾偶然想起过我的大叔？她可曾愧疚？痛惜？遗憾？抱恨？……

岁月啊，你就这样匆匆流逝，留下一些越来越旧的照片。在无数的私人照相簿中，旧照片默默地诉说着无数的人和事，凝聚着不能忘怀的情感，埋藏着难以探明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