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洗手间里，还有两个先生，他们试图扶起他来，可怎么也扶不起来。他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蜷伏在楼梯脚。他们费了很大一番力气把他翻过来。他的帽子滚到了几码远的地方，脸朝下伏在地上，衣服上沾满了地板上的脏东西，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嘴大张着，喘着粗气。嘴角有一缕鲜血流下来。

这两位先生和一位服务员把他抬到楼上，把他安置在酒吧的地板上。不到两分钟，他身边就围了一圈人。酒吧的经理问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是和谁一块儿来的。但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一个服务员说他记得这位先生，因为他为他上过一小杯朗姆酒。

“他是一个人吗？”经理问。

“不，经理。有两个先生和他一起。”

“他们去哪儿了？”

人群中没人回答。

这时，有一个声音说道：“让他透透气吧，他晕过去了。”

于是那些看热闹的人向外散开，但片刻工夫马上又像有弹性似的围了起来。那人躺在镶嵌成棋盘似的地板上，脑袋附近有一滩已经凝固的黑血。他脸色白得吓人，酒店经理赶紧派人去叫警察。

这时有人解开了他的领扣，松开了他的领带。他睁开眼看了看，吐了一口气，又把眼睛闭上了。抬他上楼的一位先生手里拿着一顶弄脏了的旧丝帽。经理在酒店问了一圈，还是没人知道这个伤者是谁，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去哪儿了。没过多久，酒吧的门打开了，一个大个子警察走了进来。那些一路跟着他过来看热闹的人挤在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里面张望。

经理立刻把他知道的情况讲给那位警察听。警察是个年轻人，看起来敦厚稳重。这时，他站在一旁听着，一会儿向左看看，一会儿向右看看，从经理身上一直看到躺在地上的人，仿佛怕自己错过什么。然后他脱下手套，从腰上的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和笔，他用舌尖舔了舔铅笔尖，准备记录。他开口了，带有很明显的乡下口音，充满怀疑地问道：

“这个人是谁？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址吗？”

一个身穿骑车服的青年从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进来。他立刻跪在伤者身边，叫人拿水来。警察也跪下身来帮忙。青年擦干净伤者嘴角上的血，然后又叫人拿点白兰地过来。警察口气严厉地重复了青年的这一要求，直到一个服务员端着一杯白兰地小跑过来。青年掰开伤者的嘴，把白兰地灌了进去。

不一会儿，伤者就睁开了眼睛，看上去似乎有些清醒了，他看了看四周。就在他看着四周的面孔时，好像明白了怎么回事，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你现在好点儿了没？”穿骑车服的青年问。

“哈，没事儿。”伤者边说边试图站起身来。

有人扶起了他，那顶旧丝帽也回到了他的脑袋上。经理说他最好去医院看看，旁边的围观者也附和。

那警察问他：“你住哪儿？”

那伤者用手指捻着自己的胡子，没有答话。看上去，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伤。他含混不清地说道：“这不过是个小意外罢了。”

“你住哪儿？”警察再次问道。

伤者还是没有回答，只说得找人给他叫辆出租马车。正当他们争论事情该怎么处理时，一位穿着黄色长大衣的先生从酒吧的另一头走来，他身材颀长，步伐稳健，气度不凡。他一看到伤者就喊道：“嗨，汤姆，老伙计！有什么麻烦啦？”

“哈，没什么。”那人说。

新来的人看了看自己朋友那副惨兮兮的模样，然后转身对警察说：“没事了，警官。我来送他回家吧。”

警察抬起手碰了碰他的警帽，向对方行了个礼，答道：“好吧，鲍尔先生。”

“来，汤姆，”鲍尔一边说，一边挽着他朋友的胳膊扶着他，“没伤着骨头吧？你现在能走吗？”

穿骑车服的青年则搀着他的另一条胳膊，两人一起扶着他穿过围观的人群，往门口走去。

“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鲍尔先生问。

“这位先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青年说。

“先生，非……非常……感谢……你。”被唤作汤姆的伤者口齿不清地对青年说。

“不用客气。”

“我们……要不要来一杯……”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三个人离开了酒吧，围观的人也跟着走出门外，隐没在小巷之中。经理带领警察去到楼梯口，察看事故的现场。他们都认为，那位先生是自己没走稳才从楼梯上摔下来的。顾客们又回去喝自己的酒，一个服务员蹲在地上擦洗那些血迹。

三人走到克莱夫顿大街，鲍尔先生冲一个待在车外的人吹了声口哨。受伤的人努力想要口齿清楚地说道：“先生，非常……感激……你。我希望……我们……还会……再见面。我……叫……柯南。”受惊和逐渐明显的疼痛似乎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

