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研究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书，回答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遇到了什么困难，怎样形成去产能的动力机制，探讨如何把国企改革、央企重组与清除“僵尸企业”等项任务落到实处。可以说，这是一本研究供给侧改革问题与对策的书。

供给侧改革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新热词，渗透于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外需转内需、投资转消费、制造业转服务业、生产要素调整、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等。因为提供终极产品的是企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弄清并能顺利推行供给侧改革，对这场改革将起决定性作用。

国企改革，轰轰烈烈搞了几年，很多政策被一致认为是对的，但却很难得到落实：国企扩大规模迅速，没有等来繁荣兴盛，却留下一堆沉重的包袱；转型升级讲了若干年，嘴皮起茧了，似乎向中高端的路仍然遥远；保增长是整个“十二五”期间排在头一位的主题，然而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的企业效益同比下降6.1%，成为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打破垄断年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然而混合所有制经济几乎被暂停；股市也是实体经济，没有等来6200点，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被迫回到真正的实体经济上来……确实，打开新局面太难。我们只能用“试点”这个词来回答，意图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重新认识并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可是封闭如铁幕的试点很久了，新东西迟迟难出来。先是“顶层设计依赖症”，后来是“央企试点依赖症”，很多地方似乎借此而按兵不动。

正在国企改革困难重重时，一架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叫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释放重大信号。它超出理论家的探索范畴，显示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中国发展思路发生重大变化。

从2015年11月10日到18日，前后9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2015年末，李克强总理为《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撰写题为《中国经济的蓝图》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本届政府之所以没有推行量化宽松和竞争性贬值，是因为按现在的经济体量，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作出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进入2016年元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十三五”发展规划颁布。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人们关注2015年12月22日政治局两句话：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关于2016年工作也关注两句话：一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前者是主题，后者是要求。这是“重点的重点”。这都是认识判定供给侧改革下，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与供给侧改革舆论的重要依据。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探索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因为自2011年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找到了办法。“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

上面说的是前四年的改革渐进过程。我们可以再往高处登一步，从前40年来看，可能是另一个感觉。这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重启。2015年11　月，习近平提出供给侧改革，提出5　大要素，被称为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笔者从1978年起便投入了经济改革，参加四次经济改革全过程，几乎没有留下空白，其间写过很多内参，而且一直在焦点问题上发言，写的调查也得到高层不少批示。笔者认为，中国四次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也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而且总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一次是1978　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原体制下进行机制创新，改革内容开始是物质奖励、厂长负责制，其后是企业承包责任制与三项制度改革，由于国企改革具有体制封闭性特征，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高成本和低效率的问题，体制外的改革则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厂制”国有企业制度，与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相比，存在很多弊端，这种弊端给现代企业的建立提出很多现实性难题。1995年8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发端，1998年后的三年去产能，把轻工业推向市场，接着把一批央企从政府分开。第三次是2002　年加入WTO，内部体制机制因为刚刚动过，虽然很不透彻，但是红利出来了。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并没有大的突破。后来也没有大动，但是融入国外这个大体制，产业梯次转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回过头来看，1998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483　亿，2015年是15　万亿，增长了27　倍，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构成主要是企业税，数字足以说明加入WTO　的红利。现在的供给侧是第四次重启，这场改革是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开始就很被动，国际体制优势变成劣势了，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经济下行。搞了两年，僵持着，推不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了供给侧改革。

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的是供给侧改革，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几乎每轮经济体制改革都分成两块，前面吆喝得厉害，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几年，再换一个法子。第一轮是1978　年开始，1984年强调商品经济是第二阶段；第二轮是1992年开始，1998年“三年脱贫解困”是第二阶段；第三轮是2002年开始，实际上是2003年国资改革开始，2005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第三阶段。第二轮与第四轮经济改革特别像，都是最后两项改革合拢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当我们踏进2016年门槛时，不由得想起1997年的年底。此前连续五年的国企改革，也是总难突围。从1998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于是有了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与国企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似乎历史的轮回又把我们推到这一关口，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现在，中国的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已经在路上了。这四轮改革，大体上是每个阶段十年时间，正好对应中央四代领导集体。这样一看，对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我们便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了，恐怕对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就不能只就事论事了。笔者认为，对供给侧改革还得往高处看。

我们放下望远镜，再换上标准镜头对第二轮改革与第四轮改革的第二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对供给侧改革有更清晰的理解了。我国国企目前面临的局面与1997年非常相似。财政部2016年4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企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国企同比下降1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停产的国营钢铁企业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这些消息背后，是国企面临的严重困境。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上一轮国企改革过去20多年后，国企俨然又“旧病重犯”。

