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坞，中有狂生唐伯虎。狂生自谓我非狂，直是牢骚不堪吐。
——尤侗《桃花坞》
一
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里行，如鱼在水里，满肚子里都是水。
——《朱子语类》第九十条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命运的严重打击后，“发愤著书”而终于“立言垂世”者亦代不乏人，前于伯虎的如墨翟、孔子、司马迁、贾生、柳宗元，后于伯虎的如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等，但这条道路对于唐伯虎来说，却如镜花水月，一场春梦。其中原因，邵毅平先生在《十大文学畸人·唐寅》一文中指出：
首先，就其天性而言，唐寅终究只是一个才子，而不是一个学者，他可以在治学立言上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却无法借此安身立命。其次，唐寅少年时代的努力读书，虽不知所用，却怀着希望，因而是一种积极进取、充满乐趣的行为；失意后的发愤读书，虽已知所用，却怀着绝望，因而乃是一种消极退缩、充满悲凉的行为。在这样的心情下治学，其结果也是很难乐观的。再次，在一个功利社会中，当“三立”中“立言”不是作为前二立的补充而是作为前二立的替代时，往往成为失意者谋求心理平衡的借口，唐寅此时“立言垂世”的愿望，正有着若干酸葡萄的成分，所以只能冲动一时而不能坚持长久。
这当然是很中肯的议论，但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邵先生没有论及，这就是环境的影响。本书在第二章就叙及，15世纪中叶在苏州活跃着一个江南才子群，如沈周、周臣、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徐祯卿等人，他们都不是学术长才，而是一批艺术怪杰。更耐人寻思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诗画全才，才华横溢。他们之间又或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朋友，或是意气相投的师弟关系。一个人选择一定的事业目标，走上一定的生活道路，除开时代和个人等因素外，总与师友分不开。诚如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说的，师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无疑，这些江南才子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相似，又都精于书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对时政和生活的态度方面，在理想的追求方面，必然互相影响。总之，有了上述这些复杂的原因，“发愤著书”和“立言垂世”对于唐伯虎来说只可能变成昙花一现的空想了。
生活的剧变使得唐伯虎头脑中两年来急剧热化、膨胀的科举仕进的欲望彻底破灭，从痛苦和绝望中复苏而选择的“立言”之路又满是荆棘，难以走下去，于是，经过久久的思索，他进一步抛弃了“立言垂世”的想法，选择了“自适”“适志”的生活方式。伯虎的这种选择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越世高谈，其思想基础便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叙述的以“及时行乐”为核心的人生观。唐伯虎考察祸福无常的人生，想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暂而偶然，如此的珍贵而又美好，他愈益热恋宝贵的生命，就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就愈益放纵血肉之躯的欲望，于是便放弃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他认为只有及时行乐，才算不虚度此生。
一生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
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赏心并乐事。
不晓高烛对芳尊，也是虚生在人世！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细细算来，宜人的天气、美丽的景色、佳妙的心情和快乐的事情聚合在一块儿的日子有几天呢？只有夜以继日饮酒弦歌，才不算辜负啊！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伯虎少年时即已有之，现在经历人生的惨痛教训，就更加坚定了。他想到：《左传》虽然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己却身遇诬陷，如洁白的玉璧蒙受了玷污，为社会所抛弃了。虽然有颜回一样的操行，终究不能取信于人。而做一番际会风云的事业，又有什么途径可达到呢？想要立言垂世吧，恐怕如同扬雄写《剧秦美新》、蔡邕依附于董卓、李白受累于永王之幕，柳宗元被攻击为王叔文之党，徒然增添垢辱而已。伯虎终于大彻大悟了：
