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觉

1946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重庆分会）附近一家茶铺里，我第一次见到不久前从延安调来重庆的何其芳同志，在座的有艾芜、沈起予和诗人力扬。我这个在国统区做过几年文化工作的年轻地下党员，以往每当某些公开场合见到认识或不认识的《新华日报》的人，总不免于内心激动，在心里轻轻地呼唤着“同志”。这天瞅着茶桌对面的何其芳同志，心情就更加不能平静了。虽然以前也读过他的一些诗歌和散文，为他优美的文字所折服，但当见到作家本人时，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日夜向往的延安。三十五岁的其芳同志，他那胖胖的身躯，宽宽的额头，容光焕发的圆圆脸庞，不知怎的，我总是嗅到了那陌生而又亲切的延安“家”里的气息，像一股暖流似的流过心房。从他浓重的万县口音的言谈中不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显示出他坦然的性格和走上另一战场充满信心的战斗豪情。

1946年是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这年春天离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已有半年了，国民党政府已迁往南京，这个曾被他们命名为“陪都”的多雾的山城，仍留下抗战时期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们制造的畸形繁荣和破败不堪的景象。继“沧白堂”“较场口事件”之后沉寂多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往何处去这个为广大群众关心、忧虑的动**局势下开始重新活跃起来。抗战时期大批集中于此的文化界人士，不少人都已先后离开了，文协总会也迁走了。其芳同志于头一年来过一趟重庆，这次党中央派吴玉章同志来渝主持四川省委，调其芳同志到省委负责文化工作，在抗战时期南方局打下的工作基础上团结文艺界开展新的斗争。其芳同志来到重庆以后，首先接替了邵荃麟同志主编的《联合特刊》（过去在重庆出版的《中原》《文哨》《文艺杂志》《希望》因胜利复员停刊而用此名）。由于力扬同志的推荐，从这次见面以后，我就作了其芳同志刊物编辑工作方面的助手，以后经其芳同志建议又让我担负了文协重庆分会的具体工作。

这一年，其芳同志与艾芜、聂绀弩、沈起予、孟超和力扬常有工作上的联系。（沙汀同志从川西来过两次，总是急着要我通知其芳同志与他会见）为加强文艺界政治上的团结，约在四五月份，在其芳同志组织下文艺界人士就当前时局与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为题，在中苏文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后在一家有一定影响的民营报纸上发表了座谈纪要，显示了在争取和平民主这一广泛的斗争中文艺界的力量。其芳同志很尊重茅盾同志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这次座谈会后他见到茅盾同志谈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一篇讲话，立即叫我在《联合特刊》上写文章加以介绍。

五月，编订《联合特刊》最后一期，其芳同志对我说，我们要立即着手创办一个新的文艺刊物，除主要发表文学作品外，还要刊登一些指导青年读书、生活的文章，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我想其芳同志说的这条编辑方针很可能是省委对我们提出的。几天后他约了艾芜、沈起予、聂绀弩、力扬等同志在文协商量办刊物的事，议论到刊名时，他建议用《萌芽》这个名字，说虽然鲁迅当年曾用《萌芽》作刊名编过杂志，但没出多久，现在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刊名。根据其芳同志意见，《萌芽》杂志以艾芜名义为主编，以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而实际编务则由他来担负，并由沈起予、聂绀弩、孟超、力扬、邵子南和他本人为编委。同时大家还商定编委要负责给刊物写稿，定期开会。《萌芽》杂志的经费和出版发行经他事先与三联书店说好，概由书店办理。编辑部开初设在三联书店，以后迁回原来《联合特刊》在文协用过的住房。其芳同志住上清寺中共代表团驻地。这个地方周围都有特务严密监视，按规定我是不能轻易到他那里去的，以上两处其芳同志则随时都可以来。

7月，《萌芽》杂志出刊了。与《联合特刊》时一样，只我一人常住编辑部，他每周来一两次，发稿时连续几天都住在编辑部和我一同看稿子，工作很紧张。我们两人除交换对稿子的意见外，很少有功夫谈到别的事情。其芳同志很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一次从来稿中发现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写的一篇反映四川农村凋敝景象的散文，极力称赞文章写得漂亮，发表后要我约他来编辑部亲自与他谈话。在其芳同志的鼓励下这个青年从此便以诗歌散文创作走上文学道路。一位很早就编过报纸副刊的作者，从西康回到重庆，带来一本反映草原生活的散文稿，我转给其芳同志看后，他在原稿上详细地批注了意见，到他住的地方作了长谈。《萌芽》刊用的稿件不少是由他向编委和其他熟识的作者事先约定的。来稿中可供选用的虽为数不多，但我们都必须一一作复，有的复信还是他亲自动手写的。

