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部队在缅北山区与盘踞在那里的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并胜利推进之时，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却发动了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陆上通道为主要目的的“一号作战”。从4月开始，历时8个月，是日军侵华以来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连克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土地，向前推进了近2000公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史迪威在缅北不断飞传捷报之时，整个国民党正面战场却一溃千里，损失了近60万军队，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失去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出现了日军突进贵州，重庆吃紧的局面。

在延安的四川籍人杨尚昆、陈毅、朱德、吴玉章、聂荣臻与出生于四川的谢伟思和惠特尔赛合影

日本人的“一号作战”所产生的危急形势不仅加剧了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的矛盾，也产生了他与蒋介石在战略部署上的严重分歧。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与卢登、阿姆斯特朗、希契前往包瑞德上校授勋现场

由于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长期以来对日军的后方和补给线进行了破坏性的打击，加上蒋介石的宣传，飞虎队的神话在中国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它只能发挥牵制敌人的作用，而不能形成阻止日军进攻的作用。后来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保护机场的地面部队和对日作战能力，机场和飞机都将是无法保住的。陈纳德不停地向史迪威索要物资，声言正是由于没有实现他的增加弹药吨位，才产生了这样的局面。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时，又正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的时候，尽管史迪威同意从供应B-29型轰炸机的物资中拨付一些给陈纳德，却遭到马歇尔的坚决反对。因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神话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已经破灭了。

卢登（左一）、希契（左二）、周恩来（左四）、包瑞德（左三）、谢伟思（左五）在延安合影

1945年8月，毛泽东与被我军营救的美国军官威廉·泰勒上尉合影

由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败，使美国一批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都将目光集中到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1943年给史迪威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派出一个观察团并在延安设立一个大使馆的建议，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论是对美军飞行员的帮助，还是在相互军事合作方面都有很多重要意义。1942年1月戴维斯的第二份报告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2月他正式要求蒋介石同意美军军事观察员到山西和陕西去视察。蒋介石看似非常大度地同意为其提供方便，但却认为观察团当然只能去那些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

有“迪克西使团”之父之称的约翰·P·戴维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一起

史迪威选择了以前的助手包瑞德上校为去共产党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因为包瑞德是一个懂中文并对中国社会情况比较了解的美国人，他可以不用翻译就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这也可以防止受人摆布。史迪威还将思想活跃，看问题深刻、很有主张的谢伟思派作包瑞德的政治顾问，一同前往延安。

毛泽东与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亲切交谈

左起为周恩来、朱德、谢伟思、毛泽东、叶剑英

史迪威本人对中国共产党抱着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延安的军事力量是由一些有朝气、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杰出人物所领导的，很希望能够与他们保持某种联系。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8年，在武汉与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会面让他不能忘怀。在缅甸失败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曾让人转达了他的要求：“我愿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到缅甸去作战。”这番话让他在当时那种困难局面里感到十分安慰，他长期以来就在思考着如何能将美国援华物资用于一切打日本的中国武装，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史迪威曾设想在训练中国军队时，每个连队里安排20个共产党军人，他让自己的助手多恩去云南与Y部队的参谋长肖毅肃商谈过此事，肖毅肃则说，如果那样只要两个星期这些共产党就会把整个连变成了共产党的部队。这些都使他更加迫切地想接触共产党，了解共产党。

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抵达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全体成员

卡斯伯格少校与延安民兵合影

这个军事观察组代号为“迪克西”，取名于美国一首流传很广的老歌歌词。体现了一种反叛精神。这个观察组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挠，罗斯福再一次重申他的意图，但都未成功。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行前罗斯福总统对于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一事专门向他作了托付。华莱士虽然很好地完成了总统交给他的任务，说服了蒋介石同意此事，但是他却被蒋介石叫苦的言辞所打动，蒋介石向华莱士反映了史迪威不及时向陈纳德提供物资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整个中国在日本进攻面前的败局都是由于他不支持陈纳德才造成的。加上罗斯福那位远房亲戚艾尔索普和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攻击，使华莱士加深了非撤换史迪威不可的印象。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与通讯兵雷未尼克上士在延安

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包瑞德一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接着8月第二批人员到达。这些美国军官所看到的延安是秩序井然、上下一心、民主平等、勤俭节约、风气良好，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他们考察军队和农村，收集与日军有关的情报，建立气象收集渠道，与中共领导人做深入访谈，他们自己也融入了延安的岁月。

特别是惠特尔赛上尉在深入敌后占领区时，遇到了扫**的日军，不幸英勇牺牲，延安军民为了纪念他还专门修建了惠特尔赛纪念堂。

周恩来、朱德到机场为返回重庆汇报延安考察情况的高林（右二）、希契（右一）送行

他们还教练延安军队使用美式的各种武器，用他们的飞机为延安运来大后方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等。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斯等与中共领导人就广泛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崭新的认识，他们就中国抗日战争前景和政党关系、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美军与中共的军事合作等向美国决策层发回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一时间从延安发回的报告成为美国国务院里最为抢手的材料，影响着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和未来对华政策的走向。

毛泽东与赫尔利大使亲切握手

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还积极建议用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武装中共军队，甚至想启运欧洲战场上缴获的德军武器来武装延安军队。

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与美军机组人员合影

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与务实，是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一种努力，是超越意识形态进行合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