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
（见《唐伯虎全集·胥台山人序》）
“适志”，也就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唐伯虎天性豪侠，又嗜声色，现在既然已跳出“三不朽”的传统模式，既然已经痛感生命的短促，那就干脆明明白白地承认，彻底完全地履行。他有一首《焚香默坐歌》说得好：
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
心中有甚害人谋？口中有甚欺心语？
为人能把口应心，孝弟忠信从此始。
其余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为之耻。
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
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
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见阎君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
十足的才子气魄！十足的天性文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在伯虎眼中直如破屣，怪不得袁中郎评为：“说尽假道学！”
古时候有位修行的严尊者，问赵州和尚：“一物不将来时何如？”——怎样才能做到抛弃一切，两手空空？赵州和尚回答：“放下著。”现在，唐伯虎把立德、立功、立名等封建士子的思想重负全都放下了，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豪迈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
然而，从打算“立言垂世”到决定采取“自适”“适志”的生活方式，在身心都需要一个调整阶段，唐伯虎选择了远游。
从古及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相信；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花开花落，鱼跃鸢飞，大自然无限丰富的形态，随处都可能成为转换人们心境的媒介。那些流动飘逸的云水、小窗梅影的月色、绮丽华滋的春光、荒寒幽寂的秋景，都能使置身其中的人受到感动，都与人们的生命绝不是不相干的存在。无论是烟云空蒙，还是啼鸟处处；无论是登高山观日出，还是涉大川送夕晖，都能沐浴灵魂，澡雪精神，陶冶性情，都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医圣药。现在，唐伯虎就将这次远游视为一次精神之旅。
古时候有句俗话：“南人乘船，北人骑马。”指的是北方多平原旷野，而南方则江河密布。唐伯虎远游的主要交通工具当然还是一叶扁舟。这次“翩翩之远游”的行踪很广，游览了湖南的南岳，江西的匡庐，浙江的天台，福建的武夷，并观大海于东南，泛舟于洞庭、鄱阳。他的朋友徐祯卿曾写有《怀伯虎》七律一首：
闻子初从远道回，南中访古久徘徊。
闽州日月虚仙观，越苑风烟几废台。
赖有藜筇供放迹，每于鹦鹉惜高才。
沧江梅柳春将变，忆尔飘零白发哀。
诗中也概括地写出伯虎的游踪。伯虎此次远游，最使他自豪并且最为人乐道的是“九鲤乞梦”。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北，景色幽美。相传汉元狩年间何氏兄弟九人炼丹于此，炼成，各乘一鲤仙去，因名。徐经的玄孙徐霞客有《游九鲤湖日记》，生动地描写了九鲤湖的景色：
平流至此，忽下堕湖中，如万马初发，诚有雷霆之势，则第一际之奇也。九仙祠即峙其西，前临鲤湖。湖不甚浩**，而澄碧泓于万山之上，围青漾翠，造物之灵亦异矣！
并且徐霞客也记载“是夜祈梦祠中”，可见九鲤祈梦是明代人的好尚。伯虎浪游至仙游，夜宿于九鲤湖畔，梦见仙人送给他一担墨。这当然是文业终生的象征。所以当时朋友称羡，后世文人亦传诵，所谓“鲤仙赠墨妙江东”（韩菼《暮春唐解元墓下作》），指的就是这件事。又传说伯虎祈梦九鲤时，梦中有人示以“中吕”二字。伯虎醒后对人说起，都无法详解。几十年后，伯虎访问同邑的阁老王鏊，见到王的墙壁上有首苏东坡的《中吕满庭芳》的词。伯虎吃了一惊，说：“这就是我梦中所见啊！”读到其中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句，伯虎很恐惶，不久他真的去世了。终年五十四岁，也可说是“百年强半”。我总觉得这传说玄而又玄，不大可信。
又传说伯虎坐船游黄州，观赏了东坡赤壁后，深夜醉步踉跄地归船，路上碰到巡逻的士卒，被认为犯禁而被扭送见指挥使。指挥使不认识伯虎，盘根究底地审讯他。伯虎大笑，答以诗云：
舟泊芦花浅水堤，隔江邀我泛金巵。
因观赤壁两篇赋，不觉黄州半夜时。
城上将军原有令，江南才子本无知。
贤侯若问真消息，也有声名在凤池。
诗中“招供”了犯禁原委和自己的身份，于急难狼狈中仍不失才子的潇洒本色。
