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人国是指巴蜀北部氐羌的领域。氐、蜀古代传说都和“鱼”发生密切关系。氐族的祖先是人面鱼身，而蜀的先世，有鱼凫一代，可知氐与蜀有相同的神话。近时研究蜀史的学者无不主张蜀人实出于氐羌之一支，又支持了上面的说法。

根据史料记载，华夏第一个王朝夏的创建者——禹——本是古蜀羌人。《史记·六国表序》：“禹兴于西羌。”《集解》：“《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张守节《正义》云：“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墨子弟子随巢子言“禹生于昆石”，《淮南子》但言“禹生于石”。他书若《荀子》言“禹学于西王国”。《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水经注·沫水》也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禹的身份似乎也有两重，即作为神统的禹和作为帝统的禹。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提到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有一篇讲述宇宙起源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创世纪文字，其中就讲到了禹作为创世大神的功业，内容大致如下：伏羲和女娲于混沌幽冥中**，随后生下了四个孩子，定立天地，化育万物，于是天地形成，宇宙初开。以后夏禹和商契开始为天地的广狭周界规划立法，他们于大地勘定九州，敷平水土，又上分九天，测量天周度数，辛勤地往来于天壤之间。大地上山陵横阻而淤塞不通，致使洪水泛滥，禹和契便导山导水，跋涉于山陵、急流与泥沼，命令山川四海的阴气阳气疏通山川。当时日月还没有产生，于是伏羲、女娲的四个孩子依次在天盖上步算时间，轮流更替，确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分至四时产生的千百年后，日月由帝俊孕育而产生。

禹在伏羲、女娲创生天地、化育万物之后，勘定九州，敷平水土，又上分九天，测量天周度数，为天地十方划定了界域，俨然是一个宇宙开发官的角色。在韦陀神话里，这个角色的扮演者竟然就是水神筏楼那。《梨俱韦陀》之《筏楼那赞》云：

最胜明神，测量天师，

现身大地，创立四维。

水天行宫，古老辉煌，

是此神王，我等主人。

筏楼那创立四维，即创立宇宙方位——东南西北——上下四维，又测量天地，坐镇水天行宫，监视三界众生的一切善恶行为。两者相较，作为神统的禹和韦陀水神筏楼那显然共通之处颇多，禹的神话很可能就是筏楼那神话的华夏翻版。

禹即是水神，自然熟知水性，有疏江理水的神力。根据闻一多先生《伏羲考》的说法，“禹”字同“巳”，禹、巳都是蛇名，此则又与筏楼那之现为蛇形吻合。传说中禹是龙，夏为龙族。《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引末句作“是用出禹”。《列子·黄帝篇》说夏后氏也是“蛇身人面”。《尚书·大传》描写禹受禅时的情形：“于是八风循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源，鱼鳖咸出于其穴，近虞而事夏。”龙王持国，水神当位，蛟鱼龟鳖欢欣鼓舞，大概就是后来鱼龙漫衍之戏的底本。传说夏后氏诸王多乘龙。《括地图》说禹乘二龙，《海外西经》《大荒西经》都说启乘两龙。《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王注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

维基百科有“伐楼拿”（即筏楼那）一条：

作为神族的代表，伐楼拿具有作为太阳神的职能。但作为最重要的阿修罗天魔，他更倾向管理道德及社会的事务。他的形象经常与另一位阿修罗神密特拉连结成对偶神合称“密特拉伐楼拿”（或两者前后对调），是宇宙秩序梨多（rta）的最高守护神。《梨俱韦陀》中伐楼拿更曾经与因陀罗成对合称为“因陀罗伐楼拿”……《阿闼婆韦陀》记载，伐楼拿是全知神，说谎的人不能逃出他的罗网，星星是他的千眼密探，监视人类的一举一动。尽管《梨俱韦陀》中伐楼拿的登场次数远不如因陀罗，但这不代表他在早期的韦陀社会的重要性不及因陀罗，这是因为《梨俱韦陀》的叙述主要集中在火（阿耆尼）及苏摩酒仪式上，苏摩又与因陀罗有着紧密的关系。原本《梨俱韦陀》给伐楼拿和密特拉的身份都是阿修罗魔族，但他们随后又被安排进神族的体系中……在自身职能不断被其他神祇分割后，伐楼拿最后下降为单纯的水神（包括海洋与河流）及溺水者灵魂的守护神，伴随着那伽族成为镇守西方的护法。

谜底揭开了。在本书前文有考证，应龙即天帝因陀罗，应龙辅佐大禹理水，对应于《梨俱韦陀》的因陀罗、筏楼那联盟。“契”似乎对应于跟筏楼那联盟的另一位神祇——密特拉。水神的助手是那伽族（Naga），是以作为水神后裔的夏后氏多能乘龙御龙，夏人的器物亦多以龙为饰，而夏人当为龙族。