“我说过了，不用客气。”青年礼貌地回答道。

他们握了握手，以示告别。然后鲍尔先生扶着柯南先生上了汽车，当鲍尔先生告诉司机开车路线时，柯南先生再次对青年人说出感谢的话，他对自己不能请这个青年喝一杯而深表遗憾。

“下一次吧。”青年说。

汽车发动了，向威斯特摩兰大街驶去。路过鲍拉斯特办公大楼时，那里的大钟显示时间是九点半了。从河口吹来一阵寒冷的东风，扑打着他们。柯南先生冻得瑟瑟发抖，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他的朋友鲍尔先生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

“我说……不……说了，”他回答说，“我……的……舌头……疼。”

“我瞧瞧。”

鲍尔先生探过身来，朝柯南先生的嘴里张望，但什么也看不见。他划亮一根火柴，用手挡着风，柯南先生乖乖张大嘴，鲍尔先生再次朝他嘴里张望。车子颠簸着前行，火柴也跟着在张开的嘴上来回晃动。柯南先生的下牙和牙龈上都是凝固了的血块，舌头好像被咬掉了一小块。随后，一阵风吹来，火柴灭了。

“真是糟糕。”鲍尔先生说。

“哈，没什么。”柯南先生说着闭上了嘴，拉起脏兮兮外套的领子，围住脖子。

柯南先生是个老派的旅行推销员，对自己从事这个职业很是自豪。在这个城市里，他总是戴一顶相当体面的丝织礼帽，穿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靴，出现在人们面前。他说，一个人要想体体面面的，就必须把这两样东西穿戴得体。他继承了伟大的布莱克怀特的传统——那可是他那一行的拿破仑——并时时通过传说和模仿唤起对他的回忆。但现代的商业方式使他的事业迅速没落，好在他还有一小间办公室，就在克柔街上，办公室的窗户上写着他的公司名称和地址——伦敦，中东区。在这间小办公室的壁炉上方，放着一排铅灰色的小茶叶罐，靠窗的桌子上放着四五个瓷碗，瓷碗里通常都盛着半碗黑色的**。这些瓷碗是柯南先生品尝茶叶的工具。他总是喝一口茶水，含在嘴里，仔细感受一番，再吐进壁炉里。然后，他会对茶水的味道做出评价。

鲍尔先生比他年轻得多，在都柏林城堡中的皇家爱尔兰警察局工作。他的社会地位提高得很快，与此同时，他朋友的社会地位也衰落得很快。不过，一些在柯南先生的事业登峰造极时结识的朋友，仍然把他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这多少减轻了他的衰落感。鲍尔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他那个圈子里，他这些人情债都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因此同行们都笑话他：这个年轻人真是太殷勤了。

在格拉斯尼波路上的一座小房子前，汽车停了下来，鲍尔先生扶着柯南先生进了屋子。柯南先生的妻子接过他，扶着他上床休息去了，而鲍尔先生则坐在楼下的厨房里，询问孩子们上学和读书的情况。这些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知道父亲动弹不得，母亲又不在眼前，就开始跟鲍尔先生胡闹起来。看着孩子们的举止和口音，他有些吃惊，皱起了眉头，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柯南太太进来了，嘴里大声嚷道：

“天啦，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唉，总有一天他会因为这个送了命。自从星期五以来，他就一直喝个没完。”

鲍尔先生小心翼翼地给她讲明事件的经过，好让她明白此事与自己无关，他不过是碰巧遇到罢了。柯南太太想起每当她和丈夫吵得不可开交时，鲍尔先生都会好心地帮忙调解，并且好几次在他们需要钱时借给他们一点儿，所以她说：

“哦，鲍尔先生，你不用向我解释。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和那些陪他鬼混的人不一样。只要他口袋里有钱，能撇下老婆孩子跟他们去鬼混，他们就跟他好。什么朋友啊！我倒想知道，今晚他是跟谁在一块儿？”

鲍尔先生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真是抱歉，”她继续说，“家里没什么招待你的东西。如果你不急着走，我马上让人到拐角的佛加第店里去买些回来。”

鲍尔先生站了起来。

“我们在等他拿钱回来，可他好像忘了他还有个家。”

“哦，听我说，柯南太太。”鲍尔先生说，“我们会帮助他改过自新的。我去跟马丁谈谈。他肯定能想点办法。这几天我们会找个晚上过来，好好谈谈这事。”

她把他送到门口。司机正在人行道上来回跺脚，挥舞着胳膊取暖。

“你能送他回来，真是非常感谢。”她说。

“不必客气。”鲍尔先生说。

他上了汽车。车子开动时，他举起帽子向她致意。

“我们会塑造一个全新的他的。”他说，“再见，柯南太太。”

