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山

重庆文联的老办公大楼就要拆去。人去楼空，只留下空楼和一扇扇窗。新的高楼后年将拔地而起。新人必将在新楼里繁忙工作大展宏图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立下功勋。数十年来，我曾在这座楼里劳动，有着与战友们共同悲欢的岁月。站在楼下，我久久望着一扇窗，那窗下的灯光已经熄灭了，那人已病故五年了，但那身影还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仿佛还在窗下埋头地写。仿佛还在与我争论什么，捋着他的短须，说：“那嘛当然……”

我接触过好些担负着文艺领导工作的作家。有的有官架子，我不喜欢。有的，和他交往，一起工作，则如朋友，虚心和你商量不懂的，诚恳向你请教。作家渥丹（苏执、王觉）就是其中难忘的一个。在这幢旧楼的那扇窗下，他奉献了他的生命。

20世纪40年代的渥丹，在育才学校文学组工作。诗人力扬和他在一起。他写了数量虽不多但有见地的评论，路翎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他就曾以长文评论，写得很好。尔后，他协助何其芳主编《萌芽》，也写了一些有质量的评论，并接办一个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沙汀的《困兽记》，40年代的渥丹，将整个灵魂都交给文学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担负着党的宣传文艺工作，当各种部门的头儿。当头儿，是很难的。1961年文艺八条之后，我获机会上船体验生活，写了散文《船长的女儿》和一些诗，李南力写了《给敌人送棺材》，殷白写了《草地炊烟》发表。我的散文杨甦编了，主编邓均吾在批示中要渥丹决定是否发表，渥丹通过发表了，渥丹勇敢承担了责任。

在特殊时期，作为评论家的渥丹，他写评论文章很难，写一篇影评也要人三番四复地给他斟酌，就像鲁迅的《立论》所说的，难。当时我很反感，后来我明白了。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为了起草一个什么，把杨、小凡和我三人找去，那是一个冬夜，生一盆火，就在那个窗下，从晚上8点写到第二天凌晨6点才完成；还有一件事，沙汀要诗人雁翼和作家甘犁写歌剧《嘉陵怒涛》，渥丹要我和李南力参加，但说明，是不上作者名单的，因为我和李南力都不可以打上名字，只能参加，渥丹向我说：“你要谅解。”他表现出痛苦。

新时期的渥丹，爆发出令人尊敬的工作**。在楼上的那扇窗下，他如一颗钉子钉在板凳上。我每次到他办公室，总见他伏案在写什么，好多次晚饭以后，我在院子里散步，唯见那窗内灯光亮着，若干次，看不惯了，跑去敲门而入。我指责他，他说：“没有办法，这些事要办。”我说：“稀罕你办，徐蘅等你吃饭已等得发火了。”我还有些话没有说，那就是：“你已经瘦得不像话了……”

作为一个评论家，渥丹这一生写得不多，虽然他的评论文章是写得不错的。在新时期，我曾多次向他说：“作为一个评论家，你不写文章，是一种遗憾。”“那嘛当然，”他说，“这么多工作，不做不行，你看。”他将一大堆要办的事屈指历数，就只好看着他头上剩下不多的头发，原谅他了。

虽少写文章，但渥丹除开会之外，他总是在写，在那扇窗下，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是一个工作狂，将精力在那间屋子在那扇窗下，拼命地使出来，他背后站着一大批有才能的文艺家。

我在夜空下站着，望着那扇窗。仿佛还看见瘦骨嶙峋的渥丹在苦思，找寻最适当美妙的句子表达对文学工作的构想、措施。星儿在天空闪亮了，那颗熟悉的星。

我望着那扇窗，我有窗的怀念。

1996年

备注：

此文出自黄济人、傅德岷主编《重庆散文大观》，1999年。

作者杨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作家。现执编《银河系》诗刊。著有诗集《雨天的信》《爱之机》《杨山抒情诗集》等多部。

王觉与《红岩》杂志编辑杨山（右一）、杨甦（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