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投降，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使文强的人生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尽管他自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脱离中国共产党而进入国民党阵营，并且参加了国民党阵营中最大的特务组织之一军统局，还成了其中的高级骨干。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实际并未直接参加反共内战活动。然而，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把他推上了反共内战的前线。

当时中国面临十分复杂的局势。蒋介石在处理接受日军投降、收编伪军、接收沦陷区等方面采取的公开维护其一党独裁的决策，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使得国、共两党原有矛盾迅速上升。

本来，国民党军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及滇缅边境，要想迅速接收日伪占领区，并非易事。即使以最快速度运送部队，也要花一些时间。仅以东南地区为例，新六军空运南京，是在9月5日以后；第四方面军空运上海，是在9月6日以后；第十集团军沿汉宜路疾驰武汉，是在9月7日后才陆续到达。华北、东北地区自然就更费时日了。而长期坚持在敌后广大战场作战的中共军队，则已对盘踞在大中城市及铁路交通线、海岸线附近的日伪军形成了分割、包围。

但蒋介石为了巩固其一党独裁统治，却不愿让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一部分的中共军队就近受降，而一面严令中共领导的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一面又令国民党领导下的“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并命令日伪军只许向国民党军投降。他划分的15个受降区，也一律由国民党将领担任受降官，将中共军队排除在外。

对此，中共方面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毛泽东在给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中以另一种极端的态度提出：“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在这种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急于早日被遣送归国的广大日军官兵，此时却不能就近向中共军队投降——驻北平的一位日军参谋长高桥渡边，因向北平西山附近的中共游击队接洽投降，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而坚持不向中共军队投降的日军指挥官，则被视为服从命令、维持秩序有功。

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引发了不应有的混乱。日本军方在8月20日致电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称中国战场自停火以来，重庆及延安之部队毫无纪律，擅自开入日军占领下之地区，并分别要求日军解除武装，致局面趋于混乱，认为不得不采适当措置，请盟国统帅部派员调查。

蒋介石闻讯，气得立即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要他向麦克阿瑟表示，这是日军有意破坏中国军誉与推卸停战责任，并电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提出严重警告。

这时广大伪军官兵更是无所适从。若就近向中共军队投降，则被政府视为违抗命令，从“附逆”变成“通共”，罪上加罪；若拒绝向中共军队投降，则又必然在军心动摇毫无斗志的情况下遭到中共军队的持续攻击。

蒋介石的荒谬决策，使已经取得胜利的中国军民又白白地多打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再打的仗，多流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再流的血。

沦陷区各大城市的汉奸政权，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两天中即相继宣告解散或停止活动。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政府不能尽早实行有序的接收，致使不少地方一时陷入无治安管理机关的“真空”状态，到处出现打着各种中央党、政、军机关招牌，真伪莫辨的“接收代表”，争相接收，甚至以“汉奸”罪名对沦陷区的企业、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当时蒋介石的驻沪代表蒋伯诚就报告，上海到处有人自称中央代表要接收机关工厂敌产，闹得人心不安。戴笠下令忠义救国军抢先行进入上海围缴日伪军枪械，被蒋介石得知后，发出手令严词斥责。但蒋介石并未认识到他对造成这些混乱局面的责任。

对于伪军的处理，国民党内许多人原来都坚持“汉贼不两立”，绝不容许收编伪军，要求将伪军以汉奸罪论处，一律依法进行审判。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也曾坚持要将伪军就地解散，决不容许收编以致“混淆国军血液”，并因此与主张就地收编伪军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进行过激烈争论。但后来为了与中共争夺武装与地盘，尽快接收沦陷区，许多国民党人又不得不同意了蒋介石将伪军就地收编为政府军的决定。