柯南太太盯着汽车渐渐远去，眼睛里充满疑惑。等汽车消失不见，她收回目光，走进屋里，掏空了她丈夫的口袋。

柯南太太是个精明务实的中年妇女。不久以前，在她的银婚纪念日，在鲍尔先生的伴奏下，她和丈夫还跳了一曲华尔兹，这让他俩的关系再次亲密起来。柯南先生当年追求她的时候，她认为他是个英俊潇洒的人：即便是在今天，只要听到有人举行婚礼的消息，她就会跑到教堂门口去，看着一对新人的俪影，脑海中浮现出她挽着一个阳光健康的男人从桑地蒙特的海星教堂走出来的情景。那男人真是潇洒漂亮，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礼服大衣，搭配着一条淡紫色的裤子，一只手拿着一顶丝质礼帽，优雅地端放在另一只胳膊上。三星期以后，她开始讨厌做妻子的生活，后来正当她觉得没法再忍受时，不想又做了母亲。做母亲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很难克服的困难，二十五年来，她一直为丈夫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这个家。如今两个儿子已经独立了。他们一个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布店里工作，另一个在贝尔法斯特给一个茶商当秘书。他们都是孝顺的孩子，时不时给家里写信、寄钱。其他几个孩子仍在上学。

第二天，柯南先生仍然需要卧床休息，不过他给他的办公室发了封信，交代了一些工作事宜。柯南太太给他做了点儿牛肉茶，并狠狠地数落了他一番。对她来说，丈夫时不时发生的酗酒，就像这变化多端的天气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当他醉了呕吐时，她还是会尽到一个妻子的职责，很好地照料他，尽量让他吃些早饭。她知道，比起一些丈夫更糟的人，她已经算好很多呢！自从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从来没对她发过火；而且她知道，就算是为了一个很小的订单，他也会走遍整个托马斯大街。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柯南先生的朋友们来看他。柯南太太把他们带到楼上的卧室，那里弥散着一股病人的气味，她安排他们在炉子旁坐下。柯南先生舌头上的伤还没好，时不时地刺疼，因此他在白天总是很烦躁，不过到了晚上就平静多了。此时，他坐在**，背后垫着个枕头，肥胖的双颊呈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尚有余温的灰烬。他向客人们道歉，说屋里太乱了；但同时又带着一点儿过来人的自豪感。

他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算计——他的朋友卡宁汉先生、麦考伊先生和鲍尔先生刚才在客厅时，已经告知了柯南太太他们的秘密计划。想出这个主意的是鲍尔先生，但具体实施人却是卡宁汉先生。柯南先生本来是一个新教徒，虽然结婚时改信了天主教，但二十年来从不恪守天主教的教条。而且，他还喜欢对天主教教义旁敲侧击地表示怀疑。

这件事由卡宁汉先生来做再合适不过了。他和鲍尔先生是同事，但他资格比他老。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也不太幸福。大家一向对他满怀同情，因为大家知道他娶的妻子很不像话，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因为她，他曾经重新布置过六次房间，可每次她都把家具用他的名义当个精光。

大家都尊敬可怜的马丁·卡宁汉。他人很聪明，又特别通情达理，因此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因为工作，他需要大量接触治安法庭的案件，这使得他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敏锐性，再加上他喜欢阅读各种哲学著作，就使得这种敏锐性得到了很好的锤炼。他的消息十分灵通，因此他的朋友们都习惯听从他的意见，甚至还认为他的面貌长得像莎士比亚。

柯南太太在听完他们的秘密计划后，曾感激地对他说：“那我就拜托您了，卡宁汉先生。”

在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后，柯南太太对生活已经不再心存幻想了。宗教对她来说是一种习惯，而且她觉得像她丈夫这样年龄的人，到死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她甚至还下意识地想，他的这次意外事件没准是一个报应的结果，要不是不想在人前显得自己太狠心，她真想告诉那些先生：柯南先生即使舌头短了一截，也不会难受。毕竟，卡宁汉先生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而且宗教毕竟是宗教，这个计划说不定有效呢，而且这也没什么害处。本来她并不抱多大希望，不过她相信圣心，而且十分坚定，她觉得圣心是天主教虔诚的信念中最有用的东西，所以她也赞成圣礼和圣事。她的信仰被局限在她的厨房里，但别无办法时，她也会相信班希(Banshee：爱尔兰传说中的女鬼。传说只要她出现，就会有人死掉。她总会在人们死亡前的一两个晚上出现，在窗户下一面梳头一面痛哭)和圣灵。

几位先生开始谈起柯南先生的这次事故。卡宁汉先生说见到过类似的情形。以前一个七十岁的老头，羊癫疯发作时，也把舌头咬掉了一小块，后来又长好了，而且一点儿咬过的痕迹也看不出来。

