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中午，文强在赖兆年的护送下抵达江津县城，找到那位姓黄的学生家。江津县城当时属另一军阀刘文辉的防区，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触角不能伸到这里，文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

约一周后，周敦琬赶到江津。她告诉文强，她已同郑佑之仔细商量过，认为文强已被特务委员会的特务们认熟了，不便在重庆城中再抛头露面，需要请示省委易地安排工作。她已将有关事务移交给郑佑之，决定陪文强上成都向省委汇报和请示。

随后，周敦琬带文强溯江而上，回到白沙镇她的老家——周家洋房子。

周敦琬孀居的大姐在老家主持家政。他们只告诉大姐是准备上成都去求职。大姐把难得回家的五妹和从未谋面的五妹夫待若上宾。

大姐虽说是乡间绅粮（地主），属于共产革命要打倒的阶级，但她十分开明，对周敦琬更是爱护和支持。在周敦琬担任江津县委书记时，正遇上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周敦琬将县委机关搬到周家洋房子的地下室办公。大姐看在眼里，一点未加阻拦，还多方为之打掩护。

文强死里逃生，因狱中折磨，加上逃亡时担惊受怕，旅途劳累，偶感风寒，安定下来后便大病了一场。大姐请来名医给他诊病，让他在周家洋房子里养了十来天。

临行时，大姐给他们筹足了一笔旅费，依依惜别。

文强与周敦琬夫妻俩乘小火轮溯江而上，经泸州、叙府（宜宾），到嘉定（乐山）换乘拉纤的帆船，直驶成都。

一路上，两人想到，只要到了成都，找到省委，就好比到了家。他们设想着向省委汇报后将会得到的新的任务，估计着将要奔赴的新的战场，心中充满了战斗的**。

为了急于找到省委，他们无心流连旅途风光，连慕名已久的三苏故里也没有去逗留游玩。

到成都后，他们先到春熙路一家小客栈住下。周敦琬先去找到交通机关，同省委接上头，约定了见面时间。

然后，她带着文强，去后子门骡马寺街刘愿庵家中探望。

刘愿庵的父亲已经去世，此时家中只有孤苦的继母和幼弟二人相依为命。周敦琬仍执媳妇之礼，对婆婆和小叔殷殷问询安慰一番之后，备上酒礼香烛，同文强一起来到刘愿庵灵位前祭奠。

文强伴随周敦琬在刘愿庵灵位前跪下。此时，刘愿庵烈士生前与他交往中的情形如在眼前，在周敦琬的悲泣声中，文强也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到了约定的时间，周敦琬由在重庆时就熟识的女友，中共党内同志王凛若带领，去见新任省委书记罗世文。

王凛若也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女性，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宣传部从事秘书、机要工作，对外身份先后是重庆地方法院的推事（法官）和地方检察处的检察官，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女法官、女检察官之一。

她原是前省委组织局主任穆青的妻子。穆青牺牲后，她冒着极大风险，预支了薪水，买来上等白绸和棺木，安葬了穆青。随后，她又奉中共组织之命协助罗世文工作，并照顾罗世文养病和负担他的生活。

当中共四川省委在“寮叶巷事件”后被迫迁往成都时，程子健找到王凛若，请她以其地方检察官身份，将一批党内重要文件安全转移到成都。

当时若是查出带有红色封面的书籍都可能被杀头的！

王凛若冒着极大的危险，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

省委在成都设立秘密机关，经济拮据，也是由王凛若拿出钱来租了房屋，并从自己家中搬去家具，提供活动经费。

她与罗世文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这不久前，两人已经同居。

周敦琬与罗世文早已相识。刘愿庵牺牲后，罗世文参加组建了临时省委，负责宣传工作，与周敦琬有过不少工作上的来往。

尽管罗世文此时在党内的身份变了，但在他面前，周敦琬无论在年龄还是资历上都仍然是大姐。

文强独自在小客栈里兴奋地等待着，猜测着省委将要给他什么样的新任务。将要派他去什么地方。

然而，周敦琬却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地回来了。

文强心知事情不妙，再三追问下，周敦琬才说出了使他大出意外、大为震惊的消息：

罗世文代表省委宣布，文强在被捕后有变节嫌疑，要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文强没想到满怀热望盼来的却是这样的迎头痛击。

他震惊到了极点，悲愤到了极点。

——直到半个世纪后，晚年的文强回忆此事时还说：“这是有生以来没有遇到过的打击与刺激。”

因为罗世文在旷部兵变问题上曾与文强有过不愉快的冲突，因此，文强这时便以为这是罗世文与他之间个人意气之争的继续。

从文强的角度来看，这样认识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问题更复杂得多。

文强他们不知道，此时在中共高层领导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动，导致中共全党工作路线进一步左倾。

这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即斯大林路线）的留苏学生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随后，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控制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其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路线得以在全党推行。

这年6月，即文强在重庆被捕之前，罗世文以省委代表身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工作。宗派情绪极重的王明一伙自然对同属留苏学生的罗世文另眼相看，再加上前四川省委书记程子健要对执行“立三路线”期间四川党组织遭受的严重损失承担责任，于是中共中央任命罗世文为新的四川省委书记。

罗世文回到四川，开始积极执行中央决定——即后来所说的“王明路线”。

后来，毛泽东曾以生动的语言概括了“王明路线”在认识上的一些特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圣经”（马列著作）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如果同蔡廷锴（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握手的话，也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按照这种认识，在敌人面前不慷慨激昂自然就等于是妥协投降。

周敦琬苦口婆心与罗世文争论了一场，但毫无结果。

她力促罗世文与文强见面，认为当面谈清楚一些问题，可以有助于消除罗世文对文强的误解，改正错误的处分决定。

几天后，他们与罗世文分别假装游人，在成都西城墙边的支机石公园里见了面。

这个公园如今已经找不到了。它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将沿城墙10余亩狭长地带开辟成的森林公园，园内有近千株高大茂密的桢楠，树龄均在百年以上。游人十分稀少，因而当年成为中共地下党人开会、约谈的好去处。

公园的原址，曾有清康熙六年所建的支机石庙，内有巨石，有学者判断，乃古蜀国墓石，后曾被用作古代兵器发石机附属物，被称为支机石，民间讹传为神话传说中织女遗赠人间的支纺织机之石了。故此地改建为森林公园后，即被人们叫作支机石公园。——后在抗日战争中，空军层板厂建于此，数百株楠木大多毁于此时。50年代末，支机石移至文化公园。此地便什么也没有了。

那时公园内一个凉亭口摆有四五张茶桌。茶客不多。他们找了一处靠边的座位坐下。

周敦琬在一旁注意观察周围动静。文强按捺着性子，向罗世文详细汇报了他被捕和脱逃的经过。

罗世文默默地听着，不时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

听完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即使文强在被捕后没有叛变出卖组织，所作的假供没有对革命造成实际上的损失，但在以假供蒙骗敌人时的一些言行，仍然是不符合共产党人身份的，仍然是错误的。

文强气得争辩道：

“我全无错误可言！我是依郑大哥之计行事，配合组织的营救。要不是组织营救，我今天也不可能来成都向你汇报了。”

罗世文也毫不让步，两人的争论变成了争吵。周敦琬赶紧提醒他们注意场合，他们这才意识到是在茶馆，旁边的茶座里已经有人在往他们这边看了。

他们只好起身，踏着遍地窸窣作响的枯叶，到一旁荒凉的城墙上去，继续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