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力
要说王觉老师，先说说作家田雁宁。
雁宁跟我有多重关系，不仅大学同一个窗，还同一个宿舍，同一个吃饭小组（我们有四个要好的同学每顿饭一口锅里搅勺，某段时期还自动加入一个小学妹，是为五人），还是同一个文学社的业余作者，他是社长，我是社员。
我们在省级刊物正式发表小说是同一年，大学假期到《四川文学》编辑部去做业余编辑也是同一批，从业余作者变成专业作家也是同一时，当然后来的采风体验生活、走京上府参加各种文学会议，甚至去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都是我俩在一起。
这就带来了一大好处。比如我记性不好，大事能记得，中事模糊，小事往往忘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回忆的，第一想到的就是雁宁老兄，他有一副好脑子，好记性，几十年岁月风烟中湮灭已久的往事，只要问他，保证给你一一提示个门儿清。
比如前不久，想写一篇回忆重庆文联王觉老师的小文，忽然对一些时间地点之类的细节有些把不准了，赶紧求之于雁宁：“糊涂的我向兄求证几个细节。当年我们应《红岩》杂志社之约去重庆写稿，具体是八几年，是夏秋之间吗？另外，住的重庆南山的那个领事馆是法国的还是哪国的？”
清醒的他：“大概是八四年夏秋之交。住的意大利大使馆，在法国大使馆吃饭，再去苏联大使馆开会，跳舞。”
糊涂的我：“哇哇，当年好浪漫，真个是文学的春天。当年与王觉老师接触不多，只开会时听他讲讲话，在文联大院碰上时聊几句闲篇。但得写一点文字，以志纪念老一辈、纪念那个开放的年代、纪念我们的文学青春。”
清醒的他：“好时期，好浪漫，值得回忆。还记得在法国大使馆为我们煮饭的那个女人和可爱的小女孩吗？”
糊涂的我：“哎呀，要不是你提醒，真还沉入历史的深洞中了。确实，有这么两个女性……咳，如花似歌的岁月，若不是经历了今日的拘谨，哪能比对出过去的美好。幸亏我们几十年前过了一段好日子。”
是的，那真是一段值得铭记的文学春天。那时重庆还辖于四川，我们川东地市的文学作者与在重庆的联系就天然许多，去成都开会出差游玩必得经过重庆，于是就趁机刹一脚去访亲串友兼吃火锅，专门去重庆公干私干的事情也不少。记得1981年我的短篇小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青年作家》创刊号上发表后，当时就读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刘彦就邀请我们去重庆西师与他们的文学社社员座谈，而人称重庆诗坛金童玉女的李钢、傅天琳、《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报告文学作家黄济人、重庆小说作家罗学蓬、莫怀戚等等那时都是青春逼人、风华盖世，都是在那段时期先先后后与我们结成文坛好朋友的。
好朋友实在是很多，请恕无法一一提及。
上面说的都是同辈人。那重庆老一辈的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些许印象吗？答案是肯定的，不只是些许印象，而是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在当时的四川，除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四川文学》编辑部对我和雁宁悉心培养之外，重庆的文学机构和老一辈的老师对我们的鞭策指教也属重磅中的重磅，让我们后来只要一回想起，就觉得格外温馨暖人。
比如全国著名诗人梁上泉老师，虽在重庆工作，但本身就是达县人，我们很早便认识了他，他的热情宽厚、率真爽直，使我们只要与他在一起，就会忘记年龄之间的差距。
又比如重庆出版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刚组建不久，就派出杨本泉和张慧光老师到达县市来找我们，于是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认真编辑下，我和雁宁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于1983年在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它作为重庆出版社建社后第一批推出的小说集，也作为我们踏上文学道路后所出的第一本结集文本，对我们的信心鼓舞有多大，对后来在这条道路上意气风发地高歌猛进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因此，永远地铭记两位前辈老师，永远地感恩重庆出版社。
又比如重庆文联的杨益言老师，都知道他是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我在四川省政协当委员时，杨益言老师是我所在的文艺十六组的组长。后来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事件过后省政协的年度大会里，我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地谈到对这件大事的真实想法和评价，这与那时的大气候是有疏离的。杨益言老师在会议室外直接拦住我，心事重重地说：“你这个谭力是没经过那个年代啊，你要真出了问题我会为你心痛啊！”杨老师的心痛绝非礼仪用词，紧接着他动用他那小组长的小小权力，巧妙地保护了可能出事的我。我后来认识到，老作家这样做，闪烁出的其实是心中真正的悲悯和人性的光辉，他其实不是想保护我一个小青年，他是想为中国的文学和创造力留住更多的人才，说到底他们心系的是这个民族的未来。
而与重庆文联和文联机关里的《红岩》文学杂志社中的老师，我们接触就更多了，老一辈的殷白、王觉、马戎、熊小凡等老师，大哥级的李耀国等老师，年龄同一水平的刘阳、王离离等，每次到大田湾的重庆村文联机关大院，就像回到了另一个家。
