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后，文强回忆了1927年清明前夕杨森到宝隆洋行给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的情景。

杨森当时点名要政治部的共产党负责人卢振纲、文强两人出来回话，但卢振纲不在，杨森便把满腔怒气发泄到了文强身上。文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杀气腾腾地对我说：你们的党代表朱德已离开了二十军，你们都是赤化分子，不许再打埋伏了。限两天交出受赤化的全部名单，主动自首，否则后果自负。

杨森说完后，不容分辩，虎着脸旋风般地转身冲出门走了。

当急促的马蹄声在雨中远去后，文强急忙叫人找来了代理中共支部书记卢振纲，召开了紧急会议。

形势十分严峻。

这是一个充满急风暴雨、烈火狂飙的春天。

随着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的胜利进展，北洋军阀各地军队、政权土崩瓦解，国民革命领导层左、右派的分裂，已逐渐走向了公开。

2月28日，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实行“党权集中”，公开抨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独裁”。蒋介石则斥责徐谦等人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在汉口“私设”的“扩大联席会议”为非法。

3月6日，驻江西赣州的蒋介石部属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3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反对赣州驻军枪杀工人领袖”通电，18日，江西省组织陈赞贤惨案委员会，并派请愿团赴武汉请愿。

3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吴玉章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是党政军权的篡夺者、独裁者。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这是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为反对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通过了一些带限制和防范性质的决议。蒋介石未到会。

3月16日，蒋介石下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解散江西省学联，封闭国民党左派主办的《贯彻日报》。

3月17日，支持蒋介石的青红帮徒众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当晚，蒋介石设立九江戒严司令部。

3月20日，包括少数共产党人在内的国民政府新任委员28人在汉口宣誓就职。新常委5人以曾被蒋介石逼走国外、新近才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迎回国来的汪精卫为首。

3月21日，为迎接国民革命军，中共上海区委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上海市民大会为配合起义宣布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起义于22日傍晚胜利结束。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白崇禧部于23日进驻上海市区。

3月23日，安徽省安庆市召开欢迎“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市民大会。左、右派发生冲突，青红帮徒众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团体。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江右军程潜部攻占南京。战乱中英、美、日等国领事馆遭到袭击，英国领事受伤，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被杀。英、美两国停泊于南京下关的军舰以“保护侨民”为由炮击南京，造成死数十人、伤百余人的惨案。

3月28日，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右派中央监察委员通过吴稚晖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声言要开展“护党救国运动”。

3月31日，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美炮击南京暴行。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联合地方团阀捣毁会场，镇压民众，杀害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领袖人物及大批无辜民众，并随即查封和捣毁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省、市、县各级党部。史称“三三一惨案”……

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之前，本来聚集在万县的一批共产党人，陈毅被派去合川策动当地驻军起义，刘伯承前去泸州领导那里处于困境中的起义军，朱德则率一批政工人员和进步青年组成赴广东黄埔军校考察团，去了武汉。

临行前，朱德召开支部会议，谈到蒋介石已派国民党右派头目来对杨森进行拉拢，杨森居心叵测，既想利用共产党人为他扩充实力卖命，又怕共产党将他的部队“赤化”，一旦风向有变，他就可能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朱德要大家百倍提高警惕。

他到宜昌后还特地写来一信，再次谈到此事。

文强等人正按照朱德的吩咐准备对策时，忽然传来了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的消息。

重庆的消息传来后，万县就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一天晚上看戏时，杨森部下的老九师师长范绍增（即那个有名的“范哈儿”），看到文强他们这批政工人员也在场，突然借题发挥，指着戏园里四处张贴的标语，对身边的随从们嚷道：

“龟儿子些革命革到戏园子里来了，给老子统统撕了！”

戏园风波已经给了共产党人一个警告。

杨森到宝隆洋行来向共产党人发出“最后通牒”这天，是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三天之后，杨森刚从宜昌返回万县。

大约是因为见到一直与他争夺“四川王”权力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拥蒋反共方面抢到了他的前头，他心中很是着恼，因而便把气都出到了文强他们身上。

中共二十军支部当即决定，凡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立即撤回武汉，未暴露的暂时潜伏下来……

正在这时，从二十军宪兵司令部送来一封给文强的信。信是宪兵司令于渊写的，十分简短，只说请文强“即来一谈，万勿迟误”。

于渊，字邦齐，曾在万县“九五惨案”中亲自指挥士兵向无视中国主权、杀害中国军民的英国军舰进行坚决还击。在战斗中于渊身负重伤，马靴被数弹洞穿，血染军衣，仍凫水上岸组织军民反击。

朱德率政工人员到万县后，就曾要求他们多跟于渊这样的爱国军官交朋友，以打开局面。朱德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欢迎会，请于渊来为政工人员们讲“九五惨案”中如何英勇反击英军侵略的经过。

后来，文强在担任总值星官组织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参加元旦阅兵式的时候，又得到于渊的热情帮助。

那次阅兵式，杨森有意要让新建的军校学员与他原有的讲武堂学员比试高低。于渊竭力支持共产党人训练的军校学员取胜，帮助他们组成了骑兵和步兵两支乐队，并且在阅兵式当天亲临压阵，使军校学员的队伍大壮声威，完全压倒了讲武堂学员。