“啊，我都没到七十岁呢。”柯南先生说。

“但愿您的舌头没有被咬掉。”卡宁汉先生说。

“现在还疼吗？”麦考伊先生问。

麦考伊先生曾是个很有名气的男高音，后来他娶了一个曾经做过女高音歌手的女人为妻，现在她的妻子在教孩子们学弹钢琴，但收入不多。说起来，他的经历也很坎坷，有些时候为了糊口甚至需要耍点小聪明。他在米德兰铁路公司工作过，也为《爱尔兰时报》和《自由人日报》做过广告兜销员，还为一家煤炭公司做过抽取佣金的推销员，他还曾经是一家私人咨询机构的代理，做过副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的秘书。最近，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市验尸官的秘书。因为这份新工作，他对柯南先生的事件产生了一点儿兴趣。

“疼？不怎么疼。”柯南先生回答，“但让人很难受，我感觉自己总想吐。”

“你肯定是喝多了。”卡宁汉先生的语气十分肯定。

“不。”柯南先生说，“我想我可能坐车时受了凉。我老感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不是痰就是……”

“黏液。”麦考伊先生说。

“它老是往嗓子眼涌，真让人难受啊。”

“对，没错，”麦考伊先生说，“那是胸部的问题。”

说完，他求证似的看看卡宁汉先生和鲍尔先生。卡宁汉先生很快地点了点头，而鲍尔先生则说：“好啦，只要结果好就行了。”

“老弟，这次真是太谢谢你了。”柯南先生说。

鲍尔先生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客气。

“跟我在一起的那两个家伙……”

“谁跟你在一起？”卡宁汉先生问。

“一个小伙子。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真是该死，他叫什么来着？那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

“还有谁？”

“哈福德。”

卡宁汉“哼”了一声。

伴随着这“哼”的一声，大家都沉默了。很明显，卡宁汉先生知道点儿内情。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单音节的“哼”字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向。

原来，这个哈福德经常会召集几个人，星期天中午一过他们就离开市区，尽快赶到市郊的某个酒馆，在那里，他们自诩是“真正的”旅行家。不过那些和他一起旅行的同伴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出身。他最早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小钱商，借一点小钱给工人，然后收取高额的利息。后来他结识了利菲信贷银行的戈德堡先生，并和这个又矮又胖的绅士结为了伙伴。虽然哈福德只是按犹太人的做法做生意，但每当他的天主教教友们和他们的朋友遭到他的催逼，痛苦就刺激了他们，他们就会跳起来恶狠狠地骂他说他是个爱尔兰犹太佬，是个无知的文盲，并认为他那个白痴儿子就是上天对他放高利贷的惩罚。然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倒是记得他的好处。

“我真想知道他去哪儿了。”柯南先生说。

他在心里祈祷朋友们不要再追问这次事件的细节。他希望朋友们认为是哪里出了点儿差错，所以他才会和哈福德在酒店碰上。他的朋友们都见识过并深知哈福德喝酒时的样子。但此时他们都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鲍尔先生才说：“结果好就行。”

柯南先生马上把话题移开。

“那年轻人真是个好人，他是做医生的。”他说，“要不是他……”

“嘿，真是多亏了他，”鲍尔先生说，“要不然你就可能进警察局待上七天，想用罚款代替也不行。”

“是啊，是啊。”柯南先生说着，努力回忆那天的情景。然后他继续说，“我记得那天还有个警察。他看上去很正派的样子。他怎么会在那儿？”

“汤姆，你惹下麻烦了。”卡宁汉先生严肃地说。

“确实是这样，还有传票呢。”柯南先生同样严肃地说。

“我想你一定是用了点手段贿赂了那个警察，杰克。”麦考伊先生说。

“杰克”是鲍尔先生的教名，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别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这倒不是因为他古板，而是他忘不了麦考伊先生最近欺骗过他的事实：当时他看见他大量搜罗旅行包和旅行箱便问他作何用途，他谎称说是他太太要去乡下演出，而事实上，他是为了组织一个公益活动。要知道鲍尔先生一向讨厌欺骗的行为，更讨厌别人用这种低劣的花招骗他。因此他回答了问题，把这个问题当做是柯南先生提出来的，而对麦考伊先生，并不予以理睬。

很显然，这样的回答让柯南先生火冒三丈。他一直自诩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希望在这个城市里受人尊敬，因此当他得知那个被他视为土老帽的警察冒犯了他时，他内心的愤怒汹涌而出。

“难道我们纳税就是为了这个？”他问道，“只是为了供这些无知的家伙们吃穿……他们可真不是东西。”

卡宁汉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在上班时，他才把自己看做是政府官员。

“他们还能是什么呢，汤姆？”他问。

他故意用一种浓重的乡下口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六十五号，接住你的洋白菜！”

大家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麦考伊先生很想找机会插进谈话，就装出一副他没听过这个故事的样子。卡宁汉先生说：