贯彻上述方针，《萌芽》发表了一些指导青年阅读的文章，还发表过谈哲学的文章。在讨论文艺问题方面，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是那两年进步文艺界主要论争的问题之一，他自己就写了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和吕荧的通信在《萌芽》上发表。作品评论方面，其芳同志很注意某些在社会上流行较广的作品。《简·爱》受到一般追求个性解放的大学生的欢迎，他请聂绀弩同志写了评论《简·爱》的文章，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这部西欧名著。当时，荒诞、色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恶劣，他请邵子南同志写了一篇较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用何家宁的笔名在《萌芽》上发表。《萌芽》虽以发表反映国统区现实斗争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刊载了反映解放区生活的作品，其中就有邵子南的短篇小说。当时以茅盾同志的名义由叶以群同志实际主持其事的“中外文艺联络社”经常从上海给我们寄来国内作家的作品和翻译，以供选用。其芳同志极其兴奋地读到郭老的《南京印象》，立即在《萌芽》上发表，首次与读者见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段时间，在其芳同志的组织和推动下，文协重庆分会成员掌握了重庆大部分报纸副刊。艾芜在大公报编了一个《半月文艺》（这个副刊一直坚持到重庆解放）；聂绀弩编《新民报》副刊；力扬在《新民报》编了《虹》和《每周文艺》；孟超、沈起予分别在《西南日报》《国民公报》编了副刊和特刊。通过这些报纸副刊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和青年作者。

过去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很少在一起学习，为使大家认真理解党的文艺方针，其芳同志在骨干分子中提出每半月集中学习一次，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把学习时间安排在晚上。张家花园是一条偏僻的小巷，夜深人静，甚至可以听到户外荒坡唧唧的虫声。在《萌芽》编辑部那间小屋里，我们八九人围坐桌旁，面对国统区严酷的现实斗争，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学习和研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其芳同志很注重贯穿于这伟大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精神。他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一精神，讲解毛泽东同志对事物的科学态度，语气平静，充满着对真理的虔诚。当时他对这个问题的反复强调，现在回忆起来自然使我想到他一生无论做工作做学问以至待人接物，不就是那么一个诚诚恳恳，崇尚实事求是的身体力行者吗？

鲁迅逝世十周年到了，为发动文艺工作者发扬鲁迅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其芳同志提出举行一次集会开展纪念活动。力扬是一位与各方面有联系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他的努力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一间可容百余人的会场。事先商定由艾芜主持并讲话，其芳同志作主要发言。头天我被派去请画家汪子美连夜赶绘一幅炭精画的鲁迅像。那天到会的人很多，约在两百人以上，青年会那间小小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当艾芜讲话时我们就发现有便衣特务闯入，一场捣乱破坏势不可免，几个人临时商定不让其芳同志上台讲话，集会草草结束。

11月，《萌芽》杂志仅出刊几期就不能再办下去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窒息言论加紧控制出版物，凡出版书刊都得申请许可方能发行。《萌芽》几期刊物都在封底印上一行“正呈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登记中”的字样，这是当时进步书刊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一种常用的办法。《萌芽》第二期出版后书店就告诉我们开始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了，他们来查询过一次。其芳同志给当时在南京的郭老写了信，请他帮忙，郭老复信说他将代表文化界并以西南人民的名义向南京有关方面交涉。不知是否由于郭老的活动而稍稍缓和了一下，但随着形势的日趋恶化，书店得到“明令查禁”的通知，追迫甚紧。在此情况下其芳同志和大家研究只好停刊。《萌芽》停刊后除文协成员掌握的各报副刊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之外，其他活动都不能开展了。其芳同志也不能常来文协，只是他的家信还一直寄到我处。文艺界有的同志也有到我这里来找他的，我都按约定通过新华日报社给文协送报的报童带信给他。他有事找我也是托报童带张纸条来。及至翌年三月初，他随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社等党在重庆的公开机关被迫撤返延安。

从1946年春到这年年底，我与其芳同志发生工作上的关系不到一年，但他的思想、作风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编刊物那阵，每次到印刷厂校样，我们都是一同去的。承印刊物的那家印刷厂在南岸一个山沟里，清早我们经过闹市到江边乘船渡过江，傍晚方回。在城里大街上彼此很少说话，利用登岸以后往返步行数里的机会则可随便谈上些想到要谈的话。记得一个炎热的夏天从印刷厂出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行走在凉风吹拂着的田野小径上，他同我谈起刚读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从积极方面分析了作品主人公个人奋斗精神的社会意义，他不喜欢作品最后一部分大量讲述音乐理论，影响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接着又谈起巴金的《家》在青年读者中的巨大影响，从而使他产生想用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他想把那些当年生活在他周围的旧制度的叛逆者，放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表现他们的成长。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在创作上的这一强烈愿望持续了许多年。为搜集这一创作素材，在1959年左右他到过重庆一次，找了几位老人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的斗争，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在他溘然逝世的前一年，他又来过重庆一次，找到参加过北伐战争、经历过“三三一”惨案的周钦岳同志。据说返京以后他的这部长篇已在健康条件不能允许的情况下动笔了。最终他这个酝酿多年的创作计划没有得到完成，他还有更多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但他相信中国必将有一个新的前程，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是要实现的。

其芳同志在他的一首题为《呼吁》的诗中写道：

我是一个忙碌的，

一天开几个会的，

热心的事务工作者，

也同时是一个诗人。

这是一种多么自豪的但却毫不夸张的感情啊！1946年从延安来到重庆，在一个新的战场上他毫不拒绝一切事务，是那样紧张地战斗着；而在全国解放以后，他又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辛勤地从事于理论和学术研究，以至连诗也不能常写了。但他不仅是一位在诗歌创作上有很大成就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的诗人。为他在革命事业，文艺事业上所做出的一切，我们将永远纪念着他！

何其芳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