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非常信任和器重张謇,把张謇看成是自己的重要副手,让张謇直接参与军队里的决策大事,每月的薪俸是二十金。吴长庆还专门为张謇在军营里建造了茅屋五间,让他读书之用,还要为张謇出钱买官,张謇没有依从。吴长庆对张謇很好,张謇也对吴长庆崇拜和敬重,两人感情很是浓厚。在吴长庆举办50寿宴之时,张謇对吴长庆高度赞扬道:
屏后有侍史记言,帐下客狂生长揖。修文翁之学舍,置范氏之义出。帔怜任昉之孤,粟继公西之母。爱民而萧嶷平税,济人而郑国兴渠。分十道以捕蝗,出五校以逐兽。筹荒邻境,遗丞相之蔓菁;示义富民,解赵州之金带。又公等所得其一,而足以自豪者也。(张謇《张謇全集》)
由于打心眼里对吴长庆钦佩和敬仰,也出于对他的感恩之情,张謇也倾心辅助吴长庆,做什么事情,无不尽力。吴长庆当时名气非常地大,在他的幕内,除了聪明有才学的张謇外,还有朱铭盘和周家禄等,全是当时的大名士。
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的春季,朝廷升吴长庆为浙江提督,吴长庆接命进京朝见皇上,吴长庆也让张謇随同进京。是年冬,吴长庆奉朝廷之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也跟着吴长庆的军队移居至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六月份,朝鲜国发生了“壬午兵变”,这个“壬午兵变”是朝鲜国内统治集团的闵妃派与丧失势力的大院君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日本国见有机可乘,就找借口说:“你们朝鲜国发生的内乱碍我们日本什么事,却让我们日本国的使馆人员遭到了损害!你们必须做出赔偿,付出代价!”日本国的大使馆人员哪遭到什么损失,朝鲜国也明知道他们是故意挑衅,当然是不愿给予赔偿和付出代价了,于是产生口角摩擦。日本就马上发布了命令,让日本国的军舰进抵仁川。他们的想法是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东北地区。当时的清政府驻日使馆接到消息后,也马上做出了反应,电告署理直隶总督的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正在中国天津的朝鲜闵妃派官员金允植与鱼允中也请求清朝朝廷出兵朝鲜对兵变进行镇压,以抵日本。如此,朝鲜国内的派系斗争迅速变成了清朝政府和日本国的对峙。
张树声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爱国将领,他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副手,此时李鸿章因母丧,丁忧回乡,暂由他来代理李鸿章的职务。他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军队。他积极和海军提督丁汝昌、淮军将领吴长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量计策。那一年的六月二十四日,丁汝昌奉命来到登州,拿着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手信,当面交给淮军首领吴长庆,要吴长庆到天津和他共商军策。
这是军机大事,吴长庆不敢有半点懈怠,马上准备了就带着张謇上路。二十六日,他们乘船抵达大沽口,张树声早已经派员等候在那里了,领着他们来到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公馆内歇息。没过多长时间,张树声就带着他的得力参谋何嗣焜不声不响地来到了公馆。他们在这里秘密商量派兵东征的事情,并研究如何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商议两次,每次都非常机密,在座的除了主将张树声和吴长庆外,就只有何嗣焜和张謇二人。
二十九日,吴长庆和张謇二人返回登州,临行之前的准备工作与极其重要的文件主要是由张謇负责。张謇在这些事中积极为吴长庆筹划,为国家、民族,也为了回报吴长庆的知遇之恩,从而使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吴长庆许诺张謇说:“待事成之后,本帅赏你三千金,以作奖励。”
张謇说:“我不要什么奖励,为国为家出力是人人应该做的,只求事情能够顺利成功。”
七月三日,吴长庆的军队乘坐威远、镇东和日新三艘战船出发朝鲜,张謇也跟着吴长庆赴朝鲜对日参战。在路上走了四天的时间,来到了烟台,又增加了泰安、拱北两艘战船。就在乘船中间,张謇又用他的才华写下了《谕朝鲜檄》。
此时海风疯狂地刮着,难以行船,更显出战前的紧张气氛,也因为海风太大了,只好命令各船在威海卫停泊下来暂避。兵贵神速,一些将领们心里很着急。此时,袁世凯在“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和勘定行军路线等任务。办事干练的袁世凯早就通过朝鲜国的使者金允植将朝鲜国内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等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七日清晨时候,大清军队到达朝鲜。
八日,进入到内港马山。袁世凯率领他的前敌营务处几名干将首先上得岸来,勘定了大军登岸的地点与行军路线。
九日,吴长庆命令一个营作为先锋先行登岸,然而,这个营的士兵都犹豫胆怯,营官也说:“大人,我们实在不习惯航海,您看差不多的人都晕船,还是稍缓一下吧!”
