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母亲，那个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女人

我过去一直是拒绝担当母亲角色的，尽管我热爱孩子，当紧紧抱着一个孩子时，我会下意识用牙齿咬住下嘴唇，咬出一排浅紫的牙痕，一种不可思议的疼痛。那却是踏实，怀抱充盈的幸福，如同所有的果树承载数不清的果实时，迎着风，会发出亦哭亦笑的声响。

我像果树一样，喜欢承载和拥抱的感觉。但，竟然又害怕并羞于母亲的角色——

和先生结婚的那天晚上，厨房门口有着初秋缠绵雨水制造出的纵横水沟。婆婆问六岁的儿子：叫妈妈还是叫阿姨？我的脸在暗夜里发烫。头一别，看见了天井中乱七八糟的花草，心里莫名有了委屈和慌张。我说，就叫阿姨吧。儿子迅速地低下头，用粉嘟嘟的小嘴咬下大拇指的指甲，那粉色也在暗夜里慌张地一闪。从此，他叫了我二十年的阿姨，虽然背着我也常常与人“我妈妈长我妈妈短”地谈论着我。可当着面，一定叫阿姨——习惯性地低头，眼睛盯着绞动的手指，声音里透着怯弱。

我总在想：我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有人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难道母亲便是女儿前世的仇人？看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看到她几乎穷尽一生来与母亲较劲，甚至碰及母亲的手，也会让她有滔滔的厌恶。那真是人生始料不及的寒凉啊，女儿不也是母亲十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肉吗？

曾经，也觉得母亲像一堵意志悍然的高墙耸立在我人生之中。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母亲，她是深不可测、结实坚挺的母亲。她更像一个概念，上天对我的**，我一张开手扑过去，想撒一把娇，却原来，一团幻影而已。

我觉得母亲不爱我，只爱弟弟。这种想法似乎与生俱来，成为我生命的黑洞。但母亲又是我不可争议的偶像，并且，不得不感激她把许多优秀的基因像涓涓暗河一样输送至我的山峦。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基本主宰了我的命运走向，如同常言道：先定死后定生。

我母亲，南北人合力而生。外婆家算是京城贵族，外公又称得上扬州才子。但抗战时的山河破碎，让她们一家八九口人辗转千里，逃到重庆，以下江人的耿耿于怀来适应巴渝生活的凄风苦雨。这以后，母亲的家人总是东西零落。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姥姥，总是在离她很遥远的地方。十二三岁还是小姑娘的母亲背着铺盖卷翻越歌乐山，从重庆步行到北碚求学时，心就狠了又狠，小女儿的柔肠被峥嵘岁月一刀剪去。

所以，我长很大了，好像从来记不得母亲曾以什么阿狗阿猫的昵称呼唤过我；更记不得她拥我入怀的感觉。只记得她对我的严格，严格到像刀锋般的寒光闪闪——七八岁，偶尔也会说一两句脏话，母亲的耳光呼一声煽来。她还会说：女娃子家家，为何不自觉不自爱？其实，这是我从身为图书馆馆长的母亲那里听到的最严厉的指责了。放在另外的孩子那里，也许算不得骂。而每次的我却有悲痛欲绝的号哭，一种卑微和自我诋毁的号哭，因为我太想优秀和强大，像母亲，铜墙铁壁，战无不胜。

我经常不可思议于母亲矮小的身子中为何能蕴藏如此强大而丰满的意志力。

我和弟弟都在读大学时，她以四十多岁的高龄考上武汉大学的图书函授专业，每周日清晨五点起床，两小时颠簸于危险崎岖的山区公路，从北碚到重庆主城。八点，她无比准时而幸福地坐在了函授班的教室里，听课，用漂亮的钢笔字记下几十本笔记，考试总是全班第一。有一次，她腿摔断了，老师携着考卷从重庆到我家为她一人监考，与其他人时间同期。她坐在**，穿着灰蓝对襟素棉袄，脖子上系着莹白的纱巾，表情庄严得像迎接战斗的女战士。那一上午，重庆下了1982年最大的一场雾。你甚至觉得那密不透风般的雾就像没完没了的阴谋。我从门口去望母亲，觉得她像坐在雾的核心地带，或是没完没了的阴谋中，既庄严又滑稽。

我常以自己擅长的变通去嘲笑母亲的认真与执着。不过也有一次，她的执着让我泪流满面——

大学毕业当了中学老师的我，不安心，想跳槽，需要找教育部门的某领导批条子放人。去人家家里送礼说人情，一趟趟遭遇冷脸，我受不了，悲痛欲绝的号哭，把当时还很稀奇的一兜红富士水晶苹果狠命地倒在马路边，一片艳红，引来路人的一片骇然。

母亲那时还很胖。她很费力地蹲下身，一个一个把苹果捡起来，用手帕擦拭得更艳红。40度高温的酷夏，马路边，母亲着急的动作让她大汗淋漓。或许蹲下的动作过于迅猛，她裙子的一角竟被撕裂了一条口。

捡完苹果，她回身，把我的头抱在怀中，下巴在我头上激烈的摩擦，声音发抖而失真。她说：小娅，别这样，妈妈怕。你有个什么，妈妈怎么活。

平生，我第一次见到妈妈这样失态、脆弱和柔情。但那只是很短的时间。之后，母亲把我留在了马路边，她提着苹果坚定地向着某领导住家的高梯爬去。我在下边也能听到母亲的脚步声在一层又一层的楼道里响起，坚不可摧。我想，我与著名的朱自清享有同等的幸福了，他父亲的背影会支持他的生与死，而母亲此时此刻的脚步也将让我与人生的几多冷暖达成谅解。

（二）

九年前，我出钱送父母去泰国旅游。第一天下午三点送他们出境。父亲笑吟吟的，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笑容中有着诗人般的潇洒与神秘。我兜里揣着父亲刚给我买的感冒药，目送他们消失的目光竟有一些忐忑。翌日上午九时，旅行社突然通知我，父亲已在一小时前病逝。

我带着天崩地裂的一颗心去泰国奔丧，在机场见到仅仅两天不见的母亲。她失去了一切的坚不可摧，像被轰炸得片瓦不存的城池——我的母亲成了世上最万劫不复的废墟，我最可怜最可怜的孤儿。她摇着我的手，声音如幼儿一般：小娅，你爸爸死得好冤。她像无助的幼儿，一遍遍对我说。

父亲的确死得好冤。他只是得了一个很简单的肠胃急病，被不负责的旅行社送到不负责的小医院，误诊，打错药，挣扎了十多个小时，命丧异国他乡。

母亲一直说她是眼睁睁见着父亲死去的。九年来，她每说一次，我都会抱住母亲的肩头，用牙齿咬住自己的下嘴唇，咬出万劫不复的疼痛来。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必须担当母亲的母亲，爱她，保护她，像搀扶一个蹒跚学步的女儿，相依为命，海枯石烂。

而我也幸福地迎接了儿子授予的“妈妈”称呼，在他的婚礼上。这个三岁时就被命运剥夺了叫一个女人为妈妈的男孩，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偷偷温习这一称呼的所有内涵和外延的美好意义。他一直在准备、在找机会、在鼓勇气。有时候差一点就破口而出。那是我们一家在广西北海闯海时，为了让他读北海唯一的重点学校，我厚着脸皮，巧舌如簧地缠着某校长“做工作”。我的模样肯定致命的可笑和丑陋，因为儿子站在不远处偷偷发笑。但笑着笑着，他突然迅猛地低下头，啃起指甲。十几年后，他郑重地告诉我，当时，他很想大吼一声。真的。他想这样地吼一声：妈妈，我不读那所学校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