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一群男人上山。我们穿行于缙云后山那片有些诡谲的竹海里。我要以18岁的勇敢去涉足许多陌生——18岁的青春需要犯忌，所有的禁忌都是生动的触觉，我渴望在禁忌上舞蹈。

竹林的尽处是一片开阔地，俨然草原的模样。草丛里藏着刺苞和野金盏菊，抢眼的殷红金黄被在绿草之间，美得收敛却动人。

张的家在草地的那一头。夏天晚上的8点，他们像所有标准农家那样刚升起第一缕炊烟。

在50年代，张和他妻子余都是我们正就读的那座大学的高才生。尤其是余，她多情的美目以及缀满碎花的布拉吉像天空上生机勃勃的彩虹一样，令人有很累的仰望。

20多年的山地农民生活已让张和余牙齿蜡黄，言语木讷，看着我们这帮学弟学妹进进出出、鲜活活地笑和唱歌，他们也只是迟钝地抬起头，毫无表情地看几眼，再低头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他们对生活似乎已没有了好奇和惊诧。余倒与我交谈过几次，使用着快被淹没的语言。她提到过三次卓娅的名字，像提及隔壁的邻居。在议论这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时，她频频吐出一个词：牺牲。她说：所有的牺牲都残酷。就这句话，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大学生余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第三天早晨，我们中素日沉稳的秦惊喜地发现了新大陆——在我们学兄学姐的地窖里，藏着几十瓶红葡萄酒，最早的竟来自1958年。

张和余对我们的发现很惊恐，他们不知所措的眼神好像隐私被暴露似的。我们这才知道，喝葡萄酒是这对夫妇唯一保持着的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在远离都市的地方对高雅气息的最后一点拽扯。

我们提出拿几倍的钱来换这些酒喝，这让已苍老的两口儿很是犹豫。但钱的吸引力不可抗拒，特别是对有三个女儿正在读书、生活拮据的他们。终于，余像抱婴儿一样把酒小心翼翼抱给我们。

我们在草地上为喝酒举行仪式，张和余应邀参加。他们都打扮得很洁净，余在发际边偷偷洒了几滴花露水，暗香在黑暗中战战兢兢地飘着。

我很放肆。我早就渴望在禁忌上舞蹈，抓起一瓶1958年的酒一口气就喝下肚。那是些口感太粗糙和甜腻的东西，没有葡萄酒该有的温存和贵族气。当然，这是我若干年后才得出的结论。就如少年不知愁滋味一样，也不知酒滋味：当时，我还以为所谓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群妖冶的赤蛇，毫无理性地钻进你的身体，拼命地灼你、咬你。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在渐渐扩张中变成性急的花苞，再也等不到天亮，夜里也要娇媚地绽放。所有的感觉都在燃烧，恬不知耻地只顾燃烧。

我醉倒了，人生第一次，为来自1958年的红葡萄酒。醉倒前，我见着秦的眼神在逃逸。他在躲避我眼睛的追逐。我突然感到钻心的痛，知道心子已不是撞击到禁忌，而是爱情。

我终于醉倒了。18岁的青春躺在草地上，浑身涂抹着劣质的红葡萄酒味。朦胧中我听到一直沉默的张口若悬河地在说：白酒与红酒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一个接近友谊，一个接近爱情；一个给你现世快活，一个给你天国般的幸福。

我与秦南辕北辙。已十多年过去的今天，当我唱：“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时，只有一种微弱的痛，更强烈的悲伤是要拿去应付生存中的险恶的。自然已不谈情感。偶尔与秦等老友喝酒，学会了恰当。在绝不失态的周旋中，我会清晰地看着对方，然后很坦然、很无性别地微笑。

关于张和余的故事是秦前不久才告诉我的。当年张在大学被打成右派，美丽的余为成全爱情，跟随张当了20多年的农民，直到1984年平反，然后在成都某中学教书、退休。

我在某夜不由地想起缙云后山那些葡萄酒，它们是怎样的**啊，曾支撑着两个“犯忌”的人琐碎的日子。心里突然有了当年那种钻心的痛——那又是怎样的葡萄酒，一座什么样的地窖把它尘封了这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