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出生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名叫科乔（Kocho）的雅兹迪人小村庄，直到不久前，我还坚信自己会一辈子住在那里。2014年初夏，就在我正忙着准备上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村口有两位农民突然音讯全无。他们本来正悠闲地在自家的粗油纸帐篷下休息，转眼间便被绑到附近一个逊尼派村庄的小屋里关押了起来。绑匪们不仅抓走了人，还顺手带走了一只母鸡和几只鸡雏。我们村里的人都对此感到疑惑不解。我们互相安慰道：“也许他们只是饿坏了。”但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个借口。
从我出生的时候起，科乔就一直是一座属于雅兹迪人的村庄。最早来这里定居的是从别处迁徙而来的农民和牧羊人，为了方便外出为羊群寻找牧草，他们在科乔建造起了住所，供他们的妻儿抵御室外沙漠般的酷热气候。他们找到了一片可资耕耘的良田，但它坐落的位置并不令人安心——那里正好位于伊拉克最大的雅兹迪人聚居区辛贾尔地区的南缘，并且也离非雅兹迪人的地区十分接近。1950年代中期，最早一批雅兹迪人家庭移民到此的时候，居住在科乔的大部分还是给摩苏尔的地主们种田的逊尼派农民。然而雅兹迪人们雇了一名穆斯林律师，将科乔的地皮全数盘了下来——这名律师甚至还因此成了雅兹迪人交口称颂的大功臣。时光流转，等到我出生的时候，科乔的人口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户，家家户户都是雅兹迪人，鸡犬相闻，亲如一家。
然而，这片让我们安居乐业的土地，也同时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数个世纪以来，雅兹迪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而饱受迫害，而且相比大多数雅兹迪村庄和城镇，科乔的位置较为偏远，狭长的辛贾尔圣山世世代代庇护着那里的雅兹迪人，但我们则孤悬于外。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将科乔看作是争夺的对象，一直要求我们放弃雅兹迪人的传统，向阿拉伯人或者库尔德人的身份靠拢。直到2013年科乔通往辛贾尔山的公路通车之前，我们开家里的白色日产达特桑皮卡，得沿着穿过辛贾尔城尘土飞扬的小路折腾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圣山的山脚下。总而言之，我成长的地方，离圣地和安宁太远，离叙利亚和摩苏尔又太近。
每次坐车去圣山都是快乐的回忆。辛贾尔城有糖果，还有一种科乔没有的羊肉三明治。我的父亲也几乎总是会在那里停车，让我们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家的皮卡车发动时总要搅起漫天的尘土，但我却总是喜欢躺在驾驶厢外的货**，等到车子载着我们出了村子，离开了好奇的邻居们之后，再坐起身来，一边让迎面吹来的风捋过我的头发，一边望着沿路吃草的牲畜们呼啸而过的掠影。这些乐趣常常会使我开心得忘乎所以，我总尝试着在后车越站越直，直到我父亲或是我的长兄埃利亚斯叫住我，警告我如果不小心就会飞出车去之后才作罢。
而在圣山的祥和与羊肉三明治的另一头，则是伊拉克的大千世界。在和平年代，一名雅兹迪商人如果不着急赶路，从科乔开车出发15分钟，就可以到最近的逊尼派村庄售卖他的粮食和牛奶。我们在逊尼派的村庄有很多亲朋好友——在婚礼上认识的女孩子；整个学期都在科乔的学校睡大觉的教师；还有在雅兹迪家庭举行割礼的时候被邀请来抱紧孩子的男人们——他们通常都会成为那些孩子的“基里夫（kiriv）”，类似西方人的教父；穆斯林医生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会来科乔或者去辛贾尔城给我们治病，穆斯林商人们则开着车在雅兹迪人的镇上叫卖裙子和糖果，因为那些东西并不会摆上科乔村里那几间大多只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店的货架上。等到我们年纪稍长，我的兄弟们便会经常去非雅兹迪人的村庄打打杂工，挣点小钱。尽管我们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仍然被数个世纪之久的不信任所影响——雅兹迪婚宴上的穆斯林宾客会非常礼貌却无比坚决地谢绝东家的食物，而一些上了年纪的雅兹迪人会因为阴谋下毒的传闻而不吃穆斯林的食品，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确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但我们和穆斯林仍然拥有着真切的友谊。我们世世代代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奥斯曼帝国到英国殖民，从萨达姆当政到美国人占领，都未曾间断，而科乔与逊尼派村庄的友好关系，尤为人所熟知。
