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宋教仁的浸染，还是孙中山的勉励，对李四光来说，科学才是他最孜孜以求的根本。一直以来，他主要汲取的都是理工科知识，社会理论知识较少，他所获取的革命理论和知识基本上来自他所接触的革命党人。在革命这条路上，他不乏思考，但更多的是热情和决心，自身的革命理论储备不足无法指导他系统而真正地开展革命，而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出现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

年轻气盛的李四光，总体来说，此时还处于热血贲张的状态。1911年11月初，在北洋军阀冯国璋用大炮隔江猛轰都督府(湖北咨议局)时的某夜，李四光的革命启蒙导师宋教仁再度出现。挚友重逢相见甚欢，而两人的约谈地点就在炮火连天的咨议局旁的一座公馆内，现场还有宋教仁同时约来的其他几人。宋教仁同大家谈论时局，以及就即将在南京组织革命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相关人选等事宜，征询李四光等人的意见。

宋教仁说：“汉阳恐怕难以支持下去，不过不要紧，听说孙先生已经回国了，南京已经到了我们手中，我想明天到南京组织革命政府。程德荃的态度不错，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要让他做内政部长，觉生做次长，主持其事；蔡鹤卿(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张季直不管他干不干，也要发表说让他做实业部长，不过还要找个次长来管事，你们有什么人适宜？”

李四光认真思考后，建议道：“孙先生果真回国了，君武必定也到了，我想最好是请君武。如果君武还没有到，请蘅青(石瑛)也是一样。”

宋教仁立时说：“我竟把君武忘却了，该死！好，得了孙先生的同意，我们就这样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即，能够即将再次见到心中的偶像孙中山，李四光激动不已。在当时的政治人物中，孙中山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其三民主义的理念更让李四光折服。孙中山的政治风度、演讲能力和豁达胸怀，无不让李四光仰望与迷恋，最让李四光一心追随的，是孙中山一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2月25日，从美国募捐归来的孙中山一到上海，许多记者便纷纷向他提问：“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来者，革命之精神耳！”

此间，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也催生出一段“黄冈四杰”的佳话。这一年的腊月，为庆贺武昌和黄冈光复，李四光与时任汉口军政分府秘书的吴昆、鄂东军政分府政务科长刘子通、临时湖北革命都督府参谋熊十力相约聚会于雄楚楼，时李四光也正担任着临时湖北革命都督府理财部参谋一职。

四人均为在武昌工作的黄冈人，热血同流，意气相投，个个才华横溢。他们结为密不可分的好友后，时人称之为“黄冈四杰”。

“黄冈四杰”绝非浪得虚名。吴昆是著名革命组织“日知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与宋教仁共同创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1912年成为国会议员。宋教仁被刺后，吴昆弹劾袁世凯，放弃议员职务，主张武力讨袁。刘子通是中共正式建党前全国53名早期中共党员，中共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熊十力则是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早期同样热衷于革命，同宋教仁、吕大森共同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

四杰指点江山，豪情满怀。兴至处，取来纸笔，泼墨抒怀。吴昆写的是李白《山中问答》：“问余何故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渺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写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熊十力写的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李四光写的是：“雄视三楚。”

李四光笔下的“三楚”，是指江陵、彭城(今徐州)和苏州。四杰以英雄的视野纵览天下，但谁知一次聚会，竟成箴言：吴昆几次革命，终告失望，晚年赋闲，借酒浇愁，1942年10月3日逝于恩施旅舍，死后无钱安葬，尸体腐烂，友人敛资安顿。算得上是“桃花流水，别有天地”。刘子通更是一生坎坷，他终身从教，飘飘然度过39个寒暑。1922年先是被反动校长解聘了职务，接着又被反动政府悬榜通缉。1924年冬积劳成疾，含愤病逝于北平。而迫害他的人，首功当推王式玉——当年同李四光一同在湖北工业学堂任教的同事。熊十力护法失败后，转向学术，“出于儒佛而归于儒”，成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当代哲学界杰出人物，其最狂的一句话如下：“胡适那点儿科学知识跟我没法比，冯友兰根本不识字，金岳霖说的那些玩意儿也就戏说！”李四光则最终“雄视三楚”，为我国地质力学、石油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开票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由上海前往南京就职。当晚11时，孙中山在总统府举行了大总统受任典礼。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人选名单获得通过，所任命的实业部次长，果然就是马君武。

宋教仁能够认真征询李四光的意见，孙中山能够欣然采纳李四光的意见，是因为两位革命领袖除了在日本时对少年李四光已有了初步了解，更欣赏李四光在推动武昌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也包括对李四光在实业建设方面所具备的能力和经验的认可。

在李四光的一生中，第一个真正繁忙的时刻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