就说1984年的《红岩》笔会，编辑部将省内崭露头角的几个青年作家请到重庆，报名后在大田湾重庆村的重庆文联大院（也是《红岩》编辑部的所在地）的会议室集中。随着掌声，王觉老师出场，他当时是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重庆文联副主席，《红岩》杂志社主编。王觉老师讲话爽快直接，标准重庆人性格，首先表达对青年作者们的欢迎之意，然后鼓舞大家体验生活，走正道，最后预祝在南山的半个月中出好作品，争取都在《红岩》杂志上发表。讲话的内容是那个年代的领导必须要讲的，也是我们青年作者必须要听的。然后马戎老师和熊小凡老师都相继讲了话。大家热烈鼓掌。我觉得编辑部所有的老师都亲切随和，心中自是十分熨帖。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在市区外面的南山。
长江边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天是很难熬的，但南山森林茂密，气候宜人，那是重庆的风水宝地，盛夏时期比市中区的温度要低好几度，又无一般闲人打扰，端的是沉思和写作的好地方。八年抗战期间，作为民国陪都，老蒋先生和世界各国随民国政府内迁的使领馆来到重庆，因为南山山荒林密，更兼离市区尚有十数公里，庶可避过日本飞机日复一日对市区的狂轰滥炸，所以先后都在这里择地建房，为后世留下为数不少风格迥异的独幢建筑。不过我们住进去是在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尚在市场经济大举爆发的前夜，整个南山众多的美好建筑还未推向市场经营，房屋总数虽然不少，但既无服务机构亦无服务人员，不具备宾馆接待条件，它们星罗棋布散处在山间，在寂寞幽静中等待多年后被唤醒的第二次青春。《红岩》编辑部也有办法，通过一系列协调，安排我们住进了床铺条件稍微完备一些的意大利使馆小楼，又请了一个重庆嫂子在法国大使馆临时办了个做饭吃的小食堂，解决作家们的伙食问题，而开会讨论作品的地方也好办，沿山径小道走他几分钟就是会议室条件更好的苏联大使馆，经常走去那里便是。
一个多星期后我到市区文联大院办事，恰好在楼梯处碰上王觉老师从上面办公室下来，他就站住了，然后笑微微地发问：“谭力你们习不习惯在南山啊，觉得吃住怎么样啊？”我说：“只有那么习惯了，当过知青的人，南山已经是天堂了。”他说：“编辑部说你们住的一个使馆，吃的另一个使馆，开会去第三个使馆？”我说：“是啊是啊，我们虽然都没出过国，但《红岩》编辑部让我们一天就走完欧洲，安排得太巴适了。”王觉老师就呵呵呵笑了，说：“就是要胸怀天下，放宽眼界，你们写文章也要这样，从生活中来，又高于生活。”我说：“是这样的，王老师你们把我们这样安排，就是要生动地告诉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妙处，让我们成熟得更快。”他笑得更开心了，说：“生动啥哦，是编辑部其他同志想得周到。不过所谓的站在中国、放眼世界，那的确是创作中要具有的胸怀，要多学习，古今中外，兼收并蓄，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个好法宝。当然，方向要正，不要走偏了哟。呵呵呵你们都晓得这些，我这是老生常谈了，你们能理解老师们的心就好。”然后他走了。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老一辈文学组织工作者的真心，虽然我们背着他们有时也说小话，说他们某些方面太过小心，生怕青年作家写了过头文章说了过头话语，其实他们与我们一样，是期望文学大繁荣，期望我们都出大作品，都成大气候的。他们对我们的拳拳之心，是通过他们在组织文学活动中从吃喝住行的一切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中传达出来的。而南山的笔会，让我后来一想起就有一股事事恰到好处的温暖。虽说王觉老师不一定是亲自去南山勘测条件的，不一定是亲自排布三个大使馆的功能作用的，但他是重庆文联的重要负责人，是《红岩》杂志的总编，请我们去重庆的名单必得由他过目，对青年作家的生活安排必得由他首肯，他与杨益言老师一样，都对年轻作者的健康成长抱有一颗慈爱的父辈之心，他的关怀在幕后不在台前，但我们全数知悉，并且永铭五内。
又过了几年，经济形势和文坛形势越发活跃，雁宁就带领我们几个青年作家从《红岩》杂志社承包了一期专号刊物，自主编辑和发行。在去向《红岩》编辑部交纳承包费时，我们又来到了重庆。第二天上午，也是在重庆文联的大院里，我正在等待雁宁从楼上办完事下来，偶然与王觉老师又碰上了。
那时，王觉老师捧着个茶杯从院子里经过，不经意回头看到我，就停了下来。他问清了我们来渝的事由，脸上转为少有的严肃，说：“谭力，也请你转告雁宁同志，责任重大啊，要把握好方向，要走正道哟。”我应付着点头，思虑着想回答点什么，却有人在不远处请他过去，于是他与我分手了。
这是我与王觉老师的最后一面。
如今一晃，王觉老师离开这个世界都29年了。我们也已不是小青年，也都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人生易老，岁月不经熬啊。可岁月中却能沉淀下来许多东西，那些有益有趣的人和事、那些一旦经过就永远难忘、那些植入心底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观念和为人行事风格的历史瞬间，就会在某个契机到来时，清晰地浮现在你眼前，让你凝视，让你感慨，甚至让你动容。
就像与王觉老师在重庆短短的几次见面和短短的几次交谈，虽历经岁月漂洗却不会褪色，只要一想到重庆，一想到重庆的老师和朋友，王觉老师的“要走正道哟”就会飘到耳边。可能对“正道”的理解各有差别，但老一辈的担心、真心、爱心却是表露无遗，一辈子温暖着我们向前行。
是以此文字，纪念王觉老师100周年诞辰，兼怀念所有的重庆的老师。
2020年8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