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10月12日，已经到了安庆的张謇获悉武昌失守的消息。夜里，他坐在船上，此时船上躲避兵祸的人很多，差点将船弄翻。张謇自然是无法睡觉的，也无塌可栖，只好在船上的账房内将就了一个晚上。
张謇向来是不赞成革命的，当年慈禧太后派出考察的五大臣在上海被炸的时候，他就说：
余以为革命之有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周昂《未完成的立宪》)
他把革命看成是灾祸，把革命党人看成是制造灾祸的妖人、强盗。因为他一向向往和平，反对流血。他在一次集会演讲里曾说道：“政体虽然应当改革，但是，未必一定要将国家的基础给完全掀翻。”
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张謇来到了南京。到南京后，他马上找到两江总督张人骏，让他火速发兵对湖北进行救援，并请他代为向大清朝廷上奏，赶紧定宪法。此时，张謇还想用定宪法的办法来保住大清不倒。可是，没有想到，张人骏这个时候根本不听他的，不但不派兵对湖北进行救援，还极为反感立宪，不耐烦地说：“立宪，立宪，这个时候了还立什么宪呀！”
这让张謇很窝火，心急火燎得无可自处。那一天，他在日记里大骂张人骏道：
其无心肝人哉！
此时的张謇在感情上实在难以将承载了他太多梦想的大清割舍！
然而，时局的发展，不以张謇的意志而转移。11月初，湖南、陕西和山西等地相继独立，大清朝廷为了挽救时局，听了张謇的建议，匆忙在三日内修改宪法，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的权力以宪法规定的为限。
但是，即便颁布了宪法，也还是一点用处没有，挽不回它覆灭的命运。无奈的张謇此时也真正看清了事实，他在日记中写道：
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可知……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
12月14日，认清形势的张謇也用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
这时候，正是农历的十月。张謇他这一剪，算是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了。由此看来，张謇这个人还是没有半点愚忠思想的，他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
革命的形势发展是极为迅速的，此时正急需组建一个能把握和统领全局的政治权力机构。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汉军政府与具有强劲实力的江浙资产阶级因为筹建新政权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江浙联合军队将南京拿下，于是，主动权自然很快转移到了江浙沪这一边。与此同行，张謇也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第一次会见了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章太炎、宋教仁、 黄兴和于右任。他们在一起商谈了组建政府之事。各省代表通过一再的协商，最后决定选定大元帅由黎元洪担任，副元帅由黄兴担任，总统之位暂时空缺。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从表面看，革命势力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然而，实际上，惜阴堂里已经初步拟定了南北妥协的方案。在对抗革命的关键时期，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掌握重兵，因此势力很大，而此时的袁世凯见大清朝已经是死定了，反而转向了革命的一面，赢得了原是清廷旧臣的立宪派的拥护。
南北议和开始之后，依靠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张謇斡旋于两派之间，最终促成了袁世凯“逼宫退位”。1912年1月 6日，张謇和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见面商谈。1月10日，张謇又给袁世凯打电话，解说建立临时政府之事，同时张謇还向袁世凯的亲密手下段祺瑞等一些人进行暗示，要他们向大清朝廷逼宫，让皇帝退位。这一建议，正中袁世凯心意，于是便照此行事。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是由张謇代笔，寥寥数语，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彻底画上了句号。三日之后，张謇看到逊位诏书，感叹道：“这一节大局算是定了，接下来的日子可就艰难了。”
而南方希望溥仪退出皇帝大位之后，袁世凯能够登上大总统的宝座。
然而，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建立民国也是革命者多年流血流汗奋斗换来的，这时候，孙中山的声望要比从旧朝廷里来的袁世凯的声望高许多。况且，此时也只有孙中山有如此声望可以将各自为政南北独立的各省暂时联结起来。因此，在1912年的元旦，孙中山顺理成章地被各省代表一致推举为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就职的地方就在张謇新建的谘议局内。
此时的南京政府已经被定位为临时政府，也就是说，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过渡到一个正式的政府。对于将来的正式政府，人们有颇多想往。正式政府第一领袖的位置归于谁，还要看南北两方力量的对比和智慧的较量。
此时，南方能够走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在南京定都，一是尊重临时约法，但是其最主要的缺陷是兵力太少，也缺乏经济来源，而真正能够让袁世凯老老实实地就范的只能是北伐，只有北伐胜利才能压制住袁世凯。
鉴于此，孙中山最后做出了让步，决定由袁世凯任大总统，只要民国不变就行。当然，孙中山退位让贤并非是出于真心，谁会无缘无故把辛苦得来的果实拱手相让呢，实在是出于无奈，自己能够驾驭局势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临时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也实在难以继续下去。
