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平

我称呼王觉伯伯为觉伯，可不是一如其他人那样，既是尊号，也近乎外号。1981年寒假回渝，陪父亲在文化宫看热闹，偶遇觉伯。父亲一边同他握手，一边招呼我：“这是你王觉伯伯，鼎鼎大名的老红军，文联书记。”觉伯一边问：“这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一边把另一只手向我伸来。那只手，骨，瘦，相当有力度，还有温度。当他从我父亲口中得知我的名字，在哪儿上学，也在写诗时，爽声说：“好，好，写了好东西，要先给我哟，那嘛当然，这是个约定……”

分手后，我迅速从父亲口中脑补：觉伯1921年出生，长父亲一岁。按巴蜀风俗，我天经地义该称他觉伯。此后，大学毕业回重庆工作，在文化圈子里，能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乎，称呼觉伯，顺嘴就来。

这一顺就顺到了1986年。年初，我的长诗《雩舞》在丁玲主编的文学月刊《中国》上发表，牛汉先生亲自撰写读后感《呼唤甘霖》。《新华文摘》1986年四期全诗收录。重庆老诗人余薇野一次在会上激动地说：“像这样超过400行的诗全文摘进《新华文摘》，我这辈子没见过几次。”诗评家吕进先生评其为“人的剧诗”。这年六月，我受命主持重庆市博物馆工作。那时，重庆作协仍在文联机构内，觉伯作为文联元老，文化界知名人士，常见身影。一次，他让我会后留一下，说有事。等会后人散去，他劈头一句：“我俩约定了的，有好稿子先尽重庆用，你的《雩舞》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投《红岩》？”他老人家真的生气了，脸涨得通红，青筋直冒。

诗《雩舞》结构于1982年我在山东大学读考古的最后学期，因在北方找不到我追求的语感，只写了个题记。回重庆后，迅速在城乡烟火气和巫文化氛围中找到了想要的节奏和语式，1983年5月完成于枇杷山老博物馆。沉淀几个月后，我用复写纸拓蓝两份，一份留底，一份亲自送到《红岩》杂志××老师手中。三个月后，得到不予刊用通知，理由是诗太长。因我强烈要求退稿，又数月后，厚厚的复写稿退还到手。

我把这个过程向觉伯讲了。他慢慢恢复长者的常态，心平气和地说：“你没有食言，我很宽慰，但事情没完，让人心里难忍。”他当着我的面，叫来负责此事的××老师，说：“以前有人说《雩舞》这首诗本该在重庆《红岩》首发的，我还不信，今天找作者当面问了，果不其然，就是如此，让我心头很不是滋味。办《红岩》有一个目的就是为重庆中青年作家服好务，要培养重庆作家和诗人，人家送上门来被拒绝，是水平呢还是其他问题，值得分析。”觉伯停了一下，语气放温和了点，说，“有些老同志，却是新近入党的新党员，不要入党前说一套，入了党就忘记了……”说话时，觉伯俨然以为自己还是重庆市文联书记，副主席，还是他心心念念的刊物《红岩》的主编。

写完这篇小稿，我把它念给父亲听。父亲年方98，还在写诗。父亲沉吟良久，说：“50年代初，你觉伯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我是工矿教育处副处长，那时的部长是任白戈。你觉伯要是还活着，明年该做百岁了。他是个好人。”

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