“据说——他们都这么说，你知道——这是发生在新兵站的事儿，在那里，他们把这些大个子的乡下蠢货集合起来，你知道的，就是对他们进行训练。队长会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高举着自己的盘子。”

为了更形象地描绘这一事件，卡宁汉先生借助了一些夸张的手势，手舞足蹈地讲述开来。

“开饭了，你知道。队长就端来一个盛满洋白菜的大盆子，放到桌上，盆子里放着大得吓人的像铁锹似的勺子。他用勺子舀起一些洋白菜，然后用力向远处的那些新兵一甩，嘴里喊着：‘六十五号，接住你的洋白菜。’那些可怜的家伙必须用手里的盘子接住那些洋白菜才行。”

大家再次被逗得哈哈大笑。只有柯南先生仍处在愤怒的情绪中。他说要向报社揭发这件事才行。

“这些乡巴佬来到这里，”他说，“自以为高人一等，可以作威作福了。我想不用我说，马丁，你也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

卡宁汉先生有所保留地给予了赞同。

“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他说，“有坏的也有好的。”

“嗯，说得对，是有好的，这点我承认。”柯南先生满意地说。

“所以，最好别理会他们，”麦考伊先生说，“这是我的观点!”

这时，柯南太太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把它放在桌上，说道：

“先生们，随便吃点，别客气。”

鲍尔先生站起身，很绅士地要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但她推辞了，说她楼下还熨着衣服，然后她冲着鲍尔先生背后的卡宁汉先生点了点头，准备离开房间。这时，她的丈夫柯南先生却冲她喊道：“亲爱的，我怎么什么都没有？”

“哼，你？我给你个巴掌！”柯南太太刻薄地说。

柯南先生在她背后继续喊道：

“唉，我真是个可怜的小丈夫啊，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滑稽极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很快就分完了桌子上的那几瓶啤酒。

先生们个个开怀畅饮，喝完啤酒，他们又把杯子放回了桌上，歇息了一会儿。

过后，卡宁汉先生转向鲍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说：

“你是说在星期四晚上，对吗，杰克？”

“没错，就是星期四。”鲍尔先生说。

“好啊！”卡宁汉先生立刻嚷道。

“我们可以在马奥莱店里碰头。”麦考伊先生说，“那里最合适不过了。”

“我们可得早点去，”鲍尔先生认真地说，“晚了就挤不进去了。”

“那我们约在七点半在那里碰头吧。”麦考伊先生说。

“好吧！”卡宁汉先生说。

“马奥莱店里，七点半碰头，就这么说定了啊。”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柯南先生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看看朋友们会不会主动给他说明白。但他最终还是没忍住，于是开口问道：“你们要进行什么秘密的事吗？”

“啊，没什么，”卡宁汉先生说，“不过是一点小事，我们打算在星期四解决它。”

“是去听歌剧吗？”柯南先生问。

“不，不是，”卡宁汉先生支支吾吾地说，“只是一件小事……关于心灵上的……”

“哦。”柯南先生说。

大家又沉默下来。接着，鲍尔先生打断了大家的沉默，直接了当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汤姆，我们准备做一次宗教的静修。”

“对，就是这样，”卡宁汉先生说，“杰克和我还有麦考伊——我们都准备把壶好好洗洗。”

这个比喻似乎让他备受鼓舞，因此他继续语气亲切地说道：“汤姆，你知道，我们都是一群臭味相投的恶棍，所有人都是，包括我在内。”他的口气中带着粗野的怜悯，并转向了鲍尔先生继续说道，“你坦白承认吧！”

“是的，我坦白承认。”鲍尔先生说。

“我也承认。”麦考伊先生说。

“所以我们得一起把壶好好洗洗。”卡宁汉先生说。

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向柯南先生说：“汤姆，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了什么？你可以参加进来，这样我们就是四人组了。”

“好主意，”鲍尔先生说，“我们四个人一起去。”

柯南先生没有说话。他没有看出这个建议对他的思想有什么意义，但这却让他意识到，一些宗教的力量试图来关心并影响他。所以他认为，为了自己的尊严，他有必要在态度上强硬一些。接下来，朋友们开始谈论耶稣会，他一声不吭地听着，表情镇定，但还是能明显看出他神情中流露出的一丝敌意。

“我倒不认为耶稣会有那么坏，”他终于忍不住插进来开口说道，“他们的成员都受过教育。而且我相信他们那样做是出于好意，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在众多教会团体中，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一个，汤姆，”卡宁汉满腔热情地说，“耶稣会会长的地位仅次于教皇。”

“一点没错，”麦考伊先生说，“假如你想把事情干得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你就去找耶稣会的教士。他们那些人影响力都不小。我跟你讲个真实案例……”

