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们住家就在南岸安达森洋行隔壁，在我们院坝边就能清晰地看见这栋楼房，院坝下面有一条路可以直通这栋楼，不过距楼大约几米处就被一道高高的栅栏拦住了，这条路长满了杂草，我们这些小娃儿经常在栅栏外藏猫猫，也常常在栅栏外窥视那栋楼，感觉很神秘，怎么从来没见里面有人，都以为是重庆茶场的什么仓库。

在这里还能看见慈云寺和门外那尊用整块石头打造的石狮子。小学放学，我们一般都从黄家巷那边走，有时天星桥那边的同学相邀，我也就跟随她们从慈云寺旁的石狮子边走过，然后经过那个很大的 “水”字和一个洞子，大约走一两分钟后，爬一陡坡就到我们家了。

我一人从来不敢从石狮子旁经过，因为这头石狮子打造得和真狮子一样威猛，大小与真狮子差不多，锋利的爪、长长的尖牙，口里还含有一颗石珠子，样子很可怕，那些胆大的男同学经常去掏狮子嘴里那颗石珠子，但从来没有谁掏出来过；可惜的是这头石狮子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得稀巴烂，现在人们用一些烂砖块和水泥糊了一个很小的狮子，放在慈云寺门外护栏下面，不注意还看不见。据说这头狮子与江对岸白象街那头白象隔江相望，具有白象狮子锁大江的作用。现在旧城改造，有时想回儿时玩耍的地方找回儿时的感觉，却发现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居然还迷路了，嗨！找不回童年却留住了乡愁。

（二）

从这条路过去就是黄家巷，左边围墙里就是安达森洋行，右边是重庆茶厂的职工宿舍，是后来建的。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天天都要从这里去上学，或到玄坛庙街上去买东西。

小时候物质匮乏，什么都凭票。那时父亲好像是一星期回来一次，有时回来晚了就经常叫我到街上去给他买油酥花生、“五加皮”（一种甜酒）或炸酱面。在当时我本来从来没吃过饱饭，当然是买到这些东西就边走边尝。父亲其实知道我尝了他的东西的，但他从来没责怪我。其实这个“五加皮”没什么酒味，父亲以前就喝这些甜酒，其中有什么“广柑酒”，甜咪咪的。

因为我是家里的大女，父亲总是叫我上街去买这买那的。有天父亲下班回来，第二天他休息，他就给我说：“‘代姑姐’（大姑娘的意思，宁波话）你明天早点去街上买肉。”早上五点他就把我叫醒，把妈妈的呢子大衣给我披上，我就带小跑出门去了。冬天早上五点钟天气很冷，那时一路上只有几盏昏暗的忽闪忽闪的黄灯，走到黄家巷那棵黄葛树下我就加快了脚步，想起“黄葛精的故事”，生怕“黄葛精”下来把我抓来吃了。一路小跑到红旗巷小学旁边的肉店。那天我自以为我来得很早，殊不知队伍已排了好几米长。等到我排拢，肉没有了。天已大亮，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爸爸妈妈也没说什么，因为那时什么东西都不好买。

（三）

“ 清早八晨，来了一人，大吼一声‘倒桶’！” 每次想起这首童谣，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件很尴尬的事。

那时我们的住房都是一家人一间屋，一家大小都住在里面，没有卫生间，所以家家户户屋里都有一个方便解手的罐罐，我们叫它尿罐。这个尿罐形状与炖汤的砂锅差不多，只是炖汤的砂锅开口小些，好保温，尿罐开口大些。

每天尿罐满了，就提到屋后面那个坡上的厕所去倒了，然后用一个竹刷子加水刷洗干净，放回门背后或什么隐蔽的地方。

我们这里好像只有女孩子才该做倒尿罐的事，如果哪天看见哪家有男人去倒尿罐，那男人就会被大家笑话；而且好像谁家里谁去倒尿罐，基本天天都由谁去倒。我们家也是我天天负责倒尿罐。每天我们院子倒尿罐的几个姐妹都要约好一起去倒，因为厕所要走几分钟才拢。有时我们几个提起尿罐边走边吹牛，你有什么新闻，我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都在倒尿罐时摆谈出来了，就这样停停歇歇，本来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结果我们经常天黑才提起空尿罐回家。那时家庭作业很少，社会治安也好，大人一般都不会吵我们。当时我们最希望天天有“倒桶”的来（就是农村来收大粪的）。他们一般都是很早从远处坐着一个专门装粪的木船来的，到了河边，几个男的分头担一挑空木桶，爬上坡到了各家院坝边，然后扯开嗓门大吼一声：“倒桶！”于是每家就有一人提的提起、端的端起那个尿罐冲了出来，直奔收粪的空木桶，手脚麻利地“哗”——快速倒掉尿罐的东西，如果动作慢了，粪桶已被别人倒满，就要等到下一个“倒桶”的来，等不到下一个“倒桶”的，就只有各人端到厕所去倒了。

一次我正准备去上学，突然听到一声“倒桶”！我急忙端起尿罐就冲出门，结果跑得太急，下楼梯时脚踩滑了，“稀里哗啦”“乒乒乓乓”就从楼上连同尿罐滚了下来，待我把楼梯擦干净，洗刷了尿罐，洗了澡换了衣服去上学时就迟到了，老师问“你怎么迟到了”，班上有几个是我邻居，他们全都笑了，异口同声地说：“她端起尿罐从楼上滚下来了！”自从这件事以后，同学邻居经常开我玩笑说：“你遭粪淋了的，啷个还没长高呢！”同学邻居的玩笑使我很尴尬。现在想起小时候的经历，虽然艰苦却很有趣，每次想起还忍不住偷偷笑。

现在条件好了，不用倒尿罐了，但那“倒桶”的声音还常常回响在我记忆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