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根本不应该由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来承担这样的职责，然而，中国现代版画的历史，确确实实是从鲁迅那里开始的。

小时候滋长起来的对黑白绘画的浓厚的兴趣，成年后对古代石刻、砖刻画像拓片的不断搜求积累，以及对国外美术作品的尽力搜集介绍，使鲁迅终于在有意无意间发动了中国30年代的新兴木刻运动。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所说的“新的木刻”，是指和中国传统木刻（画、刻、印分工而成）不同的“创作木刻”（画、刻、印都由作者一人完成）。而“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朝花社是鲁迅与柔石等于1928年底组成的文艺团体，编辑出版文学与美术刊物，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鲁迅编选的美术丛刊《艺苑朝花》中的《近代木刻选集》第1、2集，于1929年出版，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最早介绍外国创作木刻的画集。鲁迅同时在朝花社出版的《朝花》周刊、旬刊上，在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等刊物上，选登外国创作木刻，介绍欧洲木刻史，推荐外国版画书刊。创作木刻的种子，很快在中国美术土壤中发芽生根。“一八艺社”“现代木刻研究会”“春地画绘”“上海木刻研究会”“MK木刻研究会”“无名木刻社”等美术青年组织的木刻团体纷纷出现，并大都和鲁迅建立起不同程度的联系。创作木刻开始在报刊上出现。

《朝花》旬刊、《朝花》周刊。1928年秋，鲁迅与柔石等创立了“朝花社”，引入外国版画，介绍东欧、北欧文学。这些刊物是鲁迅最初提倡木刻的阵地。《朝花》周刊封面由鲁迅设计

1931年春夏间，较早成立的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习作展览，这是第一次有木刻展出的展览会。鲁迅大力支持，捐款十五元托内山完造租到展览场地。鲁迅为展览图录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一八艺社“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称赞他们的作品“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是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这一年暑期，对中国创作木刻满怀希望的鲁迅，在内山书店见到了来上海度假的内山老板的弟弟，日本成城学校美术教师内山嘉吉。当鲁迅得知内山嘉吉在教学生木刻入门，又亲眼看了他的木刻表演后，当即请他为中国的木刻青年讲习版画技术。一次完全由鲁迅组织的木刻讲习会，于8月17日开始。内山嘉吉回忆说，这天早上，他正在书店准备木刻工具的时候，“书店门口，忽然一阵白光闪动，鲁迅先生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衫走了进来。阳光照在鲁迅身上，他的长衫真像是水晶帘子做成的，在发光”。前些天鲁迅穿的总是褪了色的说黑不黑说黄不黄的长衫，今天的服装使内山嘉吉惊奇的同时，感到了鲁迅对这次讲习会是多么重视了。整整六天，在炎热的蒸笼似的屋子里，鲁迅亲自担任翻译，更准确地说，是一边翻译，一边讲解。内山嘉吉并不是木刻家，对各国名家的作品所见甚少。鲁迅每天提一包自己收集的版画书籍和版画作品，让学员传阅，引导学员分析鉴赏。在讲习会的第四天，鲁迅送给内山嘉吉一套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铜版印刷版画《织工的反抗》，共六枚，这是鲁迅花费四十四元购得的，每一张上都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是很难得的珍品。内山嘉吉认为“在日本，可能还找不到第二份”，在高兴的同时，他“觉得有点惶恐了”。

在鲁迅的直接组织指导下，中国新兴木刻由萌芽向着鲁迅希望的茂林嘉卉的方向迅速发展。中国固有的木刻，在新的时代里得以复兴。复兴着的新的生命，以其刚健、分明、厚重、有力的鲜明特征，奠定了中国新兴版画的坚实根基。

《现代版画》十八集。手印原作，每期手印五十本，广州现代版画会编印，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每期出版后都寄赠鲁迅先生评阅，在鲁迅的指导下，这一刊物成为新兴木刻运动中出版时间最长的木刻专刊。鲁迅把它全套收藏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全套的版画丛刊

1930年8月6日，旅居上海的内山完造等日本友人邀请鲁迅等漫谈文艺问题。这是漫谈会合影。前排左起为田汉、郁达夫、鲁迅、欧阳予倩。后排左起第二人为郑伯奇，右起第一人为内山完造

1933年冬至1934年初，鲁迅应法国友人绮达·谭丽德的邀请，亲自征集挑选了中国左翼青年木刻家的五十八幅作品到巴黎、莫斯科巡回展出，使我国新兴的创作木刻，在较短的时间里走过了从引进借鉴到走向世界的路程。

1933年以来，各地木刻创作形成**，寄给鲁迅的作品日益增多。1934年，鲁迅选编了青年木刻者的二十四幅作品结集自费出版，取名“木刻纪程”，鲁迅称之为中国“木刻的路程碑”，并打算一程一程地向前走。

中国木刻的前行之路，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得非常明白：“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两条路缺一不可，互相生发才能产生好的作品。鲁迅在引进和介绍外国版画的同时，也重视我国传统木刻，替木刻界“择取中国的遗产”。1934年，他和郑振铎一起整理编选出版了《北平笺谱》。鲁迅在序中说：“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并说明代的木刻“文彩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紧接着，他们又着手翻印明末编印的《十竹斋笺谱》，为的是让新兴木刻运动从遗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鲁迅像》。1935年，曹白刻。1936年3月2日，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写道：“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

30年代兴起于上海的现代木刻运动，很快遍及全国。1935年，北方地区的京津木刻研究会发起举办全国木刻联展，向上海、广东汕头、太原等地区征集作品，鲁迅看到报上的启事后，即寄上自己历年来收藏的作品和编印的作品集。得到鲁迅如此直接的支持，主办展览的唐诃等青年欣喜若狂，倍受鼓舞。他们感到鲁迅先生虽然离他们那样遥远，但先生的心却跟他们连在了一起。全国木刻联展在北京举行以后，又到天津、济南、汉口、太原、上海等地巡回展出，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鲁迅为拟出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写了序。他为木刻运动的发展感到欣慰：“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鲁迅对他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有更大的期望：“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结业合影。摄于1931年8月22日。左起：钟步清、邓启凡、苗勃然、乐以钧、黄山定、顾洪干、李岫石、郑洛耶、胡仲民、江丰、鲁迅、陈铁耕、内山嘉吉、倪焕之、陈卓坤

《引玉集》。苏联木刻集，鲁迅选编、设计封面并作后记，1934年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24开

《木刻纪程》（一）。鲁迅编印。1934年以铁木艺社名义自费出版。收黄新波、陈烟桥等木刻二十四幅，原版拓印，宣纸线装。鲁迅题书名，作《小引》。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