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午，日军的包围越来越紧。除了远远听到一些枪声外，孙殿英的防地已经没有响动。

文强与身边的李锡年等人分析，远处的枪声大约是四十军在抵抗。对于孙殿英会再玩什么花样，谁也摸不透。

正在这时，突然在孙殿英临时驻地西南面的山头上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

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只听孙殿英大声嚷着：

“陈仙洲的爆破总队没几个鸟兵，还打得起劲。名义上听我指挥，实际上谁也指挥不了。快去请文高参来想个办法。”

文强知道孙殿英这是故意嚷给他听的，便主动走过去说：

“若真是陈仙洲的爆破总队，当然应该听你的调遣。我可将此意告诉他。”

孙殿英急迫地说：

“山上如此紧张，眼看今天过不去。你赶快下令叫他们不要打了，隐蔽起来，不然让敌人发现了我们的目标就不好办了。”

文强当场按照孙殿英的意思写了一张字条叫人给隔两道山沟的陈仙洲送过去。

果然，一会儿枪声就停止了。陈仙洲派人送回来一张字条，说是部队已经隐蔽起来了，他随后要来见文强。

陈仙洲的部队停止抵抗后，日军的包围更缩小了。敌机也在上空成群结队盘旋。孙殿英用单筒望远镜向空中观察着，显得坐立不安的样子。

下午3时许，日军已经出现在不到三四华里的山头上，互相呼应着，不时鸣着枪。

孙殿英把文强和战区长官蒋鼎文派到山上来的党政工作团团长荆宪生叫到屋里，惊慌失措地说：

“大势已去，不投降也得投降，否则玉石俱焚，不知要死多少人！请二位马上致电洛阳、重庆，说我孙殿英是迫不得已，不能不出此下策。有朝一日，我仍将报效重峰……”

说到此处，孙殿英已是声泪俱下。

荆宪生不了解孙殿英的底细，竟被他感动了，当即表态说：

“奉蒋长官命，带到山上的五百多团员，全仗孙军长的掩护保险。不如此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

文强这时已没有什么可说。眼看着孙殿英要将部队带着投降，自己却毫无办法阻拦。他内心痛苦万分。

这时，孙殿英相信文强等人已被迫就范了，便叫出秘书李国安，交给他一个一尺多长的纸筒，叫他去与日军联络，并特别嘱咐说：

“识别联络的东西在纸筒里。”

李国安要走时，孙殿英又补充说：

“快去快回，对日本人只说我在山上，不要说我在这个村庄里。”

文强在一旁听着，心想，若不是事先已有密约，哪来的联络识别物呢？要投降了还不暴露自己的驻地，可见狡猾的孙殿英还在打算讨价还价。

李国安打着白旗，抱着纸筒，骑了一匹马出村东后，孙殿英像安心了一样松了一口气，他高兴地走到文强面前说：

“老弟尽管放心，你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他瞥见文强胸前别着一枚军委会的梅花形证章，不由分说便伸手摘下来扔到窗外去了。然后说：

“日本人来了不要怕，你们的人员都算是在我部队中服务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文强和荆宪生默默无语，无言可对。

文强抽了个空子把荆宪生叫到一旁，问他有何打算。荆宪生显得十分茫然，只说有孙殿英保护他很放心。文强感到此人不足为谋，便决定撇开他自作打算。趁孙殿英十分疲乏时，文强佯称要到上村去看看晚间走散了的那些随行人员，并休息一下。上村距离不到半里，可随叫随到。孙殿英没有反对，并说上村军部人员不少，安全没有问题。

文强一点不知，他刚一离开，孙殿英就叫部下给在洛阳的一战区少将参谋、挂名新五军副军长的康祥发出了一封电报，称：

“所余部队无多，死亦不可，走亦不可，久与戴雨农所派之文强同志商洽，暂时屈就，图报将来。”

他把率部投降的责任推到了文强头上。

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的唐纵，几天后在5月5日日记中记载，孙殿英给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发过一封“请求准予加入敌后工作”（即准予其以“敌后工作”之名投降）的电报。唐纵写道：

孙殿英被俘，其部下尤与敌战斗。蒋长官转来一电，谓孙殿英请求准予加入敌后工作。此诚天下之滑稽事，卖了**，还想立贞节牌坊，为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