吴长庆见状很是生气,说:“这是军事行动,不是在家种庄稼,可以稍缓一下,如此贻误战机如何打仗?这样的指挥官也不适合当指挥官。”
此时的张謇见袁世凯文章虽然写得糟糕,但处理军务却如鱼得水,甚是得法,好像他天生就是做军事的料儿,因此便向吴长庆极力推荐他。
震怒之下的吴长庆当场撤了这个营官的职务,由初露锋芒的袁世凯来担任。袁世凯不由分说便接令马上带领着人马登陆上岸,很快便把任务完成了。
黎明时分上岸,军队在马上驻留。也就在这里,吴长庆、丁汝昌和马建忠等主要将领开了个军事会议,计划采纳金允植的计策,把大院君给诱捕,还政权于国王。
袁世凯由金允植引导着,以前敌营务处第一营代理管带之身份领着他的人马向朝鲜的京都汉城方向进发。而此时的大清兵丁,因为久疏战事,此时显得很是疲惫,行军的速度很是迟缓,纪律也很松散。甚至在行军的路上,还出现了对朝鲜的老百姓**掳掠的现象。袁世凯得知情况后,知道不来硬的震慑一下是不行了,便大开杀戒,一气斩了七个兵士,然后手里掂着这几颗人头来见主帅吴长庆。吴长庆见袁世凯如此果断干练,心里很是赏识,说道:“真是将门之后,这些违纪的士兵不杀不足以安民心,不杀不足以明军纪,杀得好!”
有了主帅吴长庆的支持,那些懈怠的士兵再也不敢放纵了。
张謇见袁世凯有出息,心里也很是兴奋,还给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写信称赞袁世凯说:“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但他的举动总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不过,要说起他的才能,恐怕是您家族中少有的人物。他现在从军驻扎在朝鲜,希望您嘱咐他谨慎从事。”
八月二十五日,他们的军队开进汉城的南门外南檀,第二天,就开始诱捕朝鲜的大院君。先是吴长庆、马建忠和丁汝昌前去对大院君进行拜访,以诱大院君。到了大院君那里,他们表现得十分诚恳,赞扬大院君为朝鲜做出的丰功伟绩,对大院君表示衷心的祝福,总之搜肠刮肚把好话说尽,但又注意滴水不漏,不越分寸,以防大院君有所猜疑。大院君在他们几个人的热情之下,果然上当,毫不怀疑地表示要进行回访。
吴长庆几个人回到自己的营地之后,马上命令部队做好擒拿大院君的准备。
当天下午,大院君笑盈盈地带着他的几十个亲随来回拜,袁世凯把大院君的卫队阻挡在中军之处,对大院君宣读了朝廷的圣旨,顺利地把大院君擒拿了,强逼他入舆,连夜押解到了马山港。然后又上了军队停在那里的船舶,押赴天津。
在朝鲜的吴长庆应朝鲜国王之请,对各地的义军进行镇压。九月十二日,朝鲜国王把闵妃接回宫内,于是闵妃势力集团又重新掌握了朝鲜军政大权。中旬的时候,国王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吴长庆等人,对他们此行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说:“若非天朝大军降临,鄙国时局真是难以收拾呀!感激之情难以述说。”
吴长庆和张謇等人也忙谦虚道:“哪里哪里,我们友好邦交,世代相亲,应当的应当的。”
吴长庆他们向朝鲜出兵,主要是为了维护朝鲜的统治秩序,阻止日本军兵对朝鲜的侵扰,来加强清朝自身的国防,在这次出兵当中,吴长庆军队是立了大功的。当然,作为吴长庆重要幕僚的张謇更是功不可没,他不但参与了一系列的决策,在执行这些决策当中,他也表现得非常出色,显出了他做事的精明和干练。
在此次行动中,表现比较出色优秀的当然还有袁世凯。袁世凯带领一支人马配合行动,杀死了数十名兵变参与者。在战斗的时候,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到了平定。吴长庆在给大清朝廷的呈报中把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给他报了第一功。
功成之后,张謇回乡应考。过了年后,心中仍然是志气满怀,充满豪气,便在自己的居室里自己题写了“壮复斋”三个大字,挂在墙上以自勉。乡人也都为他自豪,说他为国出力了,成了大功臣。
到了四月十五日,远在朝鲜的吴长庆便来消息,让他仍回朝鲜效力。于是,张謇又回到了朝鲜汉城的军营里。回到军营后,依旧是刻苦努力,攻读不倦,一有空闲的时间,便习字读经、写札记。
