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是周恩来提议的。

那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为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取消红军番号，将原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时还决定将在中共领导下的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由谁出任江南八省这支新编“国军”的领导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既要得到国民党的认同，又要能够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使这支部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中共手中。

这时，正在上海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见到了从海外归来的叶挺。

叶挺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而且是北伐战争中由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著名的“铁军”（第四军独立团）的指挥官，北伐名将。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奉中共中央之命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他对共产国际给他的错误处分不服，在国外的流亡生活中脱离了共产党，

这时因抗日救亡大业的召唤而回到国内来的叶挺，仍被共产国际视为“动摇分子”，中共党内自然也有人因其“脱党”而瞧不起他。

但周恩来对他却没有丝毫责备，相信他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诚。周恩来与叶挺有着长期的战斗友谊，从北伐革命到南昌起义，他们可以说是一直在并肩战斗，相知很深的。

周恩来认定叶挺是担任江南新编部队军事领导人的最佳人选，代表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恳切的邀请。

不出周恩来所料，叶挺答应了出任由江南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军长。他还为这支部队想出了“新四军”这个名称，意在希望这支队伍能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铁军”优良传统。

1938年8月28日，正准备从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一份令他震惊的电报：才当了一年新四军军长的叶挺请求辞职！

叶挺这次辞职，是因为中共在新四军中的最高领导人东南局书记项英对他不信任，不尊重，使他难于工作而造成的。

辞职后，叶挺到了香港，在香港的廖承志对他进行劝说，他表示，自认为在广东家乡的作用比在江浙的作用大，愿留粤从事游击战争。随后。当时正在韶关为组建东江游击队物色指挥人选的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见叶挺愿在广东指挥游击战争，立即委任叶挺为东江游击队指挥。

此事惊动了中共中央。中央通过粤东南特委转告叶挺，他在华中比在华南的作用更大，且此举势必影响国共合作的统战关系。叶挺经过再三考虑，表示愿意顾全大局，取消原意。但因仍有与项英难于合作相处的顾虑，对重回新四军军部并不积极。

经过周恩来多方探访，托人向叶挺转达了希望他到重庆面商的意见，叶挺于是来到了重庆。

周恩来于1938年底辗转来到重庆，着手在这个战时首都筹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叶挺已到重庆，他即在百忙中与叶剑英一道去找叶挺，作了多次恳切的长谈。

在谈话中，叶挺告诉周恩来，只因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四军，蒋介石会怀疑他……叶挺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倾吐了压抑已久的满腹积怨。

周恩来对叶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劝说。在2月3日发给毛泽东、王稼祥并转项英的电报中，周恩来说：“我们力劝其回，并以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电报中还说：叶挺到重庆后已见过蒋介石与陈诚。蒋介石问叶愿回新四军否？叶挺答准备回去，并表示新四军问题好解决。

1939年春，在南方局刚成立不久，工作百端待举的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陪送叶挺返回新四军，严肃批评了项英。叶挺从周恩来身上感受到了中共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与关怀。

1940年5月，到苏联疗伤归来的周恩来，刚到重庆，又得知叶挺因与项英意见不合，再次离开了新四军！

虽然这次叶挺没有明确提出辞职，但却在对许多朋友的谈话中表示，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想在重庆为新四军的事奔走交涉，而不愿再回军部去。蒋介石也趁机放出风声：打算另派人去担任新四军军长。

周恩来又同叶挺作了多次谈话。

在周恩来之前，显然已经有不少朋友和中共方面的同志劝说过叶挺。但是仍然是在深知叶挺的周恩来作了诚恳、细致的劝解、开导之后，叶挺才决定以大局为重，再回新四军军部工作，并对蒋介石想要另派他人担任新四军军长等作法提出了抗议。

周恩来这次因工作繁忙，不能再亲自陪送叶挺回去，便电告项英派一高级干部前来接叶挺回去。项英派来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周恩来嘱咐袁国平，回去后要多支持叶挺工作，并且说，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捕后所写的《囚语》一文中，感慨自己“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他回顾了这样几件他不以为憾的事：

1940年7月，他过柳州时，拜访北伐时的老长官张发奎，张发奎指着他的脸说：“你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他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

还有两个老朋友也屡劝他不干，说他脚踏两只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说他若在“那边”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他无以回答，只付之一叹。

当时在桂林的李济深等人也曾写信给他，说朋友们均甚关心他，深怪他为什么不出来，听说他已被（新四军）扣留。他给李济深回信表明决心说：“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

从叶挺所记的这几件事可知，当时对他不仅是内有人推，而且外有人拉（还不算蒋介石对他的利诱），这个推和拉的力量都是相当大的，促使叶挺在新四军军长这个“全国找不到第二个”的困难岗位上坚持干下去的，自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可以肯定，周恩来的理解、信任和关怀，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