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改调为军统局北方区长后，对外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少将主任。

军统局北方区是当时军统局外勤单位中最庞大的一个，管辖晋、陕、豫、冀、察、鲁六省及平、津两市。工作重点又是对伪军进行策反。策反对象中，包括原属西北军、东北军、内蒙古地方保安部队及一些地方武装投敌后改编的伪军，其中尤以西北军为最多。

戴笠这次到西安视察时，特别询问了文强对北方几省策反工作的部署，并对他说：

“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抗，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今后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野心不小，未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谱，华南约二十多万，共计约三百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也不失为一大力量……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十万人。打算在将来再从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二十万人，练成一支‘戚家军’那样的精锐队伍，用来打天下，将是很可观的力量。”

戴笠越来越多地关注“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了。

这并非戴笠一人的个别见解，而代表了当时相当大一批站在政府立场上的国民党人的忧虑。

这些国民党人中，自然也包括曾经是共产党人的文强在内。

一天夜里，已经谈到很晚了，戴笠意犹未尽，一时兴起，给文强谈起了他几年前与胡宗南在四川江津县拜访共产党的“开山祖”陈独秀的事。

原来，中共领袖之一张国焘于1938年4月从延安叛逃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起初很高兴，以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致命打击，便把张国焘交给戴笠安排使用，但几年下来，才发现张国焘言过其实，未能对破坏共产党想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戴笠大失所望，觉得不好向蒋介石交差。

张国焘也自觉尴尬，便提出一个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前中共领袖陈独秀，争取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印成册，以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戴笠与胡宗南及其智囊团商量后，觉得这是张国焘黔驴技穷的表现，但也不妨一试。

于是，戴笠便请示蒋介石批准后，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去拜访了寄居于重庆附近江津县乡间的陈独秀。

为了刺激陈独秀这位中共创建人、“老头子”出面骂共产党，他们按谋士们的建议，特地带上了1938年的一份报纸——

那时，因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后，乘着当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所谓“右派与托派同盟”进行残酷镇压之机，在中共刊物《解放》上公开诬蔑陈独秀是“拿日本津贴”的“民族公敌”，蛮横宣称“托匪即汉奸”，“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引起国内舆论大哗，一批著名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及文化教育界人士联名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扫**报》相继发表了为陈独秀辩诬的公开信，批驳了“中共”实即王明、康生等人对陈独秀的诬蔑。陈独秀也在《扫**报》上发表《致〈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作了有力的自辩。此事当时使得中共方面颇为被动。

不料，戴笠与胡宗南把带去的那份刊有陈独秀《公开信》的《扫**报》给陈独秀看后，陈独秀只表示了感谢，但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他还要求胡、戴二人“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表明了他以国事为重，不纠缠个人委屈的严正态度。

戴笠讲完这件事后，生怕文强以为他是在吹牛，还翻出当时所记的谈话笔记给文强看，但又叮嘱：

“此事校长只许我与胡知道，泄露了就要受严厉处分。如与宗南兄相晤，也切记不要谈及此事。”

他还谈到，向蒋介石汇报了拜访陈独秀情况后，蒋介石叹息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文强闻言，不禁引起对自身经历的感慨。

这一类事情，自然是不断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隔膜与反感。对这个他曾作为其中一员并为其目标进行过英勇奋斗的政党，他从思想上到感情上都离得越来越远了。

文强担任北方区长后，就积极投入到对汪伪头目策反的紧张工作中。

他通过潜赴沦陷区各地的情报站、组及通讯员、特派员，搜集情报，掌握动态，逐步与一些伪军大头目，如华北各地伪军大头目、内蒙古伪政权头目德王等人，建立起秘密联系，为争取其不再继续作恶并在适当时机反正，作了大量工作。

他通过驻安徽临泉界首镇（抗日战争时期苏鲁豫皖边区的要地，通往沦陷区的前哨据点）的军统局东北特别情报站站长陈旭东的原东北军关系，甚至还与汪伪军委会参谋总长鲍文樾取得了秘密联系。鲍文樾原是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亲信部将，曾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据说还曾参加过发动西安事变。

因为原属东北军系统的汉奸军事头目较多，后来戴笠曾亲到阳明洞去请张学良将军写了许多绸子密信，要那些原东北军将领服从党国命令，效忠国家民族，积极团结抗日。经陈旭东派出得力人员，将绸子信缝在衣里内，冒险犯难，分送到鲍文樾之类的大汉奸手里。

他们甚至还派情报员到过“满洲国”，去策反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

若仅以一个“曲线救国”的说法来抹杀这一策反工作的成绩，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伪军头目历史上大多有反蒋和对抗中央政府的历史，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从来就不抱信任态度，加上他们普遍惯于见风使舵，脚踏两只船，信奉“奶子长便是娘”，因此策反工作风险极大。

文强派出的策反工作人员及电台发报、译电人员，被告密出卖或暴露身份遭到捕杀的，前后竟有数百人之多！

1945年5月初，曾任军令部次长、陕西省政府主席，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宣抚使的熊斌，派了宣抚使署参谋长胡颐龄（又名胡介眉）来到西安。胡颐龄通过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西安的办事处长傅正舜等人找到文强。

文强知道熊斌是陆军大学高材生，曾任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在冯部当过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全军训练总监。华北地区的伪军大头目，如庞炳勋、吴化文、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等等，几乎无一不出西北军之门，这就是蒋介石让熊斌出任华北宣抚使的重要原因。文强事先已得到戴笠的来电，也向胡宗南面报了必须协助熊斌的道理。因此胡颐龄等人一来，他便说明，已接到戴笠来电，一切听熊次长指示办理，并热心地向他们提供了自己对策反工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