立宪派与东南的上层绅商向来不会自己做什么事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时常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某种已经存在的强权集团，依靠他们来进行改良。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开始找寻可以寄托自己理想的对象，一开始是对孙中山给予希望，后来又见袁世凯军事力量强大，并且又都是旧人，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决定跟着袁世凯实现立宪的梦想。不仅立宪派其他人这么想，包括张謇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而汤寿潜于浙江都督任内及卸任之后，都极力主张并支持革命派北伐，鲜明地表现出坚决的反袁立场。
那时候，革命派的领袖们虽然还没有制定统战政策，然而，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都对张謇很尊重。他们不但总是谦虚地找张謇认真地求教，还表示愿意和张謇进行合作。
鉴于张謇在实业方面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一职，可以说对张謇是很尊崇的。然而，张謇并不感兴趣，只是消极应付。他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将中央政府的大权和平移交给他最信任、能够实现他立宪梦想的袁世凯。
而这也是袁世凯所希望的。
一天后，张謇首次见到了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孙中山，孙中山对张謇说：“张先生大才，又一心求取富国强民之大计，您做出的努力世人都是看得到的，也让人无不感佩。我们建立民国，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不再受他人欺负，还望先生多为政府献计献策，积极出力呀！先生若有良策，逸仙我定当随时听教。”
张謇虽然已经转向了共和，然而，对于革命派，他从始至终是没有信心的。张謇面对孙中山的热诚，说道：“岂敢，岂敢，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对于这个国家，我们责无旁贷，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我做的还是很不够的。”
接着，孙中山又和他谈了关于革命的问题，什么兵、枪、炮，这对张謇来说是不感兴趣的，待谈话完毕，张謇给孙中山的评价是：“未知涯畔”，意思是说，孙中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人。
没有多长，张謇和孙中山两人就因为是否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汉冶萍为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者合称)公司的事情把关系给弄僵了。当时的情况是，革命政权经济拮据，难以为继，孙中山和黄兴等人计划与日本人合作办汉冶萍公司，增资3000万，从中借用500万用于政府财政。
再说汉冶萍公司，它是前清政府最大的企业,在规模上也是亚洲钢铁联合企业最大的。日本早就想得到它。武昌起义前,盛宣怀便通过借贷抵押等一些方式跟日方合作,盛宣怀被清政府革职永不续用后，日本人认为这时是一个机会。
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电文中说：
盛宣怀避居大连,将为我方关于汉冶萍问题之策划带来甚大便宜,但同时亦有惹起一般民众反感之虞。
3日之后,高木陆郎陪同盛宣怀父子自大连逃往日本。
几个月后，孙中山派筹款代表何天炯东渡日本。何天炯到了日本，通过大冶铁矿商务部长王勋把孙大总统的意思转达给了盛宣怀，盛宣怀回复道：
产业抵押贷款,必无人肯借,华日合办或可筹款,但应严定年限、权限为重要,免蹈开平煤矿被英国侵吞的覆辙。
这时，被迫逃到日本的盛宣怀处境是极其微妙的,他在国内的财产已被政府没收净尽。孙中山为了达成此事，令何天炯对他说,他的不动产可以发还,可是已经用的动产恐怕实难追还。孙中山还向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随后，陆军总长黄兴又去函威胁盛宣怀说：“请勿观望……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盛宣怀)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刚开始的时候，孙中山也对中日合办汉冶萍和招商局“恐有流弊”有所担心,然而为了筹款，还是走了这步棋。而这步棋迅疾遭到张謇与章太炎等人的反对,参议院也对此事予以质问。
张謇自从中日海战后，对日本人就十分愤恨，认为日本人除了明治维新外，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再加上一个盛宣怀。盛宣怀这个人张謇是很清楚的，此人奸诈无比，两面三刀，根本是不可信的，他本人认为为了筹款跟日本人合办公司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于是，一再地劝说孙中山，终止此事。在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中，他写道：
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笑？
然而，孙中山和黄兴自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无奈之举，不这样又当如何？便和张謇辩论，两下里谁也说不倒谁。为这件事，张謇很是气愤，感觉孙中山这个人实在也不是救中国的一个人。于是向孙中山和黄兴通电辞职，不再担任实业总长的职位，电文如下：
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特此驰陈。
对于此，孙中山反复向他解释也是毫无用处。当然，张謇的辞职，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在给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的信中他写道：
下走被任实业之始，即与中山先生面订短期，受状之日，复具书坚约。至清帝逊位，大局将定，而短期之晷线已届，故于第二次致总统书中表明不独为汉冶萍事也。
在当时张謇的心中，只有袁世凯才是稳定大局能够救中国的人。所以，张謇时时想着要为袁世凯的出头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