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生活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北京，告别了母亲、朱安，与许广平一起，乘车南下。

鲁迅匆匆离京，自然是“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两年来，在与军阀政府、与当权执政者的对抗中，鲁迅发表了大量痛快淋漓的文字，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和民众的支持，但他心里早已明白：“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鲁迅事实上却失败了。他得逃离北京。两个月前，他在致李秉中信中说过：“从去年以来，我因为喜欢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今年春间，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正在这个时候，于5月份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秘书的好友林语堂推荐，厦门大学聘请鲁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恰好，这时候许广平也从女师大毕业了，被推荐回广州教书。于是，他俩相约，一同南下，“好好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累一点必要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况且，南方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光明也吸引着他们。临行前四天，鲁迅在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讲演道：“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1926年9月初鲁迅到厦门后，即寄此“厦门大学全景”明信片给已到广州的许广平，并在明信片上说明所住生物楼位置。8.8cm×13.8cm。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出离北京，心绪不错。当日抵天津，寓中国旅馆。27日乘特别快车从天津向浦江。28日抵浦江，渡江到南京下关等车，“同许广平阅市一周”。七年前护送家眷到北京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方向是相反的，意味也大不相同。下关还是七年前的下关，“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鲁迅说：“板鸭、插烧、油鸡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鲁迅陶醉在田野里了。

29日抵上海，许广平至亲戚处，鲁迅见三弟周建人。30日晚，郑振铎在消闲别墅为鲁迅接风，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建人等作陪。9月1日晚，鲁迅登“新宁”号，许广平登“广大”号，次日晨，两船分别驶向厦门、广州。鲁迅4日抵厦门，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接往厦门大学，夜即给许广平写信说：“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就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

1926年9月25日，鲁迅自生物楼移居集美楼二层西侧的一个大房间内

“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的厦门大学，为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陈嘉庚1925年在南洋经营橡胶业获利，增拨经费，厦门大学得以大规模扩展。鲁迅就住在海边的楼上，虽然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虽然在第六天晚上有拔树揭屋的飓风袭来，连林语堂住宅的房顶、门窗也吹破了；虽然厦门话一句也听不懂，但靠山环水、山光海气、花木繁茂的风景还是很好的。鲁迅看山看水，在乱坟中沉思，大海边散步，沙滩上拾贝，尤其不能忘怀于离住处不远的郑成功的遗迹。

9月20日，厦门大学开学。鲁迅每周任课四小时，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各两小时。小说史在北京讲了多年，无须预备；文学史须编讲义，鲁迅说：“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鲁迅的课极受欢迎，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本来在文科教室里，除了必修的十来个学生之外，老是冷清清的。可是从鲁迅先生来校讲课以后，钟声一响，教室里就挤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站着听了，教室里非但有各科学生来听讲，甚至助教和校外的报馆记者也来听讲了。”

受欢迎的程度，与北京大学讲课时相仿；不同的是，那时是兼课，现在是以教书为业了。不到两个月，鲁迅就怀疑起来，这教授生活是否适于自己。

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手绘居住及工作环境图

11月1日，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想归想，矛盾归矛盾，但书还得教，讲义还得编，文章也要写。编成的讲义就是《中国文学史略》（未完稿）。鲁迅本有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并已经做了长期的搜集资料的工作。可惜的是，这未完稿只写了先秦至西汉部分，而且只是纲要（后以《汉文学史纲要》为名收入《鲁迅全集》）。但这“纲要”取材的谨严，见解的新颖，已经为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开了新面，岂止是“说出一点”，简直是说出许多“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假如鲁迅做教授的时间再长一点，假如鲁迅把他的文学史讲义编完，那么，我们眼里的中国文学史也许就不仅仅是现在见到的模样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鲁迅的中途“放下”，实在可惜。

集美楼鲁迅居室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