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负债率高，亏损严重。1997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高达342亿元，占当时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61.7%，亏损面积达47%，而企业负债率则平均高达78.9%，其中，煤炭、纺织、森林、军工等部门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80%左右。第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投资收益率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约为4.5%、2.5%和2%，而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这三年中分别约为11.5%、10.5%和10%。第三，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加入WTO前，国家财政用于国有企业的补贴累计达3653亿元。此外，除了财政补贴，国有企业还可以享受比非国有企业低许多的地租、贷款利率等“隐形补贴”。

造成国有企业亏损和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国企的活力。受之前计划经济的影响，1997年之前高度集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二是，冗员问题严重，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1997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为2400多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25%—30%。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每年要负担2740亿元的职工服务、社会事业、养老金等费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有226亿元。第三，产能过剩，价格竞争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1992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在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源错配严重，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亏损部门，1992—1996年期间积累了大量低效的产能，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40%。产能过剩带来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持续的价格战压低了产品和相关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客观上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来自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一情况在纺织业中最为常见。

二十年后，国企问题“死灰复燃”。国有企业利润分化明显，大面积亏损。投资回报率依然低于非国有企业。许多靠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的国企仍然享受着大量补贴。

为什么20世纪末的已初见成效的国企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里逐渐冷却？为何国有企业这些原有的问题会重新出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政企不分”改头换面。第二，中国加入WTO等关键事件客观上削弱了改革的政策影响。这些原因使得当下的国企存在的诸多问题被掩盖了，2012年后失去全球化体制优势后，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2008年，政府决定投入四万亿，86%的资金被用于交通运输、能源设施建设、地震设施建设和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中大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极高，而最终取得投资的也是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这些投入回到了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本就产能过剩的行业，使得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更低，资产负债状况加速恶化。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已经不能再回避国企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比一下，我们便明白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为什么要把焦点定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了，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消除供给侧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从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并作出调整。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调整，它不同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同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它强调的是改革，是把1997年那场没有完成的改革再搞起来。这样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又连到一起来了，找到了共同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就是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力量，让国企更有活力。最后，还是回到市场体制上来了。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看法，目前还很少有人说。

我们再拿起显微镜看看“供给侧”的内在意蕴。从字面理解，“供给侧”指侧重于“供给”。“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消费侧,意味着在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与需求共同发力。显然，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正逐渐从官方话语体系淡化。“供给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供给侧”，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国家实践，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理解这一改革对我国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以求行动更自觉，从而更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供给侧”不应是一个生涩的热词，而是认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识性视角。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搞“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谁？找到最基本的脉络，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新供给的主体是谁？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

新供给的形态是什么？生产，是实体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重点是什么？是搞重化工业，而国企70%集中在重化工业。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把原来国有资本掌握的部分行业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让社会资本愿意投入企业(增加供应)。

通过供给结构调整，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财税、金融、社会保障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放权、减税、让利、引资，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明确。我们应当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活力。2010年以来，当需求侧持续下行的时候，供给侧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已经证明在当今的中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我们很难达到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目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我国加快国企、金融、财税、土地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好包括股市、债市的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负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转化为居民和民营企业的资产，政府负债和企业高杠杆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潜在的金融风险就可以化解。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组织，让政府在推进市场体制中发挥作用。

“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在哪里？“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目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了：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重大选择，也是中国企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轰轰烈烈而又步履艰难的国企改革找到了外延，也找到了内涵，对准了目标。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一种时代共识，应该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一种共识，也是让中国重新获得改革红利的必由路径。

以上这些话，是我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寻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从理论上看，供给与消费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2008年7月，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举办的供给与消费及吴炳新消费论研讨会上，笔者曾经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发表“要进行一次生产目的大讨论”的论文，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能不占首位，消费是生产的本源，供给与消费的平衡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然而，金融危机突然而来，我国重新拿起凯恩斯主义的武器，一时间出现天量贷款。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数是天量贷款的支持者。笔者做了调查，写了出来。在2009年3月23日，笔者把这个调查改成一封长达万言的建议书，直接给中央领导寄去。要求大幅度收紧货币，要求结束近乎疯狂的贷款**，避免投资刺激的后遗症，我们投资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比如说钢铁、煤炭，要防止美国式货币的灾难在中国重演。温家宝、李克强、王岐山都做了批示，几个重要部门相继开会研究，引发了政府制止天量贷款的一系列措施。然而，整体局面仍然按照旧的轨道运行。因为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结束在中国学界的统治地位。相关的反思中，看到已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后来，有经济学家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供给侧改革”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指引未来改革方向的地位。2015年11　月29　日，笔者参加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的“新供给新动力——供给侧改革圆桌论坛”，2016年1　月6日，又参加了华夏新经济研究院50人论坛、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学家周报》共同举办的“供给侧改革与转型升级高层论坛”，见识了这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派领军人物，佩服他们的创新探索。笔者就国资改革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务实的发言。