远游似乎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一大传统。不过，大多数文人（包括李白、杜甫、苏轼等）的漫游，是为了打开仕途的通道。在封建社会想要当官，首先要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最好有大人物帮忙游扬，这样再通过科举，才能较顺利地得到官位。唐伯虎已经是赶出仕途外，跳出“三立”间，自然与此无涉。他这次历时约一年、足迹遍东南的远游，主要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借青山绿水来淡化仕途上的失意感。因为对社会失望之后，便以自然为人生幸福的补偿形式了。对于一个政治失意者来说，有时候只需要在极平凡的一树一石、一花一鸟中，就可以觅得一小块精神止泊之地，作为他生命的最后依托。唐伯虎有首《烟波钓叟歌》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表达：
太湖三万六千顷，渺渺茫茫浸天影。
东西洞庭分两山，幻出芙蓉翠翘岭。
鹧鸪啼雨烟竹昏，鲤鱼吹风浪花滚。
阿翁何处钓鱼来，雪白长须清凛凛。
自言生长江湖中，八十余年泛萍梗。
不知朝市有公侯，只识烟波好风景。
芦花**里醉眠时，就解蓑衣作衾枕。
撑开老眼恣猖狂，仰视青天大如饼。
问渠姓名何与谁，笑而不答心已知。
玄真之孙好高士，不尚功名惟尚志。
绿蓑青笠胜朱衣，斜风细雨何思归。
笔床茶灶兼食具，墨筒诗稿行相随。
……
一个须发皆白的渔翁，无视朝市公侯，八十余年来都生活在茫茫湖上，更妙的是笔墨诗稿随身携带，时有长篇短句！这样的渔翁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存在的，显然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中国封建文人的漫游有一种共通的审美兴趣，他们总是对往古这个时间的维度敞开怀抱；而已经消逝的往古犹如幽灵似的穿透眼前的自然景物，展现在烟霭茫茫之中。在历史的回首中，满眼风光，有多少春日鸟啼的日子，多少秋天空阔的景象。而这风景的世界里，又有多少悲欢的故事，多少生灭与存亡。就是在这种怀古情绪的支配下，唐伯虎骑着毛驴，登上庐山香炉峰，仔细辨认着摩崖石刻中古人的题咏，“读之漫灭为修容”（《庐山》）；经过子陵滩时，聆听着满山樵斧声，眺望着纷飞的鸬鹚，遥想起严子陵这位“汉皇故人”（《严滩》）；游览辋川时，于白日苍松、清风明月之间，细细体味王摩诘的“尘外想”（《题辋川》）；面对着浩渺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他感到个人、家庭、仕途等等真正是如同尘芥！在《游镇江登金山、焦山》中，他写道：
孤屿崚嶒插水心，乱流携酒试登临。
人间道路江南北，地上风波世古今。
春日客途悲白发，给园兵燹废黄金。
阇黎肯借翻经榻，烟雨来听龙夜吟。
金山位于镇江西北的大江边，以绮丽称世。自古以来，流传着“金山寺里山，焦山山里寺”的民谚，就是讲金山小巧，整座山为佛寺包围。焦山浑厚，寺院深藏在山中。金山寺为东晋时创建，初名泽心寺，唐以后改为金山寺，枕江而筑，气象万千。伯虎携酒登临，远望脚下乱流激起的层层雪浪，环顾身边被兵火破坏的佛寺，想到了南北道路和古今风波，产生了一份浸肌浃骨的个人心灵深处的感动。于是，在诵经和江涛的交响声中，在神秘的香烟和幽微的琉璃灯火的交融中，伯虎追忆自己逝去的父母、徐氏妻子及妹妹的音容，想到如镜花水月般的功名，想到系囚罹狱的屈辱，觉得一切都是空的。他甚至想向和尚（阇黎）提出就此出家，夜夜倾听那孤寂而壮阔的江涛。
其二是出于研习丹青、师法造化的需要。伯虎失意之初立下的发愤著书的愿望早已灰灭，他选择了靠诗文书画谋生的市民艺术家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予弃经生业，乃托之丹青自娱。”（《六如居士画谱自序》）这样，观察自然、写生山水、师法造化就成为他必修的功课。
唐伯虎的绘画创作，山水画占主要地位。他从周臣那里继承了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的传统，对元代赵孟、黄公望、王蒙等的画法，也经过苦心研究。前人评价他“青出于蓝”，认为他虽然取法宋元诸家而能有所发展，在技法上能融会贯通，自成秀润、缜密、流丽的风格和面目。无疑，伯虎这次漫游名山大川，广泛地体验了丰富的社会生活，深刻地观察了雄丽的自然景色，对其绘画艺术是影响至巨的。
漫游中，伯虎以一种极富于色彩的眼睛看世界，对于大自然中春光明媚、绚丽滋润之境，有一种深刻的自觉的感应。如以下两首小诗：
燕子归来杏子花，红桥低影绿池斜。
清明时节斜阳里，个个行人问酒家。
红杏梢头挂酒旗，绿杨枝上啭黄鹂。
鸟声花影留人住，不赏东风也是痴。
色彩绚丽，轻灵流转，我们参看他传世的画作《山路松声图》《青山伴侣图》《骑驴归思图》等，即可体会到伯虎那种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敏锐的色彩效应。
在流连山水之中，伯虎也渐渐学会用真正内行的眼光，亦即用读画的眼光和读诗的眼光来观察山水，如他在游览齐云岩时，感觉到“霜林着色皆成画，雁字排空半草书”（《齐云岩纵目》）；在旅滨长江时，观察出“寒梅向暖商量白，旧草吟春接续青”（《闻江声》）。像以上这些诗句，是地道的艺术家的诗句。用读画和读诗的眼光来欣赏山水，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用一种哲学的眼光看山水，亦即将中国艺术精神，融入山水审美的境界了。
