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五十二军正式接收苏军在沈阳的全部防务。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开始准备从锦州迁往沈阳。

文强回到东北后，正在沈阳视察以便为搬迁作准备，突然传来了令他震惊的消息：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身亡。

这天正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的日子。

文强得到消息是在3月19日。那天，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前一天攻打并占领了中长铁路上咽喉要地四平街的消息刚刚传来，文强又接到熊式辉从锦州打来的电话，告知天津《大公报》传来的消息：戴笠已于17日飞南京途中失事。

这个消息对文强来说真有如晴天霹雳。

他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后悔自己给戴笠提出的“以退为进”献策。他以为戴笠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个献策，才急于去南京面见何应钦，想通过何应钦的关系争取顺利出国，以致失事身亡的。

其实，戴笠并非是去南京见何应钦。因为何应钦当时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来得知，戴笠原是打算飞到上海，大约是为了找杜月笙、唐生明商量，请他们帮助解决电影明星胡蝶与其夫潘有声离婚一事。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蝶夫妇从香港逃回大陆，途中因接应护送的军统局香港站人员赵长天与童子军团驻港联络员杨惠敏（即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勇赴四行仓库向“八百壮士”献国旗那位著名人物）失职，胡蝶的全部行李（内有她多年积攒的金银首饰、四季时装和历年所拍电影的剧照、纪念品）被日军劫走。胡蝶悲痛万分。到重庆后，戴笠一面帮她追查此事，将赵长天、杨惠敏捉拿下狱追究；一面对她百般安慰、照顾。不久两人便同居了，但却一直没有合法的名分。戴笠既准备出国，自然希望与胡蝶办妥结婚手续后一起名正言顺地出去。

不料，戴笠的座机飞抵上海时，因气候恶劣不能与机场取得联络，只得改飞南京。而南京又是细雨迷雾，云层极厚，飞机无法降落；在盘旋低飞准备迫降中，油量消耗将尽，驾驶员慌乱中触山坠落，油箱起火，机毁人亡，同行的龚仙舫等人无一幸免。

文强得到戴笠失事消息后，立即与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沈阳市长董文琦等从沈阳飞返锦州，在锦州又得到马汉三来电，同时又接军统局天津站长陈仙洲发来的长途电话。

两天后，文强接到毛人凤的电报，促速飞渝。

文强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重庆的。

戴笠于他，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

文强是在受到中共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处理，又遭到湖南地方军阀势力威胁后，才偶然与戴笠相识并在其手下工作的。戴笠对他，不但不要求“交待”中共组织情况或对参加中共革命的历史进行“悔过”，而且大胆放手任用，充分用其所长。文强在92岁高龄时忆及戴笠之死，还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事实确实如此。戴笠自己的军衔还只是少将时，就已保荐文强升到了中将。

由此可见，尽管历来对戴笠的评价毁多誉少，但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不应简单片面甚至漫画式地看待的。

军统局元老唐纵在得知戴笠失事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对戴笠的评价，除去“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一类褒扬之语外，还有“约束部下森严可畏”，“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的批评。而戴笠对文强却似乎并无“森严”或“过严”的态度。从他与文强的关系看，他的用人之道，还是有高明之处的。

文强到重庆后，下榻于枣子岚垭军统局招待所，以后移住民生路胜利大厦。当他30年代初在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枣子岚垭还只是城外荒凉的郊野，民生路一带的马路也才开始扩建。此时这些地方都已经楼房相接，再难找到昔日游踪了。

在胜利大厦马路对面，就有中共《新华日报》营业部。文强不知道，周恩来驻重庆期间，常在那幢房屋楼上与各方面人员约谈。

不过，即使知道了，他此时也不会想到去见周恩来了。

军统局于4月1日召开建立14周年纪念会，并同时为戴笠举行追悼会，军统局内外勤的负责人都到了，军委会各部负责人也应邀出席。

文强作为军统局最大外勤单位负责人，被安排在致祭的首位。但他看到有黄埔军校二期的胡靖安（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等老大哥在场，便坚辞并推胡靖安为首。

在台湾草山看管张学良将军的刘乙光也来了。刘乙光自1936年起奉命看管了张学良十年，此时仍然是中校军阶。蒋介石知道后，才将他越级提升为少将。

蒋介石当天上午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拒绝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军队和建立的地方政权，声称：“我们中央对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还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其撕毁政协决议的态度已经表露得十分明白。

下午，蒋介石来到戴笠追悼会会场亲自主祭，讲话中还流了眼泪，说了许多安抚部属的话。

礼毕，蒋介石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表示慰问。这些“烈士”中，有些是死于内战中的，但也有不少是在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时被日伪捕杀殉难的。家属们触景伤情，有的号啕大哭起来。毛人凤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

追悼会后，军统局召开了三天工作会议，由内政部政务次长兼军统局代理局长唐纵介绍了军统局即将“调整裁并”的意义和办法，要求各地负责人回去后，对外表示军统局将结束，对内则作好把公开与秘密工作分开的安排及有关人事调整。唐纵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出席会议者数十人，其思想观念与做法，均因袭陈旧，毫无新的意识与转变办法。将来调整，余甚担忧！

文强在这次会上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此时他对戴笠死后的军统局前途已经失去信心，认为不管怎么调整裁并，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他已经发现，戴笠之死，使原在其一手统治之下的军统局陷入了人事纷争之中。军统局人员分裂成了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唐纵为首的湖南派，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江山派。三派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文强作为军统局唯一在华中、华北、东北都工作过的资深高干，因从无争权野心而又热心干实事，所到之处人际关系都很好，此时俨然成为军统局内极有实力另立一派的人物，因此他成了三派都不放心、三派都想争取的对象。三派都争先恐后对他进行试探、拉拢。

文强却不愿陷入这种是非漩涡中，萌生了退出军统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