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前的一次省委机关党小组会上，党小组长周敦琬郑重提出一个问题：
她有个亲戚，是重庆大学文预科主任，叫吴芳吉，想来她家看望，已经找她的二姐打听了好几次，二姐都没有答复，也没有告诉他周敦琬的确切住处。最近吴芳吉又说一定要来拜年。
“吴芳吉？是不是那个白屋诗人？”文强忙问。
“正是此人。就是写了《婉容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白屋诗人之名，今天可能已很少有人知道。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却是个令广大青年闻之“如雷贯耳”的响亮名字。
那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时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国文教授兼《新群》杂志社诗歌编辑的吴芳吉，以一个23岁青年的无畏精神，大胆探索诗歌创新，以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歌行体为主，结合民歌和西洋诗歌的一些手法，选取一个弱女子被出国留学的丈夫抛弃的悲剧为题材，写成了著名的长诗《婉容词》。这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引起了极大震动。时人争相传诵，当时的青年学生大多能背诵几句：
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中国文学教授吴宓在其日记（半个世纪后以《吴宓日记》之名出版）1942年3月10日的记载里，就有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中西诗》课，讲《婉容词》”的文字。足见其影响与地位。
作为中共地下省委机关的周敦琬住处，一般是不便让外人来的。但为了起到掩护作用，也不能完全没有亲友走动。周敦琬的意思，可以让她这位表哥来。若完全拒绝，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
程子健不知道什么白屋诗人。他十分尊重周敦琬，也倾向于同意。他看着文强，希望他发表意见。
文强笑道：
“这个白屋先生，说起来还是我的老师，当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他是我的国文教员，我那时就很喜欢他的诗，也敬慕他的为人。我记得他有这样两句诗：‘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我们应当接近。人家找上门来了，若是还要拒之门外，那不是成了关门主义？”
文强还讲起了这样一件事。
那是1923年夏，湖南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灾害，湘江沿岸，陆地成河，许多房屋被淹。长沙城内一些街道进了水。明德中学所在地泰安里和校内楚辞亭湖，也都进了水。在这次水灾中，明德中学被淹死了三位同学和一位自建校时便担任校役的老工友。洪水过后，明德中学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吴芳吉为悼念那位校役所写的挽联，轰动了长沙教育界，给文强也留下了极深印象，他还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吟咏。那挽联写的是：
替我送信跑街，南北东西，号称长沙里手。哀哀烦劳好几年，竟遭惨死，令鄙人如伤骨肉！
像你热心作事，坚苦真诚，不愧明德校风。罢罢老实说一句，虽属卑位，论公道配作元勋！
听了文强这一番充满感情的介绍，大家一致认为吴芳吉应该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同意让吴芳吉到这里来做客。
周敦琬后来又对程子健和文强谈起，她还有一个想法：待吴芳吉来后，再多作些考察，争取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节里，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便坐了一乘过街轿，从当时设在城西菜园坝杨家花园的重庆大学来到储奇门河边这幢吊脚楼，见到周敦琬时，他快活地抱拳嚷道：
“船老板，恭喜发财！金银财宝用船装！”
周敦琬接过他手里拎着的礼品，含笑道：
“大诗人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
“五妹，”吴芳吉打趣道，“想不到你这个大家闺秀，江津城里有名的女才子，何时也作了商人妇哟？”
周敦琬没有搭腔，拉过文强，介绍道：
“表哥，这位文莱之先生，是你在明德中学时的高足，先请他陪你，我去厨房……”
吴芳吉听说文强是明德学生，十分高兴，他盯着文强打量再三，说：
“文生，我看你是有些面熟……”
“先生还记不记得当年楚辞亭那副对联的风波？”文强含笑道。
“啊呀，就是你呀！”
吴芳吉和文强都放声笑了起来。
那是在1923年，由吴芳吉在长沙创办的《湘君》文学杂志社发起，在明德中学校内湖畔修建了纪念屈原的楚辞亭。吴芳吉为新落成的小亭题写了一副楹联：
楚辞亭畔无情水
屈子洞中莫逆交
当时年少气盛的文强见到后，一时兴起，拿来墨笔，在上边勾了几下，使楹联变成了：
屈子洞中交莫逆
楚辞亭畔水无情
校长闻知此事，不禁大怒。将文强叫去训斥。吴芳吉却不但不恼，反而出面为文强说情，认为这样敢于发表独到见解的学生十分可贵，应予爱护。
文强请吴芳吉到屋里落座后，低声说：
“白屋先生，恕我先说明一句：周敦琬的夫君已经亡故。等会儿在言谈中，请注意不要提及……”
“唉，我早已知道了。”吴芳吉扶了扶眼镜，叹道，“从报上的消息和外间的传闻中，我早已知道了个大概……所以我才再三找她二姐打听她的住址，想对她有所帮助。文生，说个老实话，我晓得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不是啥子船老板。不过请放心，我也是希望改造这个社会的人。对敢于为民请命、为民捐躯的人，我是敬佩的。唉，只希望你们小心谨慎，现在军阀都是杀人成性……”
从此，这个曾以一支纤笔打动了一代青年的心，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不朽地位的诗人，就成了长江边上这幢吊脚楼里的常客。成了白色恐怖下中共四川省委机关的一个难得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