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罚果可废欤

天下之至弱者，人生亦其一欤?东方之学者曰“匹夫不可夺志”，西方之学者曰“意志自由”。虽然，征之事实，吾人之志果不可夺乎哉?意志果得自由乎哉？今夫一卷之石，支之以几，则寂然不动，然一旦去其支之之物，则不坠于地不已。无他，因果律为之也。今夫植物枝叶扶疏以趋日光，根垂地中以逐土浆，不知其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无他，刺冲律为之也。若夫吾人之于动机，其有以异于是乎?就事实上言之，吾人之心，动机之战场耳。吾人之行，为动机之傀儡耳。吾人有特别之性质，对特别之动机必有特别之行为应之。其有时而不然者，必他种之动机制之也。而此他种之动机，所以能制此种之动机者，必其势力强于此，不然，必其相等者也。顾吾人虽各有特别之性质，而有横于人人性质之根柢者，则曰生活之欲。故凡可以保存吾人自己之生活及吾人之种姓者，其入吾人之知识中而为其行为之动机也，常什佰于他动机之势力。古今圣哲之所以垂教者，无非欲限制此种动机而已。政治与法律、宗教与教育，孰非由此而起乎?今夫御人于国门之外，杀其人而夺其资，此世所谓大憝者也。然非有他动机以制之，吾知迫于生活之欲而为此者，且相踵也。其所以不敢者，必畏死刑之随其后也。不然则畏死后之天罚也，不然则畏舆论之势力。抑由本然之良心有不许其如此者也。故吾人之精神中，亦唯动机与动机之战斗而已，所谓意志之自由果安在欤？今之言法律者，则曰废死刑，言教育者，则曰废体罚。死刑与体罚之当废固已，而不图强他种之动机之易之，则其弊余又乌知其所底哉！又乌知其所底哉！

寺院与学校

《易传》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之德尚矣!若夫义则固社会所赖以成立者也。义之于社会也，犹规矩之于方圆、绳墨之于曲直也。社会无是，则为鱼烂之民；国家无是，则为无政府之国。凡社会上之道德，其有积极之作用者皆可以一“仁”字概之，其有消极作用者，皆可以一“义”字概之。而其于社会上之作用，则消极之道德尤要于积极之道德。前者政治与法律之所维持，后者宗教与教育之目的也。故《大学》言平天下，首言絜恕之道而后言积极之道德。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消极之道德也，义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积极之道德也，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也。非义非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义也；以斯道觉斯民，仁也。仁之事，非圣哲不能，若夫义，则苟栖息社会以上者不可须臾离者也。人有生命、有财产、有名誉、有自由，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苟有侵犯之者，岂特渎一人神圣之权利而已，社会之安宁亦将岌岌不可终日。故有立法者以虑之，有司法者以行之。不然彼窃盗者果安罪哉?彼迫于饥寒之苦而图他人锱铢之利，固情之所可恕者也，然法律上所以不能恕之者，则以其危财产之权利也。人苟失其财产之权利，则无储蓄之心，无储蓄之心，则无操作之心，人人不思操作，则社会之根柢摇矣。故凡侵犯他人之生命、财产、自由者，皆社会所谥为不义而为全社会之大戮者也。故曰义之于社会，其用尤急于仁，仁之事非圣哲不能，而义之事则亦得由利己主义推演之。非特社会之保障，亦个人之金城也。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素号开通之绅士，竟侗然不知正义为何物。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其地邻佛寺，遂以官力兼并夺而有之。僧狼狈迁往他所，曰：“嘻！此盗所不为也。”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己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并使之无所控告，则自僧侣言之，谓之烈于盗贼诚非过也。设更有强有力者出，夺该校而有之，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又当何如？夫使生徒入如此之讲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欲涵养其正义之德性，岂非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哉!夫以佛寺与学校较，则似学校有用而佛寺无用矣。然以建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则其孰得孰失、孰利孰害，宁待知者而决哉！则夫彼之持实利主义者，其于此主义，实尚未能贯彻也夫。余岂疾学校而庇游食之民哉，余恶夫正义之德之坠于地也，故不得不辨。

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

《奏定学校章程》，张制军之所手定，其大致取法日本学制。独于文科大学中削除哲学一科，而以理学科代之。夫理学之于哲学，如二五之于一十，且理学之名为我中国所固有，其改之也固宜。独自其科目之内容观之，则所谓理学者，仅指宋以后之学说，而其教授之范围亦限于此。夫大学之设哲学科，不自日本始也，欧洲中世以降，大学必备医学、法学、哲学、神学四科。德意志之大学，今日犹仍此制，其余各国大学无不设此科者。今当兴学之始，而独削此科，岂以“性与天道非中人以下所得闻”欤？抑惧诐词邪说之横溢而亟绝之欤？于是吾人不得不美制军之政策贤于欧洲政治家远矣。抑吾闻叔本华之言一曰：“大学之哲学真理之敌也。”真正之哲学不存于大学哲学，惟恃独立之研究始得发达耳。然则制军之削此科抑亦斯学之幸欤？

至于优级师范学校则不然，夫师范学校，所以养成教育家非养成哲学家之地也。故其视哲学也，不以为一目的，而以为一手段，何则？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故也。且夫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固哲学之事业。然此乃天才与专门家之所为，非师范学校之生徒所能有事也。师范学校之哲学科，仅为教育学之预备，若补助之用，而其不可废亦即存乎此。何则？彼挟宇宙人生之疑惑而以哲学为一目的而研究之者，必其力足以自达而无待乎设学校以教之。且宇宙人生之事实随处可观，而其思索以自己为贵，故大学之不设哲学科，无碍斯学之发达也。若夫师范学校之生徒，其志望惟欲为一教育学家，非于哲学上有极大之兴味也。而哲学之与教育之关系，凡稍读教育学之一二页者，即能言之。今以他学喻之，殆如物理学、化学之与工学之关系，生理学、解剖学之与医学之关系乎?世未有舍物理学、化学而言工学，舍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者。今欲舍哲学而言教育学，此则愚所大惑不解者也。

文学与教育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无与焉。何则？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

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政治家与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法之诚是也，然回顾我国民之精神界则奚若？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皎然，无可讳也。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也。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为之谋，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

(刊1904年《教育世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