笔者认为，尽管在理论研究和解释方面有了诸多探索，但政府与市场与企业沟通还是不够，企业对其还是存在诸多误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命门，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资本过剩比产能过剩更复杂、更危险，也更为紧迫,对此，理论上要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由此出发，供给侧会产生很多议题，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困境的理论基础。可是，目前，这种看法尚未上升为主流意识。在发言中，笔者还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最终决定于实践的运用。当前要完成三个转化，一个是理论动力如何转化为实践动力，二是上层动力如何转化为中层动力，三是政府动力如何转化为企业动力。

明白了道理，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的要求，系统回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实”等问题，为制订好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在山东，一个省级国企董事长对笔者实话实说，当前处置“僵尸企业”主要有“五句话”：一是“僵尸企业”定义不清，二是“僵尸企业”数量不准，三是清理“僵尸企业”政策不配套，四是清理“僵尸企业”责任不明确，五是清理“僵尸企业”动力不强。显然，实践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

笔者是研究实际问题的人，总是在基层转悠。发现企业干部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能做到马上表态，但是比较陌生，存在很多困惑。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们能够做的一方面是结合自身从事的国企改革的研究体会尽可能多地做正确的解读，帮助社会和企业理解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出发点，这样做的经济学原理、原则和方向，另一方面是结合实际，沿着国企重组与去产能等重点问题，分领域一个个地探讨，拿出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改革建议。针对各地热议供给侧改革，在大众对这一经济学新词汇又比较陌生的情况下，出版社要求我写一本探讨应如何从国有企业出发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书。本书的出版就是这样一个尝试，一个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企领域推向深入、落到实处的尝试。

这本书的逻辑框架是，为什么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2016年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变化？供给侧改革与国有企业有什么关系？“供给侧改革”动力机制的形成？这是背景与逻辑起点，也是全书第一单元。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使命及其任务，国企改革与供给侧结改革的关系，怎样通过国企改革推进供给侧改革。这是全书第二单元。接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组与“僵尸企业”等实践选题提出对策，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进行案例分析。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通过调整来设计新结构，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展示中国国有企业在这场伟大变革中的图景。

“供给侧改革”内在动力在哪里？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国务院确定“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推动”的原则。然而，目前“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组织组织慢”的现象很突出。需要从多方面认识与解剖深化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动力困境。现在不仅需要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而且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形成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通过抓好结构改革带动发展全局。怎么促使供给侧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的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这是决定供给侧改革能否进入实施阶段与成败与否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的焦点。

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供给侧改革需要提供两个顶层设计，一个是“事”的顶层设计，即，供给侧经济改革总方案，一个是“人”的顶层设计，即，供给侧经济改革动力机制的方案。为此，本书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十大阻力并相应提出十大动力，克服阻力，强化动力，推进制度优化，实现制度的自我更新，驱动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论述改革的动力机制建设是本书首先重视的一个问题。

国企改革还没有落实，又提出供给侧改革，两场改革是替代还是重叠？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在调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因国企在相关行业占比最大故将成为改革主体。可以说，没有国企改革的深化，就不会有供给侧改革的开展。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说过：“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制度。”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供给侧，根子还在制度上。体制不改革，制度不更新，供给侧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性内涵是从供给侧着手，面向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进改革深化，优化制度供给。近期论述国企改革的，应当关注几个重要动态的研究，一个是国资委会议，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是“十三五”规划，2016年　《政府工作报告》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2016年国企国资改革七项任务，并且着重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体现国家以国企改革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

可以这样理解，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国企改革在国企供给侧改革中有四个作用要发挥，这便是引领作用、支撑作用、互动作用、保障作用。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共同的终极点是按照市场配置资源。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是制度，提供(或供给)一个好制度，是带有决定性的问题。国企改革与供给侧相伴而行，需要从多个方面着力：顶层设计与试点同步进行、分类将是国企供给侧改革的基础、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混合所有制改革由“冷藏”到“解冻”、央企董事会改革长期试点需要突破、职业经理人将经过试点推开、国企员工持股得到实在推进、国企高管薪酬实行“双轨制”、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突破。本书按照这一逻辑展开，提出了对这十项改革的看法，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供给侧改革本身内容，一个是重组问题，一个是去产能问题。在全书的八、九、十章加以阐述。李克强总理所作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历史性地将国企改革列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第一任务，就是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国企“三个一批”的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四个阶段(即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是相吻合的，供给侧改革将促使国企改革加速，而国企改革将通过鼓励企业创新、重组与清退、增加有效供给推动供给侧改革。