然而伊拉克似乎总有打不完的战争。每当战火燃起，那些逊尼派村庄便成为笼罩在我们这些雅兹迪邻居头上的阴影，固有的偏见也能轻易地被转化为仇恨，仇恨则通常带来暴力。伊拉克2003年起被卷入和美国的战争，并且逐渐陷入小规模武装冲突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恐怖主义的泥潭，我们与逊尼派村庄之间的隔阂起码从10年前起就开始出现，并且愈演愈烈。邻近的村庄开始收留极端主义者，他们敌视基督教徒和非逊尼派的穆斯林，更糟糕的是，他们将雅兹迪人看作理当被清除的不信者（Kafir）。2007年，一伙极端主义者开着一辆油罐车和三辆汽车进入了科乔东北约十英里的两座雅兹迪城镇的市中心，那里的居民以为是供应当地集市的运货车赶到，便蜂拥而至。极端主义者随即引爆车辆，数百人丧生。
雅兹迪人的宗教是一种古代的一神教信仰，千百年来通过负责记叙的神职者们口耳相传，以逮后世。尽管它和中东许多其他宗教都有共通之处，诸如密特拉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等，但雅兹迪人的宗教仍然非常独特，并且它极为复杂，甚至那些负责传承的神职者们有时也难以解释清楚。我所理解的雅兹迪宗教就像是一棵古老的树，开枝散叶，不可胜数，而每一枝，每一叶，都代表着雅兹迪人悠久历史中的一段故事。很遗憾的是，这些故事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悲剧。
今天全世界总计仅有100万雅兹迪人。从我出生很久以前开始，我们雅兹迪人就是通过宗教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且团结成一个群体的。但我们的宗教同时也使我们成为其他更大的势力眼中必须镇压的异类，奥斯曼人或者萨达姆的复兴党，莫不如是。他们侵略我们，或者企图胁迫我们服从。他们污蔑我们的宗教，宣称我们崇拜恶魔或者我们不净，并勒令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雅兹迪人长久以来遭受了无数以消灭为目的的迫害，有些时候是肉体消灭，有些时候是强制改变信仰，有些时候则纯粹是把我们从故土上踢走并占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截至2014年，外部势力试图清除雅兹迪人的行动已经有73次。我们曾经用过一个奥斯曼词语，管雅兹迪人所受到的压迫叫“费尔曼”（原出土耳其语ferman，波斯语farman，本义为“敕令”，“法令”。奥斯曼历史上曾在行省层面上颁布法令，组织对雅兹迪人的清剿行动，故名。——译者注），后来我们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词，叫种族清洗（genocide）。
当我们听到绑匪提出的赎金要求时，整个村子都陷入了恐慌。绑匪在电话里通知两名农民的妻子：“要么拿出四万美元，要么带着孩子过来，全家皈依伊斯兰教。”绑匪还说，如果不照做，那她们的丈夫性命难保。两人的妻子在我们的村长老（mukhtar）艾哈迈德·贾索面前瘫坐在地，失声痛哭。使她们如此绝望的并非是赎金的要求——四万美元当然是个天文数字，但即使是天文数字，也不过是钱而已，而我们都心知肚明的是，那两位农民肯定宁愿引颈就戮也不会叛教。当被绑的两人某天深夜破窗出逃，在大麦田里一路狂奔，最后双腿泥泞且觳觫不已地出现在自家门口时，整个村子都因为他们的生还喜极而泣。然而绑架并没有就此而止。
没过多久，我们塔哈家雇佣的一个长工迪山，在替我们看守羊群的时候被人从辛贾尔山附近的一片田地绑走了。我的母亲和兄弟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购买羊只并把它们繁衍成羊群，每一只羊对我们而言都是珍贵的胜利。我们为拥有这些羊而感到无比自豪，它们不在村外溜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关在自家院子里，几乎像对待宠物一样关照着它们。每年的剪羊毛就像是一场庆典，柔软的羊毛轻轻落在地上，堆成万卷白云；麝香的味道则飘散在空气中，笼罩着我们的屋子；羊在四周安静而温顺地叫着。这一切之中点点滴滴的仪式感，使我沉浸其中。我母亲沙米用羊毛填在五彩斑斓的布料里，给我做成我最喜欢的羊毛被。有时我是如此喜欢一只小羊羔，等到它要挨宰的时候，我得离开家才避免目睹它的惨状。迪山被绑之前，我们有一百多只羊——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