然而,老天却对吴长庆很是不公平,为国家立了大功不但得不到什么奖赏,还遭人猜忌甚至是陷害。
本来正在家丁忧守孝的李鸿章获悉朝鲜的事情之后,便中断了丁忧,回到了任上。他虽然嘴上对吴长庆在朝鲜的功绩表示“佩慰”,然而,却没有一点实际的行动,更没有一星半点的支持行为。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张謇写出了非常重要的《壬午事略》和《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在这些重要的政论文章中,他以强烈的爱国之情坚决主张反击日本的侵犯,主张对日强硬。在这些文字中,他主张三道出师,趁机规复琉球,对朝鲜应摆出“废为郡县,或沿用周朝的例子,设置监国,或者是驻以重兵,对他们的海口进行守卫。或者是让朝鲜自己进行改变,朝廷帮助他们训练新兵,和清朝的东北三省连为一片,互相照应。如此之主张,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在当时是完全具有远见和积极意义的。当时对张謇的主张予以支持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富有爱国心的主战将领和清流名士们,像左宗棠、彭玉麟、张之洞、张树声、夏以善、翁同龢、潘祖荫和宝竹坡等。
实际上,当幕僚也是很累的,特别是军队的幕僚。在张謇当军幕生活里,有很多具体军务杂事需要他处理,非常琐碎和繁忙。尤其是那份受到清朝朝野推崇的关于朝鲜时局的六点条陈,张謇为吴长庆分析得极其细致和周密,很是呕心沥血。在稍有闲暇的时候,他又拿起自己的书苦苦攻读。为了把字写好,张謇总是在蜡烛下一直写到夜很深。他趴在半高不高的小凳子上,说蹲不蹲,说坐不坐地挥毫练习,几帖字写下来,已是腿麻得不能站立。
但是张謇苦心写出来的这些政论佳文,在朝中占主流地位的主和派李鸿章那里却是很不屑,还不耐烦地说:“真是多事!”李鸿章根本不予理会。
对此,张謇也有点无奈,只好寄希望于吴长庆,然而,吴长庆是斗不过朝中的当权派李鸿章的。在朝鲜立了大功的淮军不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赏赐,还遭到了蛮横的压制和打击。
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的秋天,李鸿章派人到朝鲜对军队别有用心地进行改组,让庆军归属于马建忠,让吴长庆回到天津听候命令。
如此一来,搞得吴长庆及其属下很是愤怒,均大骂李鸿章是个不作为的狗官。因此并没有执行李鸿章的这项命令。张謇也是愤恨不已。
此时的张謇明白李鸿章是要整治吴长庆了,他也明白吴长庆不是李鸿章的对手,因为李鸿章是朝中的实权派。即便是和李鸿章斗下去,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力劝吴长庆就此向朝廷提出隐退,要求解职回京。
由于吴长庆在刚开始就违抗李鸿章的这项命令,肯定会导致同李鸿章关系的决裂,明显成对立之势。后来经过袁保龄、周馥等人从中说和,吴长庆才没有告退。
此时的李鸿章也想到自己此举不妥,人心难以平复,就又下令把吴长庆的庆军6营分为正副两个营,副营让吴兆有带领依旧在朝鲜驻守,吴长庆则带领正营回到奉天金州一带进行驻防。同时,让袁世凯留在朝鲜总理营务处,办理朝鲜的防务。
此时再说说袁世凯,自从平息朝鲜的叛乱之后,他很是得意,官场得意路途顺畅,从七品“中书科中书”的虚职,一跃升为五品的同知。此时的袁世凯只有2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数月过后,朝鲜国王向大清朝提出希望大清朝派人帮助他们组建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型军队。而李鸿章在接到朝鲜的信后,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吴长庆。吴长庆此时正器重袁世凯,便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他。袁世凯得到这一任务心中自是高兴。他本来就不喜欢读书喜欢军事,这下可对了他的心事。