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觉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脑子里自然有着太多的我与重庆的记忆。而在此刻萦回于我脑际的，则是多年前我在夫子池、临江路和张家花园时的一些往事。

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两三年，我已是低年级的小学生了，每天挎上书包到夫子池文庙上学。一次散午学后，我们一群小伙伴打闹着走出校门，为大街上见到的情景惊呆了。当年我们的革命志士被一列士兵从大梁子经夫子池押往通远门外刑场英勇就义。凄厉的号音，革命志士们拼命呼喊的口号声，久久留在耳边，不能抑制我幼小心灵的震颤。

我在十岁出头那阵，结识了两位年长的同学，他们大概是乡下来的孩子。两人带我去到他们那间黑洞洞的阴暗潮湿的寝室，点燃油灯，其中一位从木箱里取出一张从书报上剪下来的人像指给我看，我问他是谁，两人几乎同声道出：“马克思！”接着，其中一位还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三三一”惨案引起巨大的震动，一些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为之愤懑。数年后，北上红军到了通南巴。红军的影响，使我儿时对共产主义的一些不理解，化为了庄严、神圣的崇高感，融入我青少年时代对人类理想的执着追求中。

抗战后期我走上文学书籍出版工作岗位。出版社是在生活、新知、读书生活三家党直接领导的机构已难于出书的情况下，根据南方局化整为零分散作战方针的指示而办起来的几家小出版社之一，实际的领导人是叶以群、黄洛峰同志。

在出版社期间，我所知道的一位青年作者的一段经历也很有意思。1945年初，以群介绍我认识了这位与我年岁相当的青年作者，他刚从沦陷区上海只身来渝。他随身带了一部长篇手稿《上海二十四小时》。在当年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开初，以群同志因弄不清其来历感到不好接待，看了他的手稿后就毅然决定为他出书，还帮助安排他的生活。老一辈作家热情扶植青年作者的情景，在我做文学期刊编辑时经常见到，何其芳同志也是这样，他总是亲自与投稿者通信，待他们的作品发表后还要我通知他们前来交谈。

这几年常陪外地客人参观张家花园抗敌文协旧址。抗战期中，许多作家都在这里住过，以群同志长期住此，直到1946年初离开重庆。

一天早上我去他那儿，见茅盾同志在房里，好像起床不久，房里多了一架行军床，定是茅盾同志头天从唐家沱进城没赶回去，在这里过夜。一次，以群带我去他隔壁一间小屋，门窗紧闭，室内显得阴暗，憔悴清瘦的冯雪峰同志从上饶集中营出来秘密暂住此处。抗战胜利后，总会迁走，在这里成立了重庆分会，1946年暮春，我被派到分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分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萌芽》杂志就是分会办的刊物，同时还掌握了几家报纸副刊。分会人员包括分会领导人沈起予、艾芜、何其芳和聂绀弩、孟超、力扬、邵子南等老作家，会员总计不过40余人，大伙为参加革命斗争，进步活动，发表作品逃避敌特耳目煞费苦心。分会必需的开支，全靠总会留下的一笔钱的息金，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哪知1947年夏，存入这笔款项的信用合作社突然倒闭，急得人晕头转向，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才挤兑出来。

次年春夏之交，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山城，地下党组织遭破坏、许多同志被捕了，我噙着眼泪远离故乡。回来时已是朝霞满天，我们苦难的山城，战斗的山城，终于迎来伟大的新的时代。

原载《重庆日报》1989年11月12日 第二版

王觉少年时期（1934年）

1948年王觉在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