我的兄弟赛义德想起了同村人被偷走的鸡，急忙开着家里的皮卡，沿着新铺的水泥路，花了20分钟赶去辛贾尔山，检点我家的羊。剩下的家人则已经开始哀叹：“他们肯定把羊都带走了，那可是我们全部的财产啊。”
赛义德晚些时候打电话给我的母亲通报消息，他听上去有些摸不着头脑：“只有两只羊不见了。”原来他去看时，除了一头上了年纪，走路慢慢吞吞的牡羊，还有一只小羊羔以外，剩下的羊都安详地在微微泛黄的草地上吃着草，也都乖乖地跟着赛义德回了家。全家瞬间如释重负，重新有说有笑起来。唯有我的长兄埃利亚斯面有忧色：“那些逊尼村子里的人并不富裕，为啥放过了我们家的羊？”他总觉得其中另有玄机。
迪山被绑走次日，科乔村自然乱成了一锅粥。村民们大多畏缩在自家院里，村里的几个志愿者则在村栅外轮流把守一个新辟的关卡，全村人提心吊胆，警戒着往来的一切陌生车辆。村子里的一些男人们大声争论着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态，我的一个兄弟赫兹尼也在其中——他原是辛贾尔城的一名警察，当时正休假在家。迪山的叔父主张带几个人去科乔东面一个保守派逊尼村庄进行报复，他怒不可遏地宣称：“我们这就去那里绑他们两个羊倌，逼他们把迪山放了！”
这个想法有些过于莽撞，村子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迪山的叔父。我的兄弟们虽然和我父亲一样热血好斗，但在这件事上也莫衷一是。比我只大两三岁的赛义德整天都想着找机会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自然支持报复行动；而比我大十几岁的赫兹尼性情温和而有同理心，认为贸然报复风险太大。然而迪山的叔父最后还是召集了愿意跟随他的村民，从那个逊尼村子里绑来了两名阿拉伯放羊人。他开车将这两人运回了科乔，锁在了他的家里，等待回应。
* *
科乔村里若是起了什么争执，村民历来都交给我们明察秋毫、洞晓人事的长老艾哈迈德·贾索做决断。这一次，他赞同赫兹尼的看法：“我们和逊尼派邻居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要是我们和他们开战，天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来。”长老还警告我们说，科乔村外的形势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更恶劣。一个自称“伊斯兰国”的团体，最早在伊拉克这里初建，最近几年又在叙利亚发展壮大，如今已经控制了我们附近的村庄。他们离我们咫尺之遥，我们甚至能在他们的卡车驶过的时候，数清车里有几个全身黑衣的人影。长老说是这些人绑走了我们的放羊人，他又告诉迪山的叔父：“你这么做只会越弄越糟。”结果，那两个逊尼放羊人被绑来村里之后不到半天，村民就把他们给放了。然而迪山却还是音讯全无。
长老艾哈迈德·贾索不仅自身是个聪明而富有手段的人，而且贾索家族几十年以来都和逊尼派阿拉伯部族打交道，他在这件事上的经验也是无人能及。科乔村里的大小难题都需要请他解决，而在村子以外，贾索也有长袖善舞，善于斡旋的名声。可即使如此，村里也有人怀疑这一次长老是否过于迁就阿拉伯人，会不会让那些恐怖分子认为我们雅兹迪人无力自保。科乔村面对“伊斯兰国”实际上几乎不设防，唯一可以仰仗的屏障便是号称“敢死军”（peshmerga）的伊拉克库尔德民兵武装。他们是将近两个月前摩苏尔陷落后从库尔德自治区调来驻守科乔的，在科乔村里深得民望。他们睡在我们学校里的草垫子上，村里的家家户户尽管都入不敷出，也会每周轮流宰一只羊劳军。我也非常崇敬这些战士，我还听说有叙利亚和土耳其来的库尔德女兵枕戈待旦，抗击恐怖分子，只要想到有她们的存在，我就能多出几分勇气。
包括我几个兄弟在内的一些村民觉得有必要靠自己的力量保卫村庄，他们自告奋勇地去把守关卡。艾哈迈德·贾索的兄弟纳伊夫为此还游说库尔德政府，希望组织一支由雅兹迪人组成的民团，但他的提议石沉大海。没有人愿意给雅兹迪人进行军事训练，也没有人鼓励雅兹迪人参与对抗恐怖分子的战斗。科乔的民兵战士向我们保证，只要他们驻守在此，我们就可高枕无忧。他们还说他们会像保卫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首都那样保卫我们雅兹迪人。他们说：“就算埃尔比勒陷落，我们都不会让辛贾尔落入敌手。”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信任，我们也相信他们。
不过，即使我们相信他们的承诺，科乔村大部分家庭都还是保有武器的，像是有些笨重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或是通常在节庆时用来宰牲的一两把大刀等等。包括我成年的兄弟在内，许多雅兹迪男人在2003年后响应政府募集，加入了边境守卫和警察部队。我们都相信，有了这些职业军人和警员在科乔村戍守，其余的雅兹迪男人们就能够在家保卫自己的妻小。说到底，2007年科乔村被袭击之后，亲手修起土质村栅的是科乔村的男人；接下来一整年日夜警戒巡逻，扼守简易关卡，盘查往来车辆行人，保证我们每日生活足够安全的也是科乔村的男人，而并不是那些民兵。