总之，这次漫游对于伯虎日后在绘画上打破前人陈套，尤其是变化南宋院体风致，是很有作用的。我们欣赏伯虎的山水画，不论峰峦水口、树石林泉和点缀的人物、屋宇等等，都画得现实具体，使人看了，感到可游可居。尤其如代表作《江南农事图》，以异乎寻常的工细笔法，描绘了初夏时节南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和种种农事活动，上边题诗：“四月江南农事兴，沤麻浸谷有常程。莫言娇细全无事，一夜缲车响到明。”说明伯虎对农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并怀有一定的感情。这正是师法造化的结果，和前人一些“足不出里闬”一味摹古的山水画是不同的。
二
闲居嗒嗒醉呜呜，转觉微情与世疏。
——徐祯卿《赠唐居士》
也许是大半年的监狱生活的摧残，也许是长期营养不良，也许是这次浪游旅行的劳累，唐伯虎回到家中就病倒了，缠绵病榻，数月之后才渐渐痊愈。
病愈后，伯虎就鬻画卖文，维持生计。他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有两个：一是他天性醉心艺术，笔墨丹青是“自适”“适志”的最好手段。二是苏州不仅风物宜人，而且工商业、特别丝织业发达，商贾聚集，有些商人富可敌国。这些商人们为了美化精巧的园林，附庸风雅，也就肯花高价购买字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带动了一般市民对艺术品的爱好和收购。于是苏州产生和汇集了很多艺术家（特别是市民艺术家），成为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最大的字画市场。他出卖字画，能够自食其力，“不使人间造孽钱”，维持一家生计。
这时候，舆论已经逐渐往同情他的一边倾斜。诚如他在《题浔阳送别图》中所感慨的：“是非公论日纷纷，不在朝廷在野人。”一般老百姓本来就喜爱唐解元万丈才华，钦佩唐解元的满腹学问，现在慢慢知道他所受的冤枉后，都同情他，为他说话，买他的字画。相反，对诬陷他的都穆，虽然得做高官，大家还是鄙薄和厌恶。加之这时伯虎的字画已渐臻佳境，他书学赵孟，而能自出机杼，特别是行书妩媚俊逸，为世所称；绘画路子也很宽，山水、人物、仕女、花鸟，均不同流俗，高视阔步于一时。因此，向他求购书画的人不少，有时还感到应接不暇，不得不请老师周臣代笔。这种自食其力的砚田生涯，伯虎一直坚持到离开人世。
在这段时期，唐伯虎的家庭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
伯虎原配徐氏，徐氏亡故后曾续弦，出狱后“夫妻反目”，续弦离去。这次浪游归来后他又娶妻沈氏。这就是祝枝山《唐伯虎墓志铭》中所谓“配徐继沈”中之“沈”。因文字资料缺乏，我们已不可得知沈氏的基本情况，只知道她排行第九，人称沈九娘。然而伯虎诗词流露出，和沈氏是感情融洽的。《感怀》诗云“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月圆”自然是美满的象征。《偶成》则直接描述了这对贫贱夫妻的生活：
科头赤足芰荷衣，徙倚藤床对夕晖。
分咐山妻且随喜，莫教柴米乱禅机。
“随喜”是佛教用语，谓见人做善事而心中欢喜。《胜鬘经》：“尔时世尊于胜所说摄受正法大精进力，起随喜心。”伯虎用在这里，有些随遇的意思，是说要妻子随遇而安，不要为柴米生计发愁而扰乱了平静的心绪。看样子，沈氏是一位贤惠温顺、多少有点安命的女人。
伯虎与沈氏生有一女，后来嫁给横塘王家村雅宜山人王宠的儿子王国士。伯虎与王宠是诗文朋友，又成了儿女亲家，真可以说是翰墨姻缘了。
就在伯虎与沈氏婚后不久，唐家唯一的命脉、他与弟子重“骈肩倚之”的侄儿长民夭折了。这对于人丁不繁的唐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伯虎曾挥泪写下了一篇词短情深的《唐长民圹志》，其中说：
长民只有十二岁，颖慧而淳笃。在父母面前注意礼貌，从来不做出仰着脸跛着脚的样子。读书一定至深夜，而兴致还很高，好像想读到天明似的。有疑问时就走来问我，此外不到别的地方去。我常常心里想：“唐氏累世积德，所做善事历历可数的已有五代了。前后街坊，都称我家为善士。苍天一定会保佑，使唐氏振兴。”及至我领解南京，不久因口舌过失而遭废弃与打击，然而还是寄希望于这个孩子。现在不幸长民死去了，又将依靠谁呢？难道是我凶穷恶极，败坏世德，而天要翦灭我的后人吗？但是，我束发行义，过着清贫的生活，兄弟和睦，没有不良的言行，仰对白日，下见先人，都无愧于心。苍天啊，您察听不聪，夺去了我的孩子，这真是为善不得好报啊！
最后，伯虎吮笔泣血命词：“冤哉死也斯童！兄弟二人将何从？维命之穷！”这一年是正德三年（1508），伯虎三十九岁。
伯虎出狱后的五六年间，在他整个生命历程中是一个调整期，对他旺盛的生命力而言是一个恢复期。这种生活是平淡无奇的，诚如他在《睡起》诗中所描述的：
纸帐空明暖气生，布衾柔软晓寒轻。
半窗红日摇松影，一甑黄粱煮浪馨。
残睡无多有滋味，中年到底没心情。
世人多被鸡催起，自不由身为利名。
心情不好，当然昏睡终日。这就正如同江河流到平旷处，流速也变慢了，姿态也平庸了，而前面纡曲处，将有岩矗立，暗礁错落，江流将会变得急湍飞花，剧响惊雷，狂怪奇险，气象万千哩！