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旗”（上）；二里头出土的透底陶器（左下）；二里头出土的大型陶盆以及盆沿的长蛇浮雕（右下）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出土的一件陶透底器残片，其上出现了一首双身龙的形像（左上）；二里头出土的陶透底器，器身如斗，器身常饰有龙蛇图案（右上）；“禹”字的不同写法（下）

被初步断定为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龙形象文物尤为突出。有号称“超级国宝”的大型绿松石“龙旗”，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极为罕见。此外还有陶塑龙（蛇）、图案化的龙纹装饰等。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东出土的两件透底陶器的肩腹部，都雕有数条立体的小蛇，呈昂首游动状，身上饰菱形花纹。宫城外侧出土的大型陶盆，盆口内侧绕盆沿一周浮雕了一条或两条长蛇，昂首卷尾，生动逼真。蛇身上方的盆口上还阴刻了一周的鱼纹，笔法相当写实。鱼和蛇的组合，似乎寓示了水神雌雄合体的主题。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出土的一件陶透底器上用粗阴线表现的龙为一首双身，其额头饰有菱形纹，鼻吻凸出，梭目圆睛，与二里头嵌绿松石龙纹铜牌饰上的龙头极为相似。龙身则自颈部开始分为左右伸展的双身，龙身细线阴刻不规则菱形花纹和双曲线。正是龙额的菱形纹饰暴露了这条龙的真正身份！出现在通天神器或神兽上的菱形在三代时期通常都是北极的象征，透底器乃是祭祀用的神器，那么这条龙应该是北极主神的象征符号，一首双身的造型，与殷商的双头神龙、印度河陶印上的双头独角龙遥相呼应。筏楼那最早兼具北极主神毗湿奴的身位，由此推测，马王堆帛书中所记述的上分九天、测量天周度数的禹起初可能也是北极主神，二里头的一首双身龙或许跟神禹有关。《说文解字》云：禹，蟲也。从厹，象形。甲骨文里未发现禹字，但金文里却有，其字象瓮无底，中有立蛇，蛇头部位或蛇身部位有弧形线或叉形线，应该喻示该部位产生了分叉，二里头文化陶透底器广肩直腹无底，器身常饰有龙蛇图案，其造型跟金文禹字竟然完全相似。此类陶器无底，可以肯定不是容器，应属于祭祀用器。二里头宫殿区以东出土的两件陶透底器的肩腹部，都立体雕塑有数条小蛇，身上有菱形花纹，呈昂首立起状，几乎就是金文禹字的实物原型。此器广肩直腹浅身，其状如斗，应为北斗星之象征物。至此，我们可以推断，二里头陶透底器可能就是在祭祀时使用的禹的神主！它象征了外显为水神的北极主神。此类陶透底器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可见其为二里头文化独有之通神重器，这有力地证明了，二里头或许就是传说中的神禹夏都！二里头号称华夏第一王都，有若干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而且出现了最早的陶排水管、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宫室建筑工程可能使用了最早的营造规制，如此先进的整体性营造规划理念和营造技术究竟从何而来？并且，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群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晚期，这表明，二里头前所未有的营造规划理念和营造技术并非来自本土技术和经验的积累，而很有可能为外来输入。只有与二里头文明同时但形成更早的印度河文明才有这套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城市规划、中轴线布局、道路网、功能性区块分隔、排水设施，正是印度河文明的强项。二里头古城遗址没有发现城墙或壕沟，三星堆也没有防御性城墙，其城墙为宗教性建筑，而这也恰好是史前印度河城市的特色之一，体现出天下无外、王者无敌的文明格局。种种迹象表明，正是通过三星堆祖庭的传递，二里头的夏后氏族得到了来自印度河雅利安文明最先进的文明理念和先进技术，从而崛起成为华夏第一王朝乃至东亚的文明中心。这种源源不断的文明传播和传递可以上推到三星堆文化一期。三星堆是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管道，而开花结果却在二里头，荀子言“禹学于西王国”便透露了个中消息。三星堆文化二、三期是印度河文明的直接植入，也暴露了三星堆与印度河久有交通，故彼时三星堆乃成为文化飞地，其文化又为后起的商、周所吸收。其时正当印度河文明的衰落期，雅利安文明火炬遂由中国接手。

