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快步从桂园楼上的办公室走下来,他透过写字台正对着的窗户玻璃,远远看见今日邀请的客人已经进了大门外边的竹篱笆。
他以主人的身份站在客厅门口先与走在前面的左舜生握手道:“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看在我们两个都是湖南人的情分上,舜生先生该不会见怪于我吧?”“润之先生不必客气。不过,除却你我而外,他们都不是湖南人哩!”左舜生侧过身子,依次把走在他后面的人介绍给毛泽东,“这位是何鲁之先生;这位是常燕生先生;这位是陈启天先生;这位是余家菊先生……”
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微微点头道:
“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鲁之先生是四川华阳县人;燕生先生是山西榆次县人;而启天先生和家菊先生,无疑都是湖北黄陂县人了。哦,还有,燕生先生原来的名字叫做乃瑛,又曾叫过乃真,是不是这样的呀?”
这批西装革履的客人大都留洋归来,如果说他们的翩翩风度中刚才还夹杂着好些矜持与傲慢,那么,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愣怔住了。尤其是常燕生,他皱了皱眉头,大惑不解地道:
“润之先生功成名就,妇孺皆知,自不在话下。可是吾人不过学府中人,教授学者而已,究竟有何业绩有何功德,竟能让你如此记得真切呢?”
“不、不、不!燕生先生过谦啦——”毛泽东忽地开怀大笑道:
“要晓得,教授学者数以千计,但是头上戴着国民参政会中参政的乌纱帽的,只有你们几位佼佼者呀!况且,蒋介石先生握在手板心上的乌纱帽金贵得很,他给了我一顶,那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他给了你们几顶,那是因为你们是青年党。而青年党他是欺负不得的。你们有一本《醒狮》杂志,你们是中外扬名的‘醒狮派’,你们只消朝墙角打个喷嚏,他老先生也会吓得两股颤颤的哩!”
众人似乎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有的眨眨眼睛,有的点点脑袋。唯有左舜生愈发惊目圆睁,虽然脸皮子火辣辣地发热发烫,背脊骨冷飕飕地着痉着寒,但是他依然张口结舌,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有什么好说的呢?
青年党的前身,就是“五四”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国家主义派”。其口号“内除国贼”,亦即反共;“外抗强权”,亦即反苏。就是说,从它成立之日起便为国民党所豢养,每月悄悄地领着蒋介石的津贴。于是,大革命时期,他曾与东北军阀相勾结,残害进步力量;抗战爆发后,它又曾在首届国民党参政会上,大肆攻击晋察冀边区。
不过,既为政客,随风转舵的本事对于这位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来说,还是有的。抗战之初,南京的“和平空气”正浓时,他曾有过和平妥协的言论;抗战中期重庆的民主呼声已高时,他又曾有过“民主团结”的号召。特别是为民主同盟主编《民宪》半月刊的时候,他甚至亲手撰文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国民大会,表示国民党一党专政若不打破,民主同盟决不会与蒋介石有任何形式的合作……
入得客厅,刚刚落座,仿佛突然来了什么灵感似的,左舜生竟滔滔不绝起来:
“润之先生,诚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青年党是谁也欺负不得且谁也欺负不了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嘛!当然,不可辱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把握国家统一之重要关键,走民主大道,进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工作。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不算旧账,不结新怨,更不以未来之威胁利害观念,去阻挠当前民主统一事业的进行。所以,当你要我来桂园扯谈的时候,我不仅欣然前往,而且把在渝的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们,统统都请到你这里来了……”
“我自然是应当感谢你的,舜生先生。不过,按照我的想法要是你能够把曾琦先生和李璜先生也请到重庆、请到桂园来的话,那么,你就功德圆满,帮忙帮到底啦——”毛泽东坐在左舜生的对面,笑眯眯地点燃了一支烟:“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你们三位是青年党的三巨头。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时人便有过‘三杰’并称的佳话,而你们三位恰恰也是一个‘曾、左、李’,这就不仅是青年党的骄傲,若是我三生有幸,能有机会奉陪末座的说,亦便成了吾人的自豪。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想听听来自青年党各方面对于眼下国共谈判的意见。据我所知,你们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当如此,但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种分歧,以及其间国共两党各自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都是我过去不知道而今天想知道的。”
左舜生直直地盯着毛泽东,身子却不安地左右摇晃起来。那情景,仿佛是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只黑手,而绝不能让对方看见似的。这只黑手是蒋介石的。
早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便看中了在民主同盟里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左舜生。为了拉拢青年党以便操纵民主同盟,就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亲自提名,把左舜生提高到了参政会副主席的地位。然而,这却使得青年党的党魁曾琦大失所望,一怒之下跑到昆明,继而跑到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南京上海去了。
不过,左舜生在重庆的日子并不好过。
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三党三派联合组成民主同盟中,左舜生虽然担任着秘书长的职务,但是,在民主同盟三十三个执行委员中,青年党毕竟只占到了九个名额。于是,蒋介石操纵得了左舜生,左舜生却操纵不了民主同盟的。
事既如此,蒋介石对左舜生慢慢冷淡下来。左舜生虽不敢与蒋介石交恶,却乐得在国民党无法越俎代庖的情态下有几句较为激进的言论,从而挣一点用以维持他在民主同盟的地位的资本。眼目之下,资本似乎有那么可观的一笔了,于是,就在昨天晚上,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让他鸡飞蛋打,前功尽弃:蒋介石已经悄然派出“美龄号”座机,要把此时呆在北平的曾琦接回重庆,以支持其在青年党中恢复党魁的地位,企图再用曾琦领导的青年党来达到左舜生达不到的操纵民主同盟的目的。退一万步,能够利用曾琦把青年党从民主同盟中拉出来,对于从来就把民主同盟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的蒋介石来说,也不失为一盘绝路逢生的好棋。虽说是这样,左舜生却不愿意把实话告诉毛泽东。在他看来,共产党是重要的,国民党也是重要的,在这两个重要的力量尚未完成历史意义上的较量之前,他需要谨慎行事。
左舜生收回目光,绕过话题道:
“润之先生,‘党中有派,派中有党’,至于个中道理,我想对于任何政党的领袖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里就不去管它了。今日要想说的,无外乎也是你已经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青年党在中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政党,它在民主同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更是最大的最为重要的党派。有鉴于此,我以为在时下的国共谈判中,谈判双方除了为自己争得利益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别的政党的地位和影响。”
毛泽东朝烟缸里抖了抖烟灰:
“舜生先生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不过,我不明白共产党要争得的利益,究竟和青年党有什么两样?譬如说,吾人坦率承认国民党及蒋介石先生担负领导抗战和领导建国之重任,但同时吾人又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苟不如此,则领导统一建国之工作,不特无由开始,而胜利之果,可反为内争之对象。试问:如果这并不是青年党要争得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们到底需要争得什么呢?”