三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把酒对月歌》
弘治十八年（1505），唐伯虎三十六岁。这年，他打算在桃花坞筑建桃花庵别业。
苏州自古以来文风极盛，据说是因为苏州城像只文具盘，文房四宝兼具：砚台是宋公祠的方基，墨为葑门内钟楼（又称方塔），玄妙观弥罗宝阁前的半月形石水槽是水盂，定慧寺巷内的双塔是两支笔，双塔寺三间平房为笔架，于是造就了不少文才。桃花坞就在这文具盘的北边，地处阊门内北城下，宋朝时候曾是枢密章的别业。由于地土的原因，这个地方的桃花生长得十分繁盛，唐伯虎将卖画的钱建造了些亭阁，特别造了一座“梦墨亭”，纪念鲤仙赠墨之梦，请好友祝枝山题写了亭额。又添种了桃树，三四年后蔚然成林，每逢江南三月，群莺乱飞，这里“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姑苏八咏》之四）。桃花千树万树，如云如霞，欲烧欲燃，使人怦然心动，流连忘返，充满了浪漫气息和唯美色彩。
筑建桃花庵需要相当大一笔钱款，款自何来呢？当然是卖字鬻画所得。明代中期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有其显著特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中，商业和手工业高度发展，金钱的力量逐渐地冲击侵蚀着国家的政治力量和传统道德观念，要求平等，要求尊重个性、尊重人的正常欲望，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思潮。同时，字画的商品化经营机制也已在东南都市特别是宁、苏、杭、扬等城市确立，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为以前“高雅”的文士所不齿的市民艺术家。唐伯虎的家庭本属于市民阶层，与商业经济有着密切关系，他本人又从小受到封建礼法的歧视，长大后又罹受科举冤狱，因而很容易对传统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产生怀疑，从而站到与传统观念相背离的立场，加入市民艺术家的行列。字画在迂夫子眼中，是“无价之宝”，只赠与知音，不卖与商客。而在市民艺术家们眼中，则是商品。他的朋友徐应雷在《唐家园怀子畏》之五中写道：
不买青山隐，却写青山卖。
物外有知心，人间徒问画。
就写出了字画的买卖关系。人间俗子只知道用钱来买画，尽管艺术家寄会心于物外，仍然对艺术女神是那样痴迷，那样一往情深。
为什么唐伯虎要建造桃花庵别业呢？这动机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呢？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桃花庵歌》可视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首长诗写得痛快淋漓而又明白如话，它告诉我们：一、建庵动机是为了及时行乐，老死花酒，死而无怨，这是一种非功利的人生态度；二、“摘桃花”与“写青山”一样，都是指写生作画，作者醉卧桃花丛中，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充满了艺术气息和唯美色彩；三、“酒盏花枝”傲视“车尘马足”，反映了作者背时傲俗的生活态度。这首长诗无异于一篇宣言，伯虎宣告自己已获得彻底解脱，他将要不惜以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之行，追求个性自由了！
由于桃花庵景色幽美，唐伯虎又豪爽好客，这里自然成了他与朋友们聚会之所。袁袠《唐伯虎全集序》说：“（伯虎）筑室桃花坞中，读书灌园，家无儋石而客尝满座，风流文采，照映江左。”祝枝山《唐伯虎墓志铭》说：“沼圃舍北桃花坞，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从这些记载，可以想见当时桃花庵中高朋满座、文采风流的情况。经常参加聚饮的有徐祯卿、文徵明、王宠、钱仁夫、周臣、王鏊等，都是当时江南的一流名士。其中来往最多、最不拘形迹的是祝枝山。
祝枝山三十三岁中举后，会试多次，皆不得一第。后来补官广东兴宁知县，又做过通判之类的小官。这时他已回苏州，卖诗卖字，也加入市民艺术家的行列。祝枝山比伯虎年长十岁，绝顶聪明，《明史》说“枝山生五岁，便能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少长博览群籍，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当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子了！然而枝山的尊容却令人不敢恭维，六指头、络腮胡子，斜眼再带近视，整日腰间系着一个单照。所谓单照，类似现今的眼镜，就是用一片圆形水晶，四周镶上铜框，下面装上小柄，遇到“视而勿见”的时候，一眼开一眼闭地隔着单照瞧上一瞧，便能“一目了然”。祝枝山与伯虎一样迷花好酒，同是江南才子，亲密朋友，却一丑一俊，相映成趣，故而民间传说中唐祝逸事最多。徐应雷有《唐家园怀子畏》五首，其中之二、之三就是记的桃花坞聚饮：
盛暑断不出，门外有车马。
公卿排闼入，**松竹下。
名士故逃名，谁与共明月。
夜半闻叩门，知是祝希哲。