“耶稣会的人品德都很高尚。”鲍尔先生说。

“耶稣会有个地方还真让人费解，”卡宁汉先生说，“大家都知道，教会中其他团体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改组，可耶稣会从来没有改组过。”

“是吗？”麦考伊先生问。

“确实如此，”卡宁汉先生说，“历史就是这么记载的。”

“再看看他们的教堂，”鲍尔先生说，“看看他们的会众。”

“耶稣会真是符合上层阶级的口味。”麦考伊先生说。

“那当然。”鲍尔先生说。

“说得不错，”柯南先生说，“所以我才对他们还有一丝好感。倒是那些世俗的传教士，总是自以为是，愚昧得可怕……”

“他们也不是坏人，”卡宁汉先生说，“只是每个人传教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爱尔兰教士在全世界都有不错的名声。”

“啊，是这样。”鲍尔先生说。

“他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可不一样，”麦考伊先生说，“那些才是虚有其表的家伙呢。”

“也许你说得对。”柯南先生放缓了语气。

“当然我是对的，”卡宁汉先生说，“我走南闯北，见过好多人好多事，完全可以正确判断人们的品格。”

大家说到这里，又开始喝酒。柯南先生似乎受到了感染，若有所思。他对卡宁汉先生判断品格、解读表情的本事表示钦佩，于是他要求他说点儿具体的。

“哦，只不过是静修而已，你知道，”卡宁汉先生说，“由珀顿神父主持。你知道的，专门针对商人的静修。”

“他对我们不会太苛刻的，汤姆。”鲍尔先生劝诱说。

“珀顿神父？珀顿神父？”柯南先生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

“哦，汤姆，我敢肯定你认识他。”卡宁汉先生果断地说，“他是个乐观的好人！对世俗的见解很透彻。”

“啊……是的。我想我认识他。是不是个子很高，脸红红的？”

“对，他就是那样。”

“那么，告诉我，马丁……他是个好的布道者吗？”

“嗯，怎么说呢……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布道，你知道的。不过是进行一场友好的交谈，你知道的。”

柯南先生再次陷入了沉思。

麦考伊先生说：“不，不对，那人其实是汤姆·勃克神父！”

“哦，汤姆·勃克神父？”卡宁汉先生说，“那可真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你听他讲过吗，汤姆？”

“我听他讲过吗？”柯南先生似乎觉得自己被轻视了，口气很冲地说，“我当然听过！我听他讲过……”

“可是，许多人认为他实在不像个神学家。”卡宁汉先生说。

“是吗？”麦考伊先生问。

“确实如此，不过这也不算什么错，他不过是在某些时候，不太喜欢讲正统的东西罢了。”

“嗨……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麦考伊先生说。

“我听他讲过一次，”柯南先生继续说道，“但我不记得他讲的是什么了。只记得科洛夫顿和我坐在……大厅的后面，你知道……就是——”

“中殿？”卡宁汉先生说。

“对，在后面靠近门口的地方。我想不起他讲的是什么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讲的是有关教皇的事，就是那位故去的教皇。我现在全想起来了。我敢说，他真是一个气度非凡的演说家，他的声音真是好听极了！他把教皇叫做‘梵蒂冈的囚徒’，他就是那么叫他的。我记得当我出来时，科洛夫顿就对我说……”

“科洛夫顿，他不是个‘橙色分子’(Orangerman：指爱尔兰在1975年成立的一个新教组织的成员，因该组织用橙色带做徽章而得名)吗？”

“哦，是的，”柯南先生说，“他还是个挺正经的‘橙色分子’。我们走进莫尔街巴特勒的店里——说真的，那场演讲让我非常感动，那感觉太真实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柯南’，他说，‘虽然我们在不同的祭坛参拜，但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一样的。’这话说得真贴切。”

“那话确实精辟，”鲍尔先生说，“每次汤姆神父布道时，都会发现教堂里的听众有很多是新教徒。”

“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不同，”麦考伊先生说，“我们都有信仰……”

他迟疑了一会儿，接着说：“……相信救世主。只是他们不相信教皇和圣母。”

“不过，毫无疑问，”卡宁汉先生平静而有力地说，“我们的宗教才是最正宗、最古老、最原始的信仰。”

“那是当然。”柯南先生热情地说。

柯南太太来到卧室门口，通报说：“有客人要见你!”