眼下我们都正为迪山的被绑而心急如焚，可民兵们却并没有一点伸出援手的意思。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件事不过是两个村子间鸡毛蒜皮的小争执，他们可是奉库尔德地区政府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之命，从安全的库区（库尔德地区的简称——译者注）调来驻守这片伊拉克数一数二凶险的地区，对我们的担忧恐怕无暇顾及；又或许是他们面对恐怖分子，其实也会感到不安和恐惧——民兵部队里有一些战士，看上去比我家最年轻的男丁赛义德也大不了几岁。不过战争终究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男人们尤其如是。不久前赛义德还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总在院子里吵着要和我、还有我们的侄女凯瑟琳一块儿玩洋娃娃；可如今，伊拉克和叙利亚大地上绵延不绝的暴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地占据了他的生活。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手机上看“伊斯兰国”斩首的视频，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举起手机来，好让我也看见屏幕上那摇晃不已的场景。年长的哥哥马苏德在屋里撞见我们俩时大发雷霆，训斥赛义德：“你怎么能让娜迪亚看那种东西！”赛义德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我知道他并非恶意，毕竟那么恐怖的事情发生在离我们的家园如此之近的地方，任谁都无法装作无动于衷。
想到我们家的放羊人正身陷囹圄，赛义德手机视频里的血腥场面就浮现在我脑海中，迟迟挥之不去。“如果民兵们不帮我们救回迪山，我必须靠自己做点什么。”我这样想着，一路小跑进了家门。我虽然是家中11个孩子的老幺，还是个女孩，但我平日里就心直口快，有一说一，更别提此时迪山的遭遇正使我义愤填膺，浑身多了一股子不知哪来的勇气。
我们家的房子在村子的北边，是一排用走廊串在一起的泥砖平房，外观仿佛项链一样。房外则是一片很大的泥巴院子，里面有一间菜园，一架叫作“坦多尔”的烤面包炉，经常还有家里养的羊和鸡。房子里住着我，我的母亲，我八个哥哥中的六个，我的两个姐姐，还有我的两个姐夫以及她们的孩子们；不远处的另一座房子里则住着我的另外两个哥哥，我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还有几乎所有的叔婶和表亲。房子每到冬天，屋顶总要开裂，漏进雨水；而一到夏天，屋里则定会热得如烤箱一般，逼得我们每夜都得上到楼顶才能睡觉。要是楼顶有一块破了，我们就从马苏德的修理店里淘几块废铁补上；要是屋里的空间不够了，我们就自己动手搭出一块来。那时我们全家正存着钱，打算建一所更耐用些的新水泥房子，家里人都省吃俭用，眼看着已是积沙成塔。
我从前门进了家，奔向我和其他女孩子同住的房间。我对着房间里的一面镜子戴上了一块白色的头巾——原本我只有在下地种菜时才会戴上它，好让我的头发不至于遮住我的眼睛。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试着想象自己是个战士，思考着要为战斗准备些什么。我在家也已务农多年，力气其实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要大得多，可我终归不知道，如果某天要是见到了那些恐怖分子（或者从他们村庄里来的人）开车到科乔的话，我该如何行动。比如说，我该怎么向他们喊话？我试着对着镜子练习横眉冷对的样子，拿着严肃的腔调说话：“恐怖分子把我们的放羊人绑去了你们的村子。你们应该阻止他们的。起码现在你得告诉我们他们被关在哪里。”练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从院子的一角捡了一根形状像牧杖的木棍，又悄悄回到前门去。我的几个哥哥和我的妈妈在低声商量着什么，一点都没注意到我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几分钟后，从绑架者们的村庄方向开来一辆白色的皮卡，车前车后各坐着两个人，我依稀记得他们是那个逊尼村子里的阿拉伯人。我们盯着这辆皮卡沿着满是泥泞的大路开进科乔村里蜿蜒的土路。那皮卡车速很慢，仿佛对科乔村全无忌惮。照理说，他们若是要去辛贾尔或者摩苏尔那样的大城市，走科乔村外的公路便能直达，如今开进村子里，多半是来者不善，带着挑事的意味。我见状直接从家人的身后闪出，奔到路中间堵住卡车的去路，一边挥着木棍虚张声势，一边大声喝道：“停车！说！迪山在哪里！”