以后，于渊还从文强这里拿去了大批革命宣传品分发给官兵，帮助共产党人开展工作。文强与他已在相互支持中结下深厚友谊。

文强冒雨来到设于天后宫的宪兵司令部，高大英俊的于渊已站在门口张望等候。见到文强，于渊急忙将他引进内室，未及落座就焦急地说：

“公羊含怒而归，我就料到有事。现在已传下命令，明天夜里就要进行搜捕。你们几个目标大的，要赶紧走！”

文强向于渊介绍了刚才发生在宝隆洋行的情况，对于渊的通风报信表示感激，但又对他的处境感到担心。

“我还不会有问题。请放心！”

于渊停了一下，叹道：“几个月来和你们的接触，使我看到了天外有天。我投身戎行，本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不想升官发财，更不愿跟着一些人去为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川中各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我本已对前途感到灰心失望。朱玉阶先生和你们来了，使我看到了新的希望，今后我决心跟你们一样，坚决革命，请将此意向玉阶先生转告！……”

文强见状，恳切道：

“邦齐兄，玉阶先生早已知你心意。他曾多次提出要我们同你多多接触，吸收你加入我党。在我们心目中，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当此危难关头，你能送信给我们，这就证明你是我们的好同志！”

事不宜迟，于渊催文强快走。文强郑重地说，“我回去向地方上移交党组织关系时，名单上会写上你的大名。记住：你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和我。我们离开后，地方党组织会有人找你联系的……”

分手时，于渊又对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叮嘱道：

“宝隆洋行已经被监视起来，你们要分头离开，不要让人看出是要走的样子……”

文强含泪向这位肝胆相照的兄长行了个军礼，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谈何容易！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四年后的1931年，时在重庆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的文强因叛徒出卖，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捕进巴县大监。当时在二十一军军部作高级幕僚的于渊，已在上一年（1930年）因对中共左倾盲动的暴动政策持不同意见而被中共四川省委开除党籍。其时，于渊不顾自己已是被共产党逐出之人，仍派人去狱中探望文强，并送去了100块银元，再一次给了文强雪中送炭的关照。

以后，文强和于渊在抗日战争初期十分短促地见过一面。那时两人都已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

1949年，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的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关进了战犯管理机关；而于渊则因秘密参加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的反蒋武装起义，事泄被捕，在国民党当局逃离成都前夕遭到杀害，成为著名的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

在1927年4月初的这个雨夜，文强、卢振纲等共产党人丢弃行李，分头冒雨逃离了万县。

假如文强等人这天没有逃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请看杨森在其自传《九十忆往》中的一段记叙：

（朱德）赴本军任党代表，并夹带一批左倾喽啰，约数十人，住万县兴隆街宝隆洋行二十军政治部内。朱则单独寓居于梁山商人蔡子庄家中。竟日开会，行踪诡秘。也在戍区内，组训农工妇女群众，大吹马列主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武力民众化等口号。举凡万县之西较场、公立图书馆、西山公园等处，皆其集会组训场合，藉以打开群众路线。并利用川北同乡乡土关系，秘密运动我十四师雷忠厚旅某营连长，及某士兵若干人，暗中加入共产党，教以匪党各种叛变策略，斗争技术。并秘密分向各部队尽量发展，蛛丝马迹，值得令人怀疑之处极多。余据谍报，早已派人暗中盯梢。……再密遣心腹，详加侦察，则知朱德已将我驻扎万县果园之十四师某营官兵，运动成熟，人数为二十三。余即以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之手段，严厉处置，手令十四师旅长雷忠厚，及军执法大队长杨汉印，会同逮捕所有人犯，交军法处审讯，均各证据确凿，供认不讳，当即验明正身，绑赴鸡公岭倒板黄葛树下刑场，执行枪决，丛葬于鸡公岭之附近，以昭炯戒。

年迈的杨森在这里记错了“鸡公岭事件”的时间。

“鸡公岭事件”发生于1928年6月16日，已是在朱德离开万县一年半之后。

这一事件，并非朱德将某营官兵“运动成熟”，而是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万县的原泸州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人曾润百，和在《万州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周伯仕、秦伯卿等人，将杨森军部手枪连连长雷震寰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雷震寰又作好了手枪连十几个士兵的工作，准备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举行反对军阀统治的武装起义。

不幸起义前夕因叛徒出卖，曾润百、雷震寰、周伯仕等14人被杨森下令枪杀于离杨森军部不远的鸡公岭那棵在“九五惨案”中被英军大炮轰毁的大黄葛树边。

曾润百烈士牺牲后，杨森的军法处官员还在烈士就义前一小时写给家人的遗书信封上批了这样两句话：

1.此人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数声，可恶。2.此人临刑时不认家庭，不知者可怜。

烈士们牺牲后，也并非如杨林所说“丛葬于鸡公岭之附近，以昭炯戒”，而是被野蛮地暴尸荒野示众。后由烈士们的生前好友请求万县慈善组织“浮尸会”出面向杨森交涉后，才将遗体收殓安葬于太白岩下。

从“鸡公岭事件”即可推断，如果文强他们当时没有及时逃离万县，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就是文强一生中第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