“谁？”

“福加第先生。”

“哦，快请他进来！”

灯光下，出现了一张苍白的椭圆形面孔。福加第先生进来了，他有着呈拱形的漂亮下垂的胡子，眼睛里闪烁着愉快而惊奇的光芒，眉毛的形状和他胡子的形状一样漂亮。福加第先生是个做杂货生意的小商人。他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没办法在城里开一家专卖店，因此只能依附于二等酒厂和啤酒厂。他在格拉斯尼文路上开了一个小店，相信自己能够凭借优雅的举止风度，顺利赢得那片地区的家庭主妇们的好感。他为人温和，举止文雅，懂得夸赞孩子，说话口齿清晰。他可是个有文化的人。

福加第不是空手来的，他还带来一件礼物——半品脱特级威士忌。他先是礼貌地询问了一下柯南先生的病情，然后把礼物放到桌上，很随意地与大家坐在一起。柯南先生对这礼物格外赞赏，因为他心里清楚，他和福加第之间还有一小笔杂货账没有结清。他说：

“我信得过你，老伙计。杰克，能麻烦你打开它吗？”

于是，鲍尔先生站起身来，又一次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他简单地冲洗了一下酒杯，给五个杯子里倒上威士忌。酒使得现场的谈话活跃起来。福加第先生坐在椅子的边角上，看上去对大家的谈话格外有兴趣。

“教皇利奥十三世，”卡宁汉先生说，“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你们知道，他的伟大的理想，就是要使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合二为一。那是他一生的目标。”

“我常听人说，他是欧洲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鲍尔先生说，“我的意思是，这与他教皇的身份无关。”

“他确实很有智慧，”卡宁汉先生说，“但算不上最有智慧。你们知道，他做教皇时的座右铭是‘Lux　upon　Lux’——‘光上之光’。”

“不，不对，”福加第先生急切地说，“我想你说错了。我觉得是‘Lux　in　Tenebris’——‘黑暗中的光明’。”

“哦，是的，”麦考伊先生说，“就是‘Tenebrae’，这个词是‘黑暗’的意思。”

“对不起，”卡宁汉先生一口咬定，“我认为是‘Lux　upon　Lux’，就是‘光上之光’的意思。他的前任庇护九世的座右铭是‘Crux　upon　Crux’，就是‘十字架上的十字架’的意思。很显然——这很好地表明了两位教皇之间的区别。”

这一推论被大家认可后，卡宁汉先生又继续说道：

“你们知道，利奥教皇是个伟大的学者和诗人。”

“他的五官真是坚强刚毅。”柯南先生说。

“是的，”卡宁汉先生说，“他还会写拉丁文诗呢。”

“真的吗？”福加第问。

麦考伊先生心满意足地品着威士忌，意义双关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玩笑话。”

鲍尔先生学着麦考伊先生的样子说：“我们可没有学到过，要知道我们当年上的可是一星期一便士学费的学校呢。”

“好多人都是上那种一星期付一便士学费的学校啊，学生们都在腋下夹一片草垫，”柯南先生装出一副很庄重的样子，说，“旧制度最好了，完全是简朴诚实的教育。一点没有你们现在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

“太对了。”鲍尔先生说。

“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福加第先生说。他口齿清楚地吐完这句话，又文雅地喝了一口酒。

“我记得读过利奥教皇的一首诗。”卡宁汉先生说，“那首诗描写的是照片的发明——当然，那是首拉丁文诗。”

“关于照片！”柯南先生大为惊讶。

“是的。”卡宁汉先生说。他也喝了一口酒。

“喔，你知道，”麦考伊先生说，“仔细想想，照片不是很奇妙吗？”

“哦，那当然，”鲍尔先生说，“伟大的心灵总是能洞察一切。”

“就像诗人说的那样：伟大的思想近乎于疯狂。”福加第先生说。

柯南先生似乎有点慌乱。他努力回想新教神学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最后他转向卡宁汉先生，说道：

“告诉我，马丁，”他说，“有些教皇——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位，也不是他的前任，而是很久以前的一些——不是也不太……你知道……不太好吗？”

现场又陷入了沉默。最终卡宁汉先生开口了：“哦，是的，是有些坏家伙……不过让人惊奇的恰恰是这个。他们当中，即使最大的醉鬼，最……彻头彻尾的恶棍，也从来没有在教堂布道时讲过一句不符合教义的话。你们说，这难道不让人惊奇吗？”

“哦，是啊。”柯南先生说。

“是呀，因为教皇在教堂布道时，”福加第先生解释说，“他总是正确的。”

“对。”卡宁汉先生说。

“啊，关于这事，我想我知道点儿什么。我记得那时我还年轻……或者那是——”柯南先生不确定地说。福加第先生打断了他的话。他拿起酒瓶，开始帮别人添酒。麦考伊先生看到酒不够分了，就推说他还没喝完第一杯。其他人也谦让了一番，最终还是接受了。威士忌倒进酒杯时悦耳的声音，仿佛是谈话中一支愉快的插曲。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汤姆？”麦考伊先生问。

“‘教皇一贯正确’这个教条的出现，”卡宁汉先生说，“真是整个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一幕。”

