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自从国民政府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后，便按照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新体制，同时委任了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

当时各军中的党代表，虽然名义上是代表国民党，而实际上却执行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不少党代表（如朱德）本身就是身兼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的所谓“跨党分子”。

朱德曾于民国初年与杨森一起在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有过一段“共同革命”的战友之谊。

以后朱德赴德国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布委任令之前，朱德先已接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委派，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1926年8月11日到达万县，在杨森部进行活动，争取杨森脱离北洋系统，参加北伐革命。

朱德到达杨森部后不久，在万县发生了一起震动一时的涉外冲突。

长期以来，英国商船设备先进，运载力强，称雄于川江，并常因浪沉中国木船而引起纠纷。

这年6月13日，英轮“滇光”号在万县箱子石浪沉民船一只，淹死5人；

7月8日，英轮“万流”号在丰都立石镇河段浪沉小船一只，淹死杨森部六师营长田雨廷和勤杂兵5人；

8月2日，英轮“嘉禾”号在万县狐滩浪沉兵差木船两只，淹死杨森部十师官兵5人，损失公款银元6800多元；

气恼不已的杨森正派人与英国方面交涉而毫无结果之际，8月29日，英轮“万流”号又在云阳附近浪沉木船三只，淹死杨森部提取盐税款搭船返回万县的官兵46人，损失现款85000元，枪56枝，子弹5500发……

杨森闻讯大怒，下令扣船。

英国军舰竟当即将该船强行劫走并打死杨森部士兵二人。

气得咬牙切齿的杨森又于8月30日下令将路经万县的两艘英轮“万通”“万县”号扣留为质，向英方提出惩凶、赔偿、善后等要求。

英国方面认定扣船是“不顾中英邦交，侮辱英国国体”，于9月5日派出三艘军舰前来强行劫走“万通”号，并悍然炮击万县城，打死无辜平民604人，伤398人，毁民房千余间……史称“万县九五惨案”。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依据朱德的回忆作了这样的记载：

朱将军说，“万县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它迫使杨森投入了革命阵营。大火扑灭，尸体掩埋以后，杨森派朱德到汉口表示要效忠国民革命军。

被正式任命为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朱德就从武汉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遴选出来的40余名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奔赴万县。

这批人员中，有曾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的杨逸棠（时任朱德秘书）、卢振纲等人，有曾留学日本的胡文华、童杏蒸、詹素等人，有黄埔军校毕业生张亚良、熊荫寰、滕代顺、熊敦、谌杰、艾国英、文强等人。他们全是20岁上下的青年，对于到四川去开辟革命新局面充满了信心与热情。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的文强，这时还不到19岁，瘦高个，高鼻梁，英气勃勃，血气方刚。北伐进军到武汉后，他正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组织科任社会股股长。

对于这个出生于湖南长沙乡间的年轻人来说，四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这时一心想的只是要在朱德领导下好好开展工作，在万县为北伐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

此时，他当然不会预料到，不久后他将会两次从这个县城死里逃生。

他也不可能预料到，他将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在陌生的巴山蜀水之间，投身于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和暴力革命工作……

朱德一行入川时，北洋军阀吴佩孚系统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的部队驻守在宜昌，扼住了航道。朱德叫青年们换上便衣，分别扮作学生、商人等，几人一组，分批上船。在船上不许交谈，装作互不相识。

文强装扮成一个商人，带领了一个小组。

他们乘坐的外国轮船到了宜昌，便不再上行——因为在万县“九五惨案”之后，川东及附近各地掀起了排外浪潮，外国船只都不敢再往上行。朱德叫青年们全都不要下船，他一人上岸去用暗语给杨森发了电报，通知来船接应。

他们在船上等了两天多，才换乘杨森派来的兵船离开了宜昌。

朱德一行到万县后，杨森仍在徘徊观望，迟迟不肯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生动地写道：

杨森看到朱德的四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等到听说这些人是来按三民主义的原则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这一惊更加非同小可。

“钱呢？”四顾无人后，杨森向朱德问道。朱德微笑说，没有钱，国民党正在进行革命战争，而且杨森所收的税也足够维持他自己的军队了。

随朱德入川的青年军人们被杨森安排住在南津街附近的宝隆洋行，这原是一家丹麦人开的洋行，自“九五”事件万县城遭到炮击，加上民众仇外情绪高涨，洋老板仓皇撤离，洋行就倒闭了。杨森将这幢空楼安排给朱德一行，说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招待所。

后来，年轻的政工人员们才知道，这并非对他们的特殊优待：在城里的其他地方，还有好几处另外的“招待所”，住着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系统的代表及四川别的军阀的代表，各种势力都在想拉拢杨森……

这批随朱德入川的政工人员，见万县城内飘扬着的还是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毫无革命气氛，都有些沉不住气，纷纷找朱德发牢骚，提要求。朱德一面对他们作安抚工作，一面叫他们先办起一份石印壁报，进行革命宣传。

文强便成了这份石印小报热心的编辑兼印刷、发行人员。

那时在万县还有一定势力的国家主义派（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及工农革命运动的政治派别），也办了一份《快刀报》，同他们唱对台戏。但是引起了支持北伐革命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反感，《快刀报》一上墙，就被学生们撕掉。

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杨森为表现拥护北伐的态度，下令把《快刀报》查封了。

不久，面对北伐革命的胜利和北洋政府的溃败，杨森正式宣布易帜。他下令赶制大量革命标语满城张贴，并派出代表赴重庆向设于莲花池街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左派）临时执行委员会（简称省党部）表示“彻底革命”，迎请杨闇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国民党四川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到万县主持党务。

杨闇公让省党部派来了28岁的万县籍共产党员牟炼先到二十军政治部工作（在年底朱德去武汉后代理政治部主任），牟炼先很快就领导筹办起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万县县党部，并筹建了中共地下组织，把学运、工运、妇运等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26年12月，由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刘伯承担任总指挥的顺庆（今南充）、泸州起义爆发。顺庆起义先告失败后，杨闇公亲赴万县，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说服杨森下令要其驻防开江的师长罗觐光等让顺庆起义军撤入其防区休整，并向起义部队接济粮饷。

朱德还派牟练先、刘希武等携现洋两万元（其中一万系朱德向杨森呼吁支援的，另一万元是从总政治部拨给二十军政治部的经费中抽出的），代表二十军政治部前往开江慰问起义部队，并欢迎刘伯承来万县休息。

刘伯承到万县后，与政工人员们在宝隆洋行同住了一个多月。

后来史沫特莱记下了朱德向她讲述的刘伯承来万县的情景：

朱德对这次会见记得很清楚，因为刘伯承一头冲进他的办公室，把共产党的证件往桌上一抛，走过来就在他的背上给了他一巴掌，几乎把他打倒在地上。

“记得我吗？”刘伯承叫道。“几年前我们在川南见过面，那时我代表成都军阀和护国军商量怎样对付云南、贵州呢！”

当时在文强他们眼中是“革命前辈”的刘伯承，其实年纪也并不大，只有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