全家出动了一半的人才堪堪把我拉了回来。埃利亚斯责备我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袭击他们吗？难道你还要砸他们的车窗玻璃吗？”他和几个别的兄姊刚才正在地里收洋葱，浑身还带着刺鼻的气息。在他们眼里，我解救迪山的想法就像三岁小孩儿一般幼稚。我的妈妈也对我竟然跑到路中央去生气不已，放在平日，她或许也不会过多责备，甚至有时还会拿我打趣，可眼下不比平日，每个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别说我这样年轻未婚的女孩子，就是大人们也没一个敢妄生是非，以免飞来横祸。“过来坐好，娜迪亚。”我妈的声音里透着威严，“你这么做很不应该。这是男人们该管的事儿，你不许插手。”
日子还得接着过。伊拉克的人们，尤其是雅兹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很善于在重重危险的夹缝中生存。在一个每天都有分崩离析之虞的国家里，一个人要是想过上相对比较正常的生活，就必须学会小心权衡，善作取舍。为了活下去，有时我们只需要放弃一些相对次要的东西，比如梦想——我们会调低对于未来的期望，不再奢望能在学校读完书，能过上不需要辛苦种地的生活，或是等到适龄之后再结婚，等等——其实最初我们也心知肚明，这些对我们而言都只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而有时我们则会悄无声息地被周遭的世界磨成陌生的样子，比如我们会渐渐疏远学校里的穆斯林学生，又比如若是村子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我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感到害怕，缩在家中不敢露头。我们在电视上看了许多有关恐怖袭击的新闻，逐渐开始为政治忧虑，可后来我们为了保全自己，又学会了绝口不提政治。
每次有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科乔村的泥巴栅栏外就会多一批新调来的民兵。起先新来的战士们还只是出现在村西头面向叙利亚的一侧，结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后突然发现，整个村子都被守卫的民兵围了起来。饶是如此，科乔村的人也并不能安心，村子里的男人为此还沿着村界挖了一道壕沟。
我们雅兹迪人世代以来都学着适应外界细碎的苦恼和不公，因此都已变得对这些事麻木无感。我总想，也许第一个被他人斥为食物不清真的雅兹迪人遇到这种侮辱，恐怕还会感到错愕不已，可这种事在如今已是稀松平常，人人都能接受的了。即使现在雅兹迪人正面临又一次种族清洗的威胁，我们也强行说服自己装作不以为意，但在每个雅兹迪人的内心深处，旧伤新痕难免隐隐作痛。
我没有能打探出迪山的下落，只能和我的兄姊们回到洋葱地里干活。起码在洋葱地里，一切都还如往常一样。数个月前种下的洋葱如今已经长熟，我们指望不上别人，只能自己动手收获，毕竟这是我们一家的生计，吃穿用度都得指望着把这些洋葱卖个好价钱。我们在绿色的新芽边跪成一排，将洋葱的球茎两三个两三个地从泥里拔起，收在塑料编织袋里，等它们熟透，就拿去集市上卖。我们心里琢磨：“今年我们还会把这些洋葱卖到穆斯林村子吗？”可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时有人在地里拔出一串黑色的已经烂了的洋葱，带出一阵恶臭的气味，呛得我们叫苦连连。所有人只能一边捏着鼻子，一边继续收洋葱。
洋葱地里的劳作我们早已熟习，于是彼此之间偶尔还可以聊些闲话，逗个乐子，互相讲点每个人都已听过无数次的老掉牙故事。我的姐姐，家里的开心果艾德琪，向我描述起那天早些时候我追那辆皮卡车的模样：一个骨瘦如柴的小村姑，头上披着已经垂在眼前的头巾，高举着一根木棍不停地挥。这副模样着实滑稽得很，每个人都笑得几乎摔到地里去。
两周之后，“伊斯兰国”占领了科乔和辛贾尔大部。那时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们会偷我们的家畜——那只母鸡，那些小鸡，还有我家的两只羊。“伊斯兰国”进村之后，把科乔的合村老小都赶到了村中学的楼里。其中一名武装分子向村里的几个妇女解释了他们的行为：“你们都以为我们的到来毫无预兆，但其实我们事先已经给了你们警告。我们拿走母鸡和小鸡，是告诉你们我们要占走你们的女人和小孩；我们拿走的那匹老羊，是象征着你们村里的长老；我们宰了那只羊，是告诉你们我们准备除掉这些人；至于那只小羊羔，象征的是你们的女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枪在身侧轻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