他对于西方军事科学已经有些接触,在他对朝鲜的军队进行训练的时候,他以自己所熟悉的淮军训练方式为主,同时借鉴了一些英国的操练方法。他在当地招募了一千人,把他们分成左右两个营,给他们配备了新式的火枪和大炮等弹药装备,亲自对他们进行训练。训练了一个月之后,国王李熙便在春塘台进行了检阅,军队在袁世凯口令的指挥下,不管是出操队列,还是进行射击或格斗,都已经很像回事了,要知道,这些都原本是农民和自由职业者,从未受过什么训练,这么快就被袁世凯训练得像正规军了。这让朝鲜国王分外欢喜,对袁世凯也是赞佩不已,大大地夸赞了一番。然后又从自己原来的军队里调拨出五百人交给袁世凯,算是对袁世凯的奖赏。此后,李熙便想着袁世凯。过了些时日,再次检阅袁世凯训练的这支军队,而这支军队的素质很明显地又有了新的提高,这让国王李熙更是对袁世凯刮目相看,心想,这个袁世凯如此有才,若是为我所用该多好?于是便又想着加封袁世凯为整个朝鲜国的陆军大元帅。
对于朝鲜国王的这个想法,袁世凯当然是内心欢喜了,真是好运当头。此事传至北京,震动朝野,众百官都很羡慕和妒忌袁世凯。没想到,这个袁世凯在朝鲜竟会这么走运。于是举行朝议,众大臣议论纷纷。都说,我们大清军队出个军事人才不容易,怎么能轻易就把他送给朝鲜呢?绝对不可以。慈禧太后、皇帝也都是这样的意见,绝对不能让袁世凯当朝鲜的陆军大元帅。此事就交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
李鸿章办理这些事情有一套,他先是安抚朝鲜国王,说袁世凯才疏学浅,难堪大任,恐会误了朝鲜一国,有碍两国友好,等日后有合适人选定为贵国推荐。朝鲜国王只好作罢。然后李鸿章又回过头来安慰袁世凯,对袁世凯说:“作为大清臣子,应忠于大清了,为国效力,不能贪图别国的富贵,你若留在大清,我一定会禀明朝廷重用于你。”
袁世凯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也知道他这个朝鲜陆军大元帅是当不成的,不如顺应朝廷的意思还能博得个好。于是对李鸿章又表了一番爱国之心,说誓死为大清效力,生为大清臣,死为大清鬼等等……
此后,袁世凯和李鸿章便有了心灵感应。其实,在袁世凯当初投奔吴长庆之前,首先是想投奔李鸿章的。早先他在京城读书的时候,李鸿章正当直隶总督,他总是对这位地位显赫的官员钦羡不已。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喜好上了读兵书,并留心时事。经常与人谈军事,主张加强军事,有安内攘外之想法。当时袁保龄对袁世凯经常发的言论很是赞赏,禁不住说道:“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也就是说“袁家后继有人了,我也稍微感到欣慰。”
如此,在袁世凯科场失意之后,就把以往作的诗词文章全部填进火里烧掉了,本来不喜好读书学文的他更是彻底扭转了想法,要学李鸿章的淮军,他粗豪地说:“大丈夫应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
他当时意欲投靠李鸿章,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成为他的幕僚。然而李鸿章的门第太高,幕府当中一般都是举人或进士,他袁世凯仔细想想便自惭形秽,自己只不过是一名小小的秀才而已。想来想去,只好作罢。最后只好去投奔了父亲的好友吴长庆。
如今和李鸿章有了交往,正遂了袁世凯当初的心愿。
张謇见庆军被割裂,心内甚灰,光绪九年,也就是1883年,回自己国内的老家去了。
不仅如此,朝廷上也有了不同声音。当时恭亲王被贬出军机,醇亲王秉政,因为他是德宗皇帝的亲生父亲,而朝鲜的大院君也是朝鲜国王的亲生父亲,刚好对景,对吴长庆在朝鲜的作为也不满意。他觉得大院君和自己一样身份如太上皇,便公然不忿地对人说:“吴长庆在朝鲜囚禁大院君是对朝鲜的不敬,是对朝鲜太上皇的非礼,真是太过胆大了!”
于是,他还力图为朝鲜的大院君翻案。如此,吴长庆的大功反而变成了有罪。这时候的李鸿章为显示自己的大度和不同凡俗,反而为吴长庆说话:“不管如何,吴长庆还是稳定了朝鲜的时局,防范了外患,是不应加罪的。”于是,便不再追究吴长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