于是，驻南京的任援道，驻徐淮的郝鹏举，驻北平的门致中，驻开封的庞炳勋，驻泰州的孙良诚，驻归绥的李守信，驻商丘的张岚峰，驻蚌埠的吴化文，驻新乡的孙殿英等著名伪军头领，均被给予暂编某路或某纵队先遣军司令名义，要求其就地维持治安，帮助国军接管，“严防中共破坏”，赎罪立功。

这样一来，对汉奸的处理也就形成了双重标准：无兵权的大汉奸一般都遭到逮捕，受到了审判，而手握重兵的大汉奸即伪军头领则大多摇身一变而为国军将领。有个别伪军头领在此时因辞去了军职，便也遭到了逮捕、审判。

此举虽然使国民党在许多沦陷区的接收上比中共抢了先，但同时却又给国民党带来无穷后患。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就在日记里写道：

伪军察知政府之处境，恬不知耻，向政府要挟需索。（1946年1月14日）

他还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现在许多汉奸又在摇身一变而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穷小子在街上流浪没有人理会。如果让这趋势发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将不属于我们了！（1945年12月1日）

针对当时形势，中共中央也于这年10月6日发出了《关于争取敌伪军向我投降的指示》，要求各地迅速加紧敌伪工作，争取部分日、伪军向我投降，“并设法扩大日、伪与美、蒋之间的矛盾，使其不能联合对我。”

收编伪军与接收沦陷区，一时竟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争夺战。

8月12日，华北宣抚使熊斌飞到西安。

此前，熊斌自7月中旬带着一批高级随员飞到汉中后，原以为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可以协助开展策反工作，但李宗仁这时已内定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他与华北伪军头目也没有什么联系，给熊斌帮不上忙。8月11日，熊斌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留置南郑的广播电台发布了对华北伪军头目的收编任命，发表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郝鹏举、叶蓬、门致中、李守信等分别担任新编第一至第十路军（为避免与中共军队混淆而不设第八路）总指挥，令其即日就职，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听候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不得受未经委员长许可（实指中共军队）之收编等等。

随即，熊斌赶紧飞到西安。

熊斌深知仅靠这些任命并不能迅速解决伪军问题，因为他与那些伪军头目虽有过去的人事关系，但现在并未建立起切实联系，那些人不会相信他的空口许愿。而胡宗南又有门户之见，对他着急的事并不热心帮忙。戴笠向熊斌交代过，如华北地区汉奸部队反正有何困难时，可找文强协助。于是他便亲自来找到文强。

文强作了多年策反工作，早已派出若干人员深入各伪军部队，与许多伪军大头目建立起了秘密联系，并派有专人驻于伪军部队中起联络及监督作用，设有联络电台。

文强与熊斌见面后，立即要胡颐龄等拟出计划，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经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星散，或投向八路军一边，或拖枪为匪。熊斌焦急地说：

“我在汉中一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如今到了千钧一发之时，也无妙策。问题是蒋主席的命令难以立刻传到，汉奸头头们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印信，只靠电台、报纸发表是不会相信的。”

文强安抚熊斌说，伪军孙殿英等部已在他掌握之中。文强向熊斌谈了已考虑好的如下办法：

立即将以宣抚使名义转奉蒋介石发表华北地区的大军事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门致中等十余人为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命令，拍发给军统局派驻新乡孙殿英部的情报组组长李叔晋，责令孙殿英将原电星夜派员送达各接受命令者手里；

同时，文强保荐军统局少将级高干龚春浦、陈仙洲、张振武、陈轶珍、谭松艇五人为华北宣抚使署专员，由他们携带加盖关防印信的委任状，星夜出发，赶到各路先遣军总部亲自传达命令，面交委任状，完成任务后返西安复命。

熊斌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文强当时并未想到，他此时所从事的“策反”，同他在上海“孤岛”所从事的策反和抗战胜利之前从事的策反已经大有不同，在性质上已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他对伪军的策反是为了加快民族解放的进程，那么，这时进行的“策反”，则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为“政府”——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地盘、进行反共内战作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