最值得注意的是嵌绿松石龙纹铜牌饰，这种独特的器物，竟然也出现在广汉三星堆，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均未见出现。据考古学者研究，两地的铜牌饰之间有着某种递次衍化的关系[301]。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近年已经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注意。他们列举了两地出土的陶盉、高柄豆、玉璋、玉戈、玉圭等器物在形制上的很多相似之处，因而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少线索可循的内在联系。

此外，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跟三星堆文化一样的隆背具齿的海贝，主要被用作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二里头考古负责人许宏认为，海贝属暖水种，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且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现象。同时，从考古材料上看，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部腹地为最早。史前时代的黄河上游青海马家窑文化、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以及与二里头同时分布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都发现有海贝。在此后的商周时代，海贝又曾被用来作为原始货币而广泛地使用，汉以后才逐渐淡出社会生活。（参考《最早的中国》）

关于夏与巴蜀的关系，除了禹生于川西，古籍传说中还遗留下一些其他的记载。主要有三：一是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封其支庶于蜀的故事，而禹被认为是黄帝的玄孙（载《史记》《华阳国志》）。二是夏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且听讼于巴人（载《山海经·海内南经》）。三是夏桀娶岷山二女，成汤放桀或夏的遗民于南巢（载《尚书·汤誓》）。夏启之臣能司神、听讼于巴，可见夏与蜀应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法律体系。蜀与夏有共同的祖先，夏后多娶蜀女，而夏亡后，遗民被流放于蜀地。种种迹象显示，蜀或许就是夏的祖宗龙兴之地，而三星堆古蜀王国乃是夏文明的子宫。近年新出土的地下文献资料，也证实了这种推测。2004年重庆云阳旧县坪出土一块东汉熹平二年景云碑，碑文说大禹后代，夏后氏少康之子帝杼遵循大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所谓“述禹石纽、汶川之会”，甲帐龟车，巡狩巴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隆背具齿海贝

近来学者对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之文化近亲关系逐渐已有认识，比如有的认为：“夏与蜀既是文化同源，又各自独立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交往交流”，或者认为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也有的认为：“蜀与夏的确可能是文化同源的南北两大支族。”学者谭继和撰《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进一步认为，禹治水始于岷山，扩及九州，提出夏文化初起于西蜀，而兴盛于河洛的看法，并概括为“夏禹文化西兴东渐”之说。从作为人王的禹来看，他出生于蜀地，又学于“西王国”，蜀与夏在文化上应该是传承的关系。很有可能，古蜀人的一支出川东进，在中原的诸夏部落中获取了支配性地位，因而成为盟长，从此遂被称为夏后氏，并将古蜀文化的主要元素带到了中原，随后又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使其得到了发扬光大。段渝教授断言：

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惟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部族。[302]

当宗周初叶，即公元前11世纪之末，周公立政，尝称“陟禹之迹”。太史辛甲作虞人之箴也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自此诗、书、诸子都盛称禹迹，或谓“禹平水土”，或谓“禹敷土，奠高山大川”。大致春秋以前，自王朝至于列国的一般重要文献，每一追溯中国历史的起点，必以禹为首出。据丁山先生考证，《尚书·尧典》里的尧、舜都是皇天上帝的别名，而禹则为“帝使”“帝臣”之类，应是“辟地”的大神。考之楚帛书，此说完全成立。丁山先生遂推断：

《尚书》以尧典开篇，显与“摩奴法典”创世纪意义相同，也是说中国有史时代自“汤汤洪水方割”发轫。[303]

摩奴是古印度《往世书》中将人类带出大洪水的始祖，其后又颁布《摩奴法典》，为世界建立秩序，其事迹颇类大禹。禹跟摩奴，尾音极为相近，或许为其译音。看来，禹的神话不但本于韦陀水神，似乎还掺杂了摩奴传说的成分。

《尚书·禹贡》谓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治理岷江水患，这是作为人王的禹的赫赫功业。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被认为是水神和摩奴的化身。

三星堆文明对先周文化的形成也有很深刻的影响。从先周文化的涵盖范围来看，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关系，往往还不如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从而与汉江流域及广汉地区的文化交流来得频繁。目前的先周与西周早期考古已经证明，先周文化与新石器半坡和马家窑文化的关联并不多，其间似乎产生过文化断层，倒是跟西南广汉、汉中等地的关系更为密切。由此可以推论，位于周原的西北先戎族群，并非是从殷商继承对夏的知识，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时，便已经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术，同时亦从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话历史和传说。所以对夏的崇拜实际从周开始，殷人对夏反而只字未提，是西周晚期的周室编写了夏的历史并将其改写成自身族群的前史，但却隐藏了夏文明的地域范围，遂造成后人误解，以为夏的位置在黄河流域。郭静云据此推断：

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才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河才逐渐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集中的“中”文明。[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