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觉

白戈同志，我怀念你！你离开人世整整一年了。前年秋天，你来渝参加重庆雾季艺术节，在渝州宾馆大厅举行的联欢会上，我陪你坐了许久，和你谈了许多话，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孰知竟成永诀！

我知道，你对重庆这座大革命时代你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山城，也是解放大西南你又回来参与领导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山城，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你关心重庆的一切，你关心“**”前一直在你领导下的重庆的文艺工作。这些年你每次来重庆或我们去成都，你都要询问重庆的文艺工作、创作、演出和文艺队伍的情况。而就那次艺术节，你对重庆一部有争议的戏剧新作所发表的正确意见，给了我们以不少启示，给了作者们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萦回脑际，使我不能平静。

1949年深秋西南进军途中，在大雨滂沱的湖南常德，我第一次见到任白戈同志，那时他作为已被任命的重庆市军管会文管会主任，通知我们那批分配到文管会工作的中层干部见面。当年白戈同志正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平易近人。1950年初春，我在接管工作结束后，被调到市刚成立的文联。次年，由白戈同志提名，调我到市委宣传部，直至他主持市委工作前那几年，我是在他和以后调来宣传部的张文澄同志领导下工作。

我刚调到宣传部那阵，白戈同志对我们说，他在兵团任宣传部部长时，一手抓报纸，一手抓文工团，报纸和文工团，是战争年代的两支重要队伍。白戈同志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文艺活动家、文艺评论家，左翼文艺运动的主要骨干，有着丰富的文艺经验！我们多么清楚，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他对重庆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重庆中年以上的文艺工作者，对白戈同志的政治素养、文艺素养和领导方法、领导作风都深有所感。

白戈同志关心川剧艺术。他说他从小就爱川剧，那是草台班，他熟悉川剧曲牌和川剧表演程式。解放初期，他成功地领导了川剧艺术的第一次改革。他是主张用女生帮腔代替男生帮腔的革新者。这次改革，从多方面一扫解放前川剧舞台的落后现象而出现了新的面貌。白戈同志潜心研究了传统剧目大幕戏《柳荫记》、折子戏《秋江》的剧本和表演，组织力量进行整理和修改。《柳荫记》在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中获奖，蜚声剧坛，在广大观众中产生强烈反响，也为传统剧目的整理、修改工作起了示范作用。此后，在他的领导下调动戏曲工作者的积极性，继续整理和修改了如《绣襦记》《芙奴传》《晴雯传》等一大批传统剧目，推动了发掘、整理工作和创作新剧目的深入开展。《芙奴传》是周总理很喜爱的一出戏。

白戈同志关心话剧艺术。他自己过去就写过剧本，对话剧创作和演出有浓厚的兴趣。解放初期，市委研究要写一出以重钢为背景，反映工人阶级护厂斗争的话剧，以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城的政治热情。白戈同志亲自领导了这出戏的剧本创作和演出，组织编导人员深入生活，参加重钢的实际斗争。经过长期努力，几经修改，他呕心沥血，使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于1953年得以问世。参加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成为全优获奖剧目，是全国解放后话剧舞台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成功之作。此后，市话剧团又在白戈同志领导下排演了《尤里乌斯·伏契克》，从导演构思到表演他都给予了具体帮助。公演后以其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得到国内专家的好评。60年代白戈同志亲自领导创作、演出的《比翼高飞》在1964年西南区话剧汇演中获奖，得到高度评价。可以说，市话剧团剧场艺术建设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与白戈同志的领导和关怀分不开的。

“**”前，白戈同志对不同艺术门类八个市属剧团的政治领导工作和业务领导工作都很关心，经常看他们的演出，在思想艺术方面经常给予指导，还帮助剧团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他主持市委工作期间，决定将原属一个建制的歌舞、歌剧分开，分别成立市歌舞团和市歌剧团，使重庆市歌剧团成了西南地区唯一从事歌剧艺术的专业剧团，是发展歌剧艺术的有力措施。白戈同志广泛接触各剧团的老、中、青演员和创作人员，关心他们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在他的倡导下，老艺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前还隆重地举行了一次青年演员向老艺人学艺的拜师会。

解放初期白戈同志是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的主席。他邀请老战友老作家由蓉来渝主持文联工作，艾芜同志任市文化局局长，西南进军来的作家邵子南也受到他的器重。白戈同志重视作家队伍的建设，逐渐形成一支专业创作的力量。当时，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分别编辑了《西南文艺》（中国作协重庆分会成立后更名为《红岩》）、《说古唱今》（后改变编辑方针更名为《群众文艺》）。白戈同志重视刊物工作，为两家刊物撰写文章，责成文艺处定期写出对刊物和报纸副刊的审查报告。1959年市文联编辑出版的《奔腾》文学月刊，编辑方针是他提出的，刊名也是他最后审定的。他关心长篇小说《红岩》的修改、定稿，还委托沙汀同志进行帮助。50年代开始创作的、反映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歌剧《红云崖》和《大巴山游击队》，在当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尚未得到正确对待的情况下，这一题材的创作，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并多次提出修改意见。

白戈同志也非常重视业余文艺活动。1953年，他同意文艺处设群众文化工作组，支持文艺处建议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文化馆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化馆方针任务的报告，受到中央文化部的高度重视。1954年，经他批准，由市文化局、市文联、市总工会、市团委等单位共同组织市的文化活动辅导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厂矿基层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

50年代前期，在白戈同志领导和关怀下，重庆的文艺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活跃局面。他重视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重视文艺的多种功能，包括文艺的娱乐性；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是令人佩服的。对文艺创作特别是过问较多的戏剧创作方面的意见，往往采取与作者平等交换意见的态度，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他善于从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等方面，就总体把握上提出带启发性的意见。他绝不将意见强加于人，也不束缚作者的手脚，而是重在启发作者思路，起到政治上把关，提高思想艺术质量的作用。对于别人的正确意见，他虚心听取，并给予肯定和支持。这种艺术民主的作风，是和他领导工作上善于发扬民主一致的。

白戈同志，我怀念你！当我写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当年我们在宣传部工作、生活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在枇杷山的那座院落，那幢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的楼房，因为太挤，没有你的办公室，你是在宿舍里办公的。有时我们深夜还到你那里去向你请示工作，等你批改文件。部里唯一一间会议室，要应付各种会议，大家在凉台上活动，打乒乓球。晚饭后，你常来会议室、寝室，或在屋外花坛石栏边和我们一起聊天，远眺嘉陵江上的点点白帆。有时你要我们陪你去话剧团，剧团很近，走上大路，爬一大坡石阶，转几个弯就到了。你虽微胖，但行动敏捷，健步如飞。一进话剧团的院子，演员们就立刻围上来，你爽朗的性格，使大家倍感亲切。部里的每个同志连同家属你都很熟悉，经常问长问短。

当年我们工作紧张，但心情舒畅，我们的组织生活则是很严格的。你常说响鼓不用重锤，对大家鼓励多于批评。同志们对你也能大胆提意见，你常是愉快地接受。你的政治品德，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对我们那批解放初期在宣传部工作的同志，是有深远影响的。那时正是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你对我的爱护，鼓励和鞭策，我永远不能忘怀。

写于白戈同志去世一周年 原载《重庆日报》1987年9月13日

20世纪80年代与任白戈（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