左舜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侧旁坐位上的何鲁之,却不紧不慢地晃了晃他那高翘着的二郎腿:
“润之先生,我们青年党毫不怀疑,目前国共两党领袖正为和平统一大计,谋初步之协商,故为国人所关注,更期待其有所成。然而,不过两月以前,你在延安曾对一位访问者说,蒋介石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那么,现在我们有幸和你一起讨论国共谈判的时候,你说过的这番话,是否有可能为你来重庆的真正的目的,笼罩上一层无法抹去的阴影呢?”
左舜生瞪了瞪何鲁之。因为他就是那位访问者,他当然不愿在毛泽东的印象里,造成青年党的铁腕人物居然是一个背后议论人的人。
毛泽东显然并不介意。他依旧望着何鲁之,淡然一笑道:“阴影是抹得去的,只要它顶在头上,而不是埋在心里。也罢,也罢,我现在教你一个办法:等到出太阳的天气,不管天上有几个太阳,你只消仰起脑壳,看看哪个太阳能够给人民带来温暖,哪个太阳能够给中国带来光明!嗯嗯,这就是我说的‘两个太阳’的意思。虽然共产党是在野党,我们暂时还不很强大,但是不会是月亮,更不会是星斗,因为不是同物便没有法子比较……”
“润之先生,你如此坦率地承认了共产党暂时还不很强大。”何鲁之侧旁的陈启天,忽地冷冷地笑道,“那么,在靠双方实力支撑起来的国共谈判桌上,你又如何去说服蒋介石先生,从而组成贵党梦寐以求的'联合政府呢?”
毛泽东立即掉过头来:
“你说对了,启天先生。‘联合政府’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梦。既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坚持参加国民政府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干脆放弃联合的要求,而限于要求在蒋介石先生控制的现政府下的民主化。这样做似乎是现实的,因此我们做得非常努力。我们已经同意缩编军队,只要国民党也同意把它的军队按同样比例进行缩编。我们需要坚持保留的,只是军事力量的牢固核心,以及这种力量的根据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他哉?有的、有的——”陈启天侧旁的余家菊,透过他那副在伦敦买的金丝眼镜,嬉皮笑脸地望着毛泽东:“关于保留什么东西的问题,昨天的《新华日报》上面,不是正好有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日前接见该报记者时,对目前时局发表的谈话么。哈,他是这样谈的:'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原则,即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的特殊利益的保留。此语虽非共产党所言,却登在共产党的报纸上,不知润之先生对此有什么评论没有?”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捏灭烟蒂,这才抬起头来,给了余家菊一个正眼:
“我双手赞成章伯钧先生的意见。因为他在谈到你方才引用的那句话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哩: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这就是说,他谈到的绝对原则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实现全国政治的真正的民主化!”
众人无语,面面相觑。
左舜生反倒回过神来了:
“其实,民主化不过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而且各有各的解释。对于现实的中国政治来说,重要的不是要对中国未来的两种相对的概念作出判断,而是要对体现中国两个未来的人物作出判断。所以,我在想,如果润之先生能以某种形式维持现状,那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腐败无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瓦解,最后定能使共产党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的适当结合,达到迫使蒋介石先生放弃政权的目的……”
“那只是你的推理罢了。”
毛泽东讨厌这种试探性的说话,作为回敬,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结论:
“对于蒋介石先生来说,他是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面的。至于国民党还愿意和我们继续谈判下去,那不过是他们不愿落得个阻碍和平建国的罪名而已。要知道,他们现在所进行的一切,包括和我们握手,和我们微笑和我们在筵席上碰杯,都是为着立即打垮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不要说眼下没有条件达成协议,就是以后有了那么一张黑字白纸,中国的未来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哩!”
左舜生面露尴尬之色:
“也许、也许。但是,我相信润之先生是有回天之力的。譬如说,发展你们在政治上的攻势,而在军事上保持守势。由于蒋介石先生得到了美国人军事方面的支持的缘故,所以你们……”
“所以我们就只好逆来顺受,坐以待毙了,是吗?”毛泽东猛力挥臂,提高嗓门道,“可是恰恰相反,舜生先生,要是你没有搞忘的话,我在延安还对你说过另外一句话,那就是,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因为既是烂枪,就不怕打烂,所以我现在等待着的,就是杜鲁门的一声令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