因为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国企改革内容得到深化。这一阶段说得多的是国企“十项改革试点”。这“十项改革试点”具体为：一是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二是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三是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四是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五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六是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七是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八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九是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十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试点要围绕提质增效，积极破除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笔者认为，与以前的“四项改革”试点工作相比，在本质上继续上次试点的原则、方向与方针的基础上，也具有明显区别。因为这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中提出的，有了新的内涵。

两次试点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没有变，依旧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以政企分开为核心，以让国企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更有影响力为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这十项试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或者可以视为三个板块。层次一，即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重点解决人的问题，让企业更有内在的活力。其中包含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的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的试点。层次二，即重点解决体制问题，以框架为重点，让企业更有外在的活力。其中涉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层次三，即重点解决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让企业放下包袱能轻装前进。其中包含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以及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在国企供给侧改革的驱动下，央企、国企的兼并重组将提速。新一轮的国企重组有着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特征：一是此次重组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进行，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不同于以往的简单合并；二是重组与清理退出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简单的重组做大，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都要在重组中解决；三是重组并不仅仅是国企的事情，而是要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放开市场让民企、外企等资本主体也有参与的机遇。

“僵尸企业”的清退问题，因为供给侧改革的到来变得突出起来。怎么解决清理“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中的难题，这是无法躲避的现实。本书在第九章回答了“僵尸企业”的定义与标准，对“僵尸企业”存在七大原因进行分析，特别是普遍存在的“熬冬”投机文化心理与规律，总结了“僵尸企业”的五大危害与治理面临的困难。仅仅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处置“僵尸企业”依然面临三大“难题”：启动破产程序难，进入破产协调难，破产案件审理难。这是一项需要综合施策的复杂的工作。书中从23个方面提出清理“僵尸企业”的完整思路。“僵尸企业”一般体量大，牵涉人员众多。针对“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企业怎样发展”等焦点问题进行回答。

本书第十章是中国油气企业供给侧改革与体制改革，这不仅是个典型案例，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足以影响全局，是“十三五”规划中点了题的。“上层监管充分集中，下层经营充分放开”，在国家石油天然气网管公司独立的前提下，充分放开全链条的竞争，鼓励非国有资本平等进入，实现资源集约化，控制集中化，经营分散化，上下游一体化。这是笔者对中国石油天然气发展供给结构改革的思路。供给侧改革将如何重塑油气行业的行业格局？我们要从体制、制度与机制三个层面上努力。一是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市场主导的油气资源配置体制；二是围绕国家与石油公司的关系，制定推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三是围绕国资与外部资本的关系，从公司层面构建油气市场开放机制。本书从体制、制度与机制三个系统的创新上，各提出10条建议。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度发生“恐慌性购房”热潮，于是特地写下特殊的一章。这个话题因为迫近现实，作为第三章列于前面。中国“供给侧改革”包括打赢“四个经济歼灭战”(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基于产业过剩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而提出的新解决方案。然而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我们认为，资本过剩是造成中国经济困局的本质原因。目前，中国存在两大过剩：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一般情况下，人们注重去产能过剩，而忽视去资本过剩。中国经济风险根源是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是表象，资本过剩是实质。社会资本的横行犹如洪水猛兽，其祸害猛于产能过剩，目前的“恐慌性购房”便是一种表征。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是商品经济发育的结果，国企、土地、荒山、房产，都转化为货币，现在我国仅仅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就达150万亿元。钱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资本经营者寻找不到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企业、银行、股市、小城镇、海外，五路都吸引不了投资者。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左右为难，是因为不能让房市“堰塞湖”大坝决堤。所以不得不两路并进，一手对房地产“护堤”，一手向实体经济方向“开渠”，砸开混合所有制的阻碍，疏导资本“泄洪渠道”。

这本书与以往供给侧改革的书相比，有两个特色。一是讲问题，把困难摆足；二是理顺思路，讲清对策与方案。虽然这本书以理论做支撑，但本质是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的，属于对策研究性质的著作。改革伴随的“烦恼”是不断出现的。本书每个章节的内容，都阐释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烦恼”，然后提出对策和建议。只有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或烦恼，才能够对症下药，尽快地解决国有企业成长中的烦恼，获得新的成长。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确定的药方，然而实践仍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面对经济发展形势与国企面临的困难，我们的任务是寻求确定性，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愿我们的探索能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更多更好地惠及企业、惠及国家。

2016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