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凡

王觉同志离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思想言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42年的友情、同志情，怎么也不能忘怀。

我同王觉认识是在1949年5月。那时，我们川东、川西地下党同志汇集在天津，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的入城学习，先于我们进入华北解放区的重庆地下党干部王觉、李思源正在天津，也参加了我们这个集体，一起学习，此后一同进军南下，在钱瑛同志的带领下，我们由津浦路、陇海路，转平汉路，同乘一列闷罐车去武汉，王觉热心为大家服务打开水、买食物，特别是照顾一些体弱的女同志，受到大家的称赞。

我们在武汉，分别参加了工作，目的是学习接管经验，王觉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文管会，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两个单位都设在汉口路附近的璇宫饭店，我住二楼，他住三楼，因此，我们朝夕见面，经常接触。他管电影审查，有机会就约我去看电影，并且评论影片的好坏。他认真负责，有时一天跑几个电影院，对于政治反动、**黄色的影片严格把关。他很有经验，因为他在天津也做过电影审查工作。当时，钱瑛任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还管四川地下党工作，萧泽宽、邓照明等同志住在组织部招待所（英国跑马场）研究情况，总结工作，有时通知我们去参加讨论，我总是和王觉一起，各人骑上一辆自行车，沿着江汉大道直奔目的地，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

9月，我们到了南京，在二野参加学习，准备进军西南，大家一起听报告、学习讨论。我们住在玄武门附近一个临时招待所，晚饭后就去玄武湖散步、划船，漫谈革命发展形势和即将进军大西南的事情。当时二野邓小平同志曾接见地下党同志，对我们鼓舞很大。川西的同志就要与我们分手了，他们去西安从北路回四川，我们也要向湖南进发。就在中秋时节，我们在玄武湖举行一次告别会，王觉充当采购，买了一些南京鸭子和点心食品。大家相互勉励，相约在成都、重庆相见。王觉不仅与川东的同志建立了友好联系，而且在川西的同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们一同行军经武汉、长沙而到达常德待命，住在一家饭庄的楼上，我和王觉是铺席相接。当时，组织上布置收集有关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资料，王觉对重庆的情况较为熟悉，积极提供了许多资料，我们在一起回忆、核证。一天，我们去常德城墙上游逛，观望这座湘西的名城。联想山城重庆的雄姿，巴山蜀水，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于是，谈到回重庆的打算。王觉说，他爱好文学，想从事文艺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服从党组织的分配。我们还谈到革命，牺牲了许多同志，有一些同志还关在渣滓洞集中营，觉得我们是幸存者应当努力为党工作。王觉深有感慨地说：“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从重庆跑到华北来找到党组织，算是幸运，今后只有更好地工作，才对得起党的培养。”我们在常德的一席谈话，至今言犹在耳。

在常德期间，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了，组织上分配我在市委政策研究室，王觉分去搞文管工作。我们同坐一辆大型客车，经湘西山区、川东的酉秀黔彭，于12月 4日抵达解放了的重庆。回重庆后，我们的工作虽有多次调动，但我和王觉都在一个宣传文化系统，于公于私，在相互关系上从未中断过。

在42年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王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同志，是重庆宣传文艺战线上的一位卓越战士。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废寝忘食，为党工作。他在生病住院期间，我先后去看过三次。有一次是动手术之后，头脑还比较清醒，我说：“老王，你几十年为党工作，不分昼夜，从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健康，也没有去过医院，这次难得住院，就专心治疗把病治好，不要还挂着工作。”像是触动了他的心愿，他欲言又哽，握着我的手，两眼流出了热泪，此情此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王觉终于走完了革命人生的最后旅程。他的去世，是重庆宣传文艺战线的一个损失，我也为失去一位相知的同志、战友而悲恸。“斯人已去，风范犹存。”平凡之中见伟大。王觉的思想和德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原载《重庆日报》1991年12月3日

备注：

作者黄友凡，著名作家、原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

1948年，王觉（左二）与中共川东地下党员在武汉

20世纪80年代抗战“救国会”同志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