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军人，在重庆跳伞塔第一个表演跳伞的人就是我！

我出生在1923年的合川，是家中独女。父母开川剧团，在那个年代还算家境殷实，所以我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我高中在北碚的国立重庆师范读的（那时候的师范是高中），同学很多都是全国其他地方逃难来的，他们不仅没有钱，甚至也没什么行李，很多都是靠走路来重庆，所以我那时就很痛恨日本人。

我们的老师也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是水平很高的教授，当时有名的戴爱莲还教过我们跳舞！我们还有滑翔机课——滑翔机不用起飞，是用橡皮筋一样的东西弹上天。我开滑翔机的时候还把飞机的左边翅膀撞坏了，老师罚我不准再开，哈哈。

上学时，我们还坐船到重庆来过，那时候跳伞塔刚修好，很有名气，政府要在那里办活动招待外国政要，我们班就被安排在跳伞塔给他们表演舞蹈，有中国舞，也跳踢踏舞之类的国际舞蹈。表演完毕后，老师问有没有人愿意表演跳伞，我胆子大，就自告奋勇地报名了，于是我成了第一个在跳伞塔表演跳伞的学生。

1944年，从重庆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我听从国家号召，参加了青年军，进入政工班第三期，后来被分到政治总部政工队，成了现在说的文艺兵。在政工班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蒋经国，所以我们都自豪地称自己为“蒋经国的学生”。 那时候美军也驻扎在重庆，很多美国大兵都跟我们一起生活、活动，我性格活泼，爱好多，所以和美国人特别合得来。他们教我们英语，我们就教他们中文，而且还是重庆话。

我在政工队一直升到中尉，随后被分到綦江202师政工队，计划抗战胜利以后随部队去台湾参与接收工作。1946年春天，我们坐着登陆艇去台湾高雄，一待就是三年多，在高雄的时候我被升为上尉，也担任政工队副队长。说起在台湾的生活，比在重庆跟美军一起生活都好，那时候我们住的是日本人修的带榻榻米的房子，你别说，修得还挺漂亮。

我一直在高雄住到1949年，我们部队被调到北平任城防，但没有在北平待多久，我们师就起义了，我也因此再次回到重庆。我这辈子最开心，最难忘的就是当兵那几年。后来我想，要是那时我跟美国人去了美国，也许我一辈子的命运就改变了。

重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补记：我们在2016年初找到孤寡老兵白婆婆，在确认身份后便时常去看望。每每与她聊天，都会被她的开朗感染。她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知女青年，军队中的骄子。一说起在政工队的岁月，她就会兴奋地聊起很多和美国大兵共处的细节，完全就是民国时代偶像剧的情节啊！不过可惜，随着后来社会变迁，她的照片和资料都没能保留下来，不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她身着军装的飒爽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