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第四次会谈时，果然发生了变故。

出场的只有南本一人。

文强顿时想到，是否假戏真唱被看出了破绽？是否有内奸泄露了真相？

但他马上又想到，四个问题对日方十分重要，他们不可能不想得到答案。于是镇静下来。

南本满面愁容，向文强诉了一通苦，说是其他几人对上次所谈价格不满，认为太高，因此这次都不来了。他又说起家中有妻室儿女一大堆，想要在收买情报的钱款中提取二成回扣，以便留给妻室儿女。

文强听他说完，心中的担忧已除，暗自松了一口气，从容答道：

“有远见者自不能惜代价之多寡，若战争旷日持久，取胜无期，九国公约一旦制裁，赔偿巨款，何止亿万？我以为短见者必将无以自解其咎，不知阁下以为然否？至于两折回扣，国际间早有先例，大可提出细商。”

最后，南本提出，在两百万元基础上，再加另外三题，合计五百万元，一部分付现款，一部分开支票分期到银行提取。若以四百万元谈妥，再以八五折支付，他就有把握作主。但必须保证另外三题一次交出。

文强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八五折应改为九折。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确定按九折成交，即每一百万元给南本回扣十万元。文强坚持要先兑现一半再交出另外三题，否则就作罢。

南本提出次日上午9时派车在外白渡桥等候运款，同时在原址交出银行支票。

南本最后再三表示，无论什么困难他都可以克服，请文强一定相信他。他又主动在名片上写了支取四百万元按九折付款的话交给文强。

文强向戴笠汇报后，戴笠表示要看日方明日兑现支票是否可靠，再提出下一次会谈改在我们布置的德租界内进行。

第二天是第五次会谈，仍在原址，五个日本人都到了。

南本一开始就向文强诉苦，说现款只筹得40万元，已运到外白渡桥，其余360万元是开的日本正金银行支票，并拿出支票在文强眼前晃了几下。

文强愤然道：

“先前谈妥的两百万元未交付，昨日一揽子谈妥的四百万元，又只拿来四十万元现款，如此一再食言，毫无信守，深为遗憾！”

于是，他按戴笠计划，提出建议明日改在德租界赫德路某号继续会谈。若支票兑现无问题则三题全交。运来的40万元现款作为续谈的信用金。

南本等人用日语交谈后表示同意。

赫德路某号是情报参谋人员刘戈青的住宅，下月租赁期即满，刘戈青这时已按戴笠吩咐悄然搬出。

第二天，戴笠安排在附近各路口的游动哨就陆续报告，由虹口方向前后来了两批三三两两可疑人员，到约定会谈处侦查，有的还混在附近水果摊、香烟摊和黄包车夫中向刘戈青住宅探头探脑进行窥视。

这一次前来会谈的只有南本和森正一两人。后来从戴笠派出的游动哨拍来的照片中辨认，另有两个原参加会谈的日本人在附近马路上游逛。

南本刚进门时，显得有些疑虑，但他看到除文强一人外，只有一个招待茶烟的姑娘，就放心了。

他问文强是否住在此处，文强回答常住南京，到上海只是出差，住在旅社，此处是一个亲戚家，人已回江西去了，房子空着。在这里比在旅社里安静。

南本听了，显得比较满意。

文强没有想到，南本这天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并声称若完成此事，代价将在400万元以上。

文强毫无思想准备，认为南本又在耍滑头，有些急了，沉着脸道：

“有问题可以，但要一件一件地办。一定要守信用。如果拖泥带水问题丛生，谈妥了的又不履行，本人碍难遵命。今天双方交换都须照约履行，请问现款是多少？支票是多少？”

南本忙说：

“今天没有带现钞。这里是应付的460万元照九折计算的支票，请于三五天内去提取，我们会通知银行准备好。如果转户头，请向正金银行接洽，立即可办。”

双方交换了情报和支票后，南本谈到了所谓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