在大热天，他们在桃花庵松竹荫下歇暑，官吏来慕名求画，就**相见。多么高傲！到夜深了，谁来与伯虎一块赏月呢？桃花庵响起了叩门声，伯虎一听就知道是老祝。多么默契！这是一种“真名士、自风流”的生活，江南才子们如鱼得水，乐此不疲。他们聚会在一起做些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是肆意畅饮，杯觥交错，长啸高谈，然后在酩酊大醉中，乘着醺醺然的醉意进行超尘脱俗的精神追求，吟诗作画。这种文酒之会源于东晋王羲之等人“一觞一咏”的兰亭雅集，原本是江南文士的特产。唐伯虎有首《雨中小集》，记叙了聚会的进行过程：首先请仆人穿着烟蓑雨笠，持请柬去请客人来参加聚会。客人到齐后一边蕉窗听雨，一边剥蟹饮酒，作诗论画。座中有村学究，也有老和尚，酒筵散后已是夜深，大家才“夹堤灯火棹船回”。今存唐伯虎及其师友集中，尚有不少以桃花庵聚会为题材的诗歌，如伯虎《社中诸友携酒园中送春》《雨中小集》《桃花庵与希哲诸子同赋三首》，王鏊《过子畏别业》、王宠《九日过唐伯虎饮赠歌》《唐丈伯虎桃花庵作》、袁袠《桃花园宴》等，可见盛况一斑。
唐伯虎是个生**花的人。他爱花，更爱月下之花。他觉得如水的月色倾泻在鲜艳缤纷的花枝上，具有一种梦幻般的情境。他曾效连珠体作了《花月吟》十一首，七律八句，每句都有“花”字“月”字，却又流转自如，显示了很高的文字技巧。如第一首：
有花无月恨茫茫，有月无花恨转长。
花美似人临月镜，月明如水照花香。
扶筇月下寻花步，携酒花前待月尝。
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将花月作寻常。
桃花庵不仅有千树万树红灼灼的桃花，伯虎还在庭前种了半亩牡丹，花开时，花香蝶舞，流光溢彩，伯虎就邀祝枝山、文徵明等人赏花饮酒，从早到晚，吟诗作画。及至暮春花落，伯虎面对地上缤纷的落英，不禁流涕痛哭，叫小僮将花瓣一一细拾，盛在锦囊里，葬于药栏东畔。对于这种“前无古人”的惊世创举，吴门画派的始祖沈周写了《落花诗》三十首以纪盛，伯虎也写了三十首和诗，其中说：“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浅红。”原来，伯虎把花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人罹愁病，花遭风雨；头上白发，树底落红。难怪他在为落花而痛哭，要怜芳骸而葬之了。我以为，这种畸人怪行，只是从世俗观念看是畸形异态，从思想深层看却是正常而健康的。著名的现代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散文《一片树叶》中说：
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生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爱自然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
这段话很精警，发人深思。东山魁夷的“欣喜”与唐伯虎的“悲哀”，在本质上是息息相通的，东山魁夷是唐伯虎真正的异代异国知音！
喝醉了酒，就会做出一些酒气醺醺的事情。有时，伯虎乘着酒兴，骑着一匹白色的骡子，在月光下嘚嘚嘚嘚地走过阊门木板吊桥，赶到虎丘，是去凭吊吴宫的遗迹，还是探寻云岩寺塔的清梦？只有他自己知道。传说有一次吴县县令要收采虎丘春茶，命令衙役带着差牌，严督云岩寺僧照办。衙役需索得很苛刻，寺僧无法应命，衙役就将住持捆到县衙。县令大怒，打了三十大板，将住持押在各要道号令示众，以示惩戒。云岩寺的和尚很惶恐，无计可施时想到了县令很看重唐伯虎，就集积了银钱，求伯虎帮忙。伯虎谢辞了银两，乘醉出游，走到示众的住持跟前，在他颈上的木枷上戏题一绝：
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要赊。
县令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
县令出来巡查，见到后询问，住持说：“唐解元所题也。”县令大笑，连忙将住持释放了。
当然，唐伯虎及其朋友们的聚会，除了寻欢作乐的目的外，同时也在进行艺术商品的生产。他们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很有声望的画家文士，要买他们的字画或是求他们字画的人很多。唐伯虎的名气更大，求他作画写字的纸和绢堆积如山，画的价值自然也更高一些。他们都是新型的市民艺术家，前代文人画家那种高雅安静的书斋作画的环境似乎与他们无缘，他们习惯于在酒酣耳热、狂呼高啸之际乘兴挥毫，或是几个人合作一幅画，或是互相题跋。他们认为醺醺的醉意有助于超尘脱俗，有助于思想出格、腕指出奇，有助于艺术精神的探索。事实上，关于他们“乘醉涂抹”的记载是很多的。我认为，这是唐伯虎为什么热衷于经常举行文酒之会的原因，这也是唐伯虎在《把酒对月歌》中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从而表现出一种“有恃无恐”的意味的原因。艺术的商品化使这些市民艺术家挺直了腰杆，白眼公卿，自顾自地醉眼蒙眬地在桃花坞中踯躅……
