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深圳的建筑市场已经不怎么好做了，竞争十分激烈，我们单位不得不做些贸易。前年我从施工一线要求调到贸易公司做部门经理，意在多赚些钱，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还债……”黄钢说到这里，不好意思起来，“你别看我的名片上已经是‘副总’了，其实徒有虚名。如果不是公司生意惨淡，单位也不会走马灯似的老换老总。我们都是当兵出身的，也许一辈子就改不了当兵的毛病。可这生意场上，我们当兵人的性格便成不了事。这不，我们也算是可以做些进出口贸易，要说黑着心赚大钱不是没有机会，可事情一到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手里就不成。比如香港总有人说在你们进口的建筑材料集装箱里装点内地市场上热销的手机、VCD什么的，我们哪会答应嘛。有位老板不知从哪儿知道我儿子要考大学，便约我到沙头角‘喝茶’，当场拿出十万元港币，让我答应在我们的一批集装箱里装进他的手机。我说这事你找错人了。他说没有找错。我问，你凭什么说找的就是我？他说，凭你两个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一听就火了，说，去你妈的，我家里的事用得着你管吗？那家伙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人，请客的喝茶钱也没有顾得付，收起那十万元钱便跑了。

“其实我当时是窝心，本来为了孩子上学的事遇到那么多叫人说不出道不明的事，他个外人凭什么也来捅我们的心窝？我们已经够累了！”

我的这位战友一点也没有改变当兵的性格。其实后来我了解到，在我们基建工程兵战友中，还有无数为了孩子上学而付出更多代价的人。下面这位，我不便把他的真实姓名告诉大家，就叫他老马吧。

老马在当年是师里有名的精明人，在部队集体转业到深圳的第二年，他一看成天跟砖瓦打交道，还不如回自己的西安市，于是费尽周折从建设大军中分离出来，通过各种关系进了西安的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当后勤仓库副主任。开始几年，老马很庆幸自己离开深圳这步路走得及时正确。哪知一转眼深圳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先不说那是个黄金成堆的前沿市场，单说很多内地人到那儿去一次就兴奋得好像跟出趟国一样；又听不少战友传来消息，说他原来部队上的某某人现在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过几年又听说另一位原来在他手下当兵的人成了千万富翁，光身边的“漂亮小蜜”就有好几个。老马听后心里痒滋滋酸溜溜的。这光景没过两年，老马所在的军工企业关门转产，百分之四十的人下岗，像他这样非技术人员自然是首当其冲地成了第一批下岗对象。这下可让老马傻了眼：自己堂堂一个军队营职干部没了饭碗，家里一个上高中的孩子都供不起呀！这事闹的？

老马意想不到的是，他所在的这家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大公司的老板，竟然会是三十来岁的一位水灵女人！而且这位水灵女人与他第一眼相交时，双方竟都呆呆地目视了至少一分钟以上的时间：老马是被对方的美丽所倾倒，那年轻女总裁则是被充满雄性气概的下级所震**……下面的事是老马身不由己了，且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某些深深埋在心底的欲望。后来老马被调到了“总裁办公室”当干事，其实是女总裁的私人保镖加情人。

老马的工资收入立马丰厚许多，全家的户口也很快到了深圳，只是他不能经常回家，有时甚至一个月回不了一次家。而难得回家一次的主要任务，是给家人送生活费和儿子的学习费用。老马的儿子也是在一家私立学校，费用很高，每月都得送一次钱。有一次老马跟那女总裁到香港谈生意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星期回来，等到他去给儿子送生活费时，儿子见了他就冲着他说：你倒跟着婊子在外面舒服，我在学校等了你多长时间你知道吗？想买一个CD都买不成？

所有这些，老马对过去的老战友谁都没说，倒是他流浪一年的儿子悔过自新地重新回到了学校，并且开始认认真真地读书了，老马那颗凄凉的心有了些暖意。只是现在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每月只送一次钱，他现在必须每月跑两次学校。儿子知道，他老爸现在已经被原来的公司一脚踢了出来，到了另一家小公司当副主管，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两千元，所以他必须每月分两次给儿子送钱……

“你们不也都是从没有文凭的解放军大学校出来的嘛，干吗受那么多罪，非得硬撑着让孩子以后上大学不可？”在同老战友们谈论子女问题时，我颇有感慨地发此言语。不想立即受到几乎所有战友的有力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