第二件事就是和女人的过从交往。旧时代的文人士子常常在酒筵歌席与一些歌儿舞女檀板丝弦，酬酢过从，在放浪形骸的掩饰下，满足醉生梦死的**欲，或排遣颓唐消沉的情绪。这是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时尚”。更何况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势力的萌芽和发展，出现了一股注重人的自然要求，并在某种程度上轻视有关封建道德的思潮，肯定情欲、追求个性的呼声犹如石破天惊，风靡全国，响应四方。当时，朝野上下竞相谈论“**”，恬不知耻。方士因为进献房中丹药，一夜飞黄腾达，为世人所艳称。许多文人士大夫也**裸地追求声色。如屠隆任青浦县令时，成天饮酒赋诗，以“仙令”自诩，后来他因为与西宁侯宋世恩夫妇纵**，被罢免官职，仍然大张声势，宴客娱乐。正如张翰《松窗梦语》所说：“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为快。”在这种摧枯拉朽的性放纵的快感和满足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了人类的天性，一种无法抑止的天性；发现了人自身的价值，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稍晚于唐伯虎的文坛领袖袁宏道就公然主张，人生在世应当尽量满足自己的生活愿望，自由自在地发展个性。他给龚惟学的信中，谈到人生的几种“真乐”，如“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等等。为了这样的“真乐”，可以不惜**尽家资田产，“一身狼狈，朝不保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一个人这样去生活，才能做到“生可无愧，死可不朽”。何况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花事之盛，历来以苏扬（扬州）并称。更何况唐伯虎是有名的风流才子、顾曲周郎，在烟花巷陌中他是不乏知心的。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这与他对徐氏夫人及沈九娘的深挚的爱情，似乎并不触忤。
除文徵明性情淳厚，行为方正，终生不狎妓外，江南才子们大多好色迷花，就连丑陋的祝枝山也有不少风流艳事。乾隆年间沈起凤创作的《才人福》传奇，就叙述祝枝山为了得到意中人沈梦兰，居然扮成道士，手持木鱼，口念“化婆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到沈府门前募艳，想把梦兰小姐骗到手，结果因扰乱治安罪，被官府拘禁起来。后来还是皇帝下诏调他进京识别古碑，他才得以脱离牢狱之灾，如愿以偿地和沈梦兰成婚。唐伯虎与女子的交往更多，他书画用印文是：“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认为与妓女为伍和领解南京一样，都是平生幸事。王敬美认为，唐伯虎的仕女画造诣极高，在钱舜举、杜柽居之上，原因是“其生平风韵多也”。我们试观赏其传世的《王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宫妃夜游图》《簪花仕女图》诸作，其中美人神采映发，骨肉婷匀，极态穷妍，纤毫无憾，充满了难以言传的风韵。伯虎不仅善画美人，而且善写美人，如《妒花歌》就是一首形神俱佳之作：
昨夜海棠初着雨，数朵轻盈娇欲语。
佳人晓起出兰房，折来对镜比红妆。
问郎花好奴颜好，郎道不如花窈窕。
佳人见语发娇嗔，不信死花胜活人。
将花揉碎掷郎前，请郎今夜伴花眠！
着雨的海棠，当然艳丽妩媚，佳人折来，欲与海棠比美，这是第一转；也许是有意逗趣，郎君竟说人不如花，这是第二转；佳人妒意顿起，将花揉碎，气恼地请他“今夜伴花眠”，这是第三转。寥寥十句诗，一波三折，其中有叙述，有对话，将一个活泼美貌的少妇写得栩栩如生，灵气生动，实在是古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美人佳作！我也同意王敬美的说法，伯虎能将美人娇态写得这样好，“盖其生平风韵多也”。
“生平风韵”大概包括两方面，一是情事，二是狎妓。伯虎情事最著名的当属“三笑姻缘”，本书将专章叙述，以飨读者；南京情事已于第三章述及，其余皆漫灭不可查考了。但从《唐伯虎全集》中一些诗词如词《一剪梅》、曲《皂罗袍》《步步娇》《江儿水》等作品考究，他还是情有所系的，如《一剪梅》：
雨打梨花深闭门。孤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 愁聚眉峰尽日颦。千点啼痕，万点啼痕。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刻骨铭心的忆念，一往情深的相思，个中之人呼之欲出了。
至于狎妓，唐伯虎当然是老手，“烟花队里醉千场”即是实供。江南的妓女，常以苏扬并称。进一步细分，则有“苏帮善文，扬帮善武（舞）”之说，虽不尽然如此，但苏州妓女工诗词，善弹唱，柔情绰态，气质高雅，倒确属寻常之事。这一点，则大大地迎合了江南才子们的爱好。文徵明最了解伯虎，他有两首寄给伯虎的诗，一则说：“人语渐微孤笛起，玉郎何处拥婵娟？”（文徵明《月夜登南楼有怀唐子畏》）夜深人静了，传来清寂的笛声，此时你又在哪家拥抱着心爱的女子呢？二则说：“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秋天气爽，你在酒楼狂呼豪饮，到夜晚就在帷幄深处与女人眠宿，这应当是伯虎生活的真实记录。
苏人最喜爱竞渡游山，因此狎妓大多数在这两个场合进行。竞渡多在山塘，从四月末到端阳后十余日，画船箫鼓，云集纷来，观者倾城，鬟影衣香，雾迷十里。有些妓女购楼台于近水处，几案整洁，笔墨精良。春秋佳日，妆罢登舟，极富烟波容与之趣，一到天暮，则系缆登楼，灯烛饮宴，宛如闺阁（见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唐伯虎《寄妓》诗结句说，“明日河桥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遥”，大概就是记述的这种风情。
妓女们游山，一般不愿涉远，故常集于虎丘。虎丘本不高峻，上又有云岩禅寺、致爽阁、望苏台等轩阁亭榭可供休憩，往往丽妓一至，游观者类似现在的“追星族”，如蜂接踵，以至于虎丘上下万头攒动，自晓至晚，川流不息。唐伯虎《登吴王郊台》有句云：“吴儿越女齐声唱，菱叶荷花无数生”，再现了当年的风流盛事。
伯虎狎妓之作多见于他的小曲之中。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明代，有一桩怪事，女人最性感的地方不是**、不是胯间，而是那一双三寸金莲。男女情挑时，往往从小脚开始，只要金莲被男人一握一捏，女人立刻春情**漾，不克自持。因此明人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四回里，西门庆在王婆家勾搭武大的老婆潘金莲时，便是从脚下手，“去她绣花鞋头上只一捏，那妇人笑将起来”；明代风流小说《刁刘氏演义》里，风流浪子王文利用替刁南楼妻子刘氏看病把脉的机会，向刘氏调情，也是从脚下传情，“二人的脚尖碰在一起，就各颠了几颠”。唐伯虎有一首《排歌》更是毫无顾忌地描写了三寸金莲在男女**时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
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纤柔满面花。
从别后，不见它，双凫何日再交加？
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
把三寸金莲带来的枕畔风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中一些助**动作写入词句，真是今人所难以想象之事。这种“实录”也只有唐伯虎才写得出来！
像唐伯虎这样的才子，生性风流，免不得和妓女逢场作戏，这同道学先生的规行矩步无疑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唐伯虎的风流恋妓多加考叙，也不拟对这种“时尚”多加批判。我们认为，值得指出的有两点，一是伯虎不仅用赞美的笔触描写那些风尘女子的美貌和风月场合的热闹，同时还以充满哀怨的笔触写出了她们的爱的深度。如妓女徐素病故，伯虎作了首催人泣下的《哭妓徐素》：
清波双珮寂无踪，情爱悠悠怨恨重！
残粉黄生银扑面，故衣香寄玉关胸。
月明花向灯前落，春尽人从梦里逢。
再托来生侬未老，好教相见梦姿容。
对于这位妓女的病故，伯虎是那样的伤心，不仅梦见她的倩影，而且托愿来生相见。因此，对伯虎与娼女等下层女子的酬酢交往，不可一概以狎邪艳情视之。二是伯虎在锦绣丛中、温柔乡里总保持一种禅意，这或竟是他晚年礼佛念经皈依佛家的萌芽吧。我以为下面的一首《题画》诗是大可玩味的：
绮罗队里挥金客，红粉丛中夺锦人。
今日匡床卧摩诘，白藤如意紫纶巾。
昔日在美人队里出尽风头的狎客，今日成了手执白藤如意、头戴紫纶巾的维摩诘了。据《维摩诘经·善权品》所述，维摩诘是毗耶离（吠舍离）城富有的、文化水平极高的居士。在佛学义理上，他“深入微妙，出入智度无极”，神通道力不仅压倒二乘，也高于一切“出家”的大乘菩萨，释迦牟尼遣大弟子及弥勒佛等往问其疾，竟皆辞避而不敢前往。后维摩诘以称病为由，与释迦牟尼派来问疾的文殊师利（智慧第一的菩萨）论说佛法，“天花”乱坠，“妙语”横生。在生活行为上，他有妻名无垢，子名善思，女名月上。他居住大城闹市，而不是僻野荒寺；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虽获俗利，不以喜悦”；“虽有妻子妇”，“常修梵行”；虽“现示严身被服饮食，内常如禅”；“若在博弈欢乐，辄以度人”；“入诸**种，除其欲怒；入诸酒会，能立其志”。也就是说，他结交权臣后妃，参与宫廷政治；在生活上积累无数的财富，鲜衣美食，**欲游戏，无所不为。这种风流中的禅意、禅意下的风流当然使疏狂自许、蔑视礼法的唐伯虎心驰神往了。
对于出狱归家后这十余年间的生活，唐伯虎在《言怀》（二首）中作了适如其分的总结，其二云：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
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
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
些须做得功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才华横溢而人人艳羡，风流疏狂而不失素志，这种懒散自适的生活他真愿意一直过下去，醉卧在如云蒸霞蔚的桃花丛中，终老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