“为什么这么说呢？”鲍尔先生问。

卡宁汉先生竖起两根胖胖的手指，他说：“你们知道，在由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组成的圣教团中，只有两个人不认同这点，其他所有人都赞成。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整个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完全一致。不！他们就是反对，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哈！”麦考伊先生嚷道。

“那两个人一个是德国的红衣主教，名字叫杜林……或者道林……或者——”

“道林不是德国名字，这我可以肯定。”鲍尔先生笑着说。

“好啦，知道他是德国红衣主教就行，随便他叫什么，反正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就是约翰·麦克海尔。”

“什么？”柯南先生叫道，“是图阿姆的约翰吗？”

“你敢肯定吗？”福加第先生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或美国人。”

“就是图阿姆的约翰，”卡宁汉先生重复说，“就是他。”

他喝了口酒，别的先生们也跟着喝了口。然后他接着说：“他们都在那里参加秘密会议，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主教、大主教都聚集在那里，其他人和这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教皇本人亲自站起来宣布：‘教皇一贯正确’是教会的信条。这时，刚才还在竭力反对这个提案的约翰·麦克海尔站了起来，像狮子吼叫似的喊道：‘相信！’”

“我相信！”福加第先生说。

“一句‘相信！’”卡宁汉先生说，“充分表明了他内心的信仰。只要教皇一发话他便服从。”

“那道林呢？”麦考伊先生问。

“那位德国红衣主教还是不愿屈从。于是他脱离了教会。”

听卡宁汉先生说完，人们觉得教会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变得高大起来。当他说到“相信”这句话时，他那深沉粗犷的嗓音震动了他们所有人。这时柯南太太擦着手进来了，她发现屋里的气氛很严肃。她没有说话，只是把身子倚靠在床脚头的栏杆上。

“我见过约翰·麦克海尔，”柯南先生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这一辈子都不能忘。”

他转头望着妻子，似乎向她求证。

“我跟你提过很多次吧？”

柯南太太点了点头。

“那是在约翰·格雷爵士雕像的揭幕式上。埃德蒙·德怀尔·格雷正在讲台上说着一大堆废话，这位老人站在那里，满脸怒容，就这样透过眼睛从浓密的眉毛下直直地盯着他。”

柯南先生拧起眉头，低下脑袋，看起来就像一头愤怒的牛那样瞪眼望着他的妻子。

“上帝啊！”他惊叹道，之后又恢复了他自然的面目，“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说：‘我看透你了，我的孩子。’他的眼神像鹰眼一样犀利。”

“格雷家族的人没一个像样的。”鲍尔先生说。

又是一阵沉默。鲍尔先生转向柯南太太，突然兴奋地说道：“哎，柯南太太，你丈夫快被我们变成一个善良、圣洁、虔诚而畏惧上帝的天主教教徒了。”

他像是得胜似的，向着所有在座的人挥了一下胳膊。

“我们大家准备一起去做一次静修，彻彻底底地忏悔我们的罪过——上帝知道，我们是多么有必要这样做。”

“我无所谓。”柯南先生说，脸上的微笑明显有点不自然。

柯南太太心里很高兴，但她知道她不能表现出来，于是她装出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说：“要听你们那些故事的神父，我真同情他，他太可怜了。”

柯南先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如果他不想听，”他生硬地说，“他可以……干点儿别的。我将只告诉他一件让我烦恼的小事。我可不是什么坏人——”

卡宁汉先生赶紧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一起抛弃那个魔鬼吧，”他说，“一起来识破魔鬼的那些花招和**。”

“撒旦，滚开吧！”福加第先生说，一边哈哈笑着，一边望着众人。

鲍尔先生沉默不语。他觉得自己主持人的位置被抢了，但他丝毫没有不高兴，因为他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喜悦的表情。

“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卡宁汉先生说，“就是手持点燃的蜡烛，站在那里重申我们洗礼时的誓言。”

“对了，别忘了蜡烛，汤姆，”麦考伊先生说，“不论你做什么，都别忘了蜡烛。”

“什么？”柯南先生问，“我还要带上蜡烛？”

“是的，汤姆。”卡宁汉先生回答。

“蜡烛，还是不要了吧，”柯南先生激动地说，“这触及我的底线了。我会好好去做那件事。我会参加静修、忏悔，以及所有那种事。但是……不能拿蜡烛！不，绝对不能，见他的鬼去吧！”

他说完神色庄重地摇了摇头。

“听听他说的那些话！”他妻子说。

“我就是不拿蜡烛，”柯南先生说，他意识到他的话似乎对听众产生了某种效果，于是继续来回晃动他的脑袋，“我可不想举个像魔灯似的玩艺儿。”

大家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你们还真有了个守规矩的天主教徒!”他妻子说。

“不要蜡烛！”柯南先生还在执拗地重复说道，“绝对不要！”

在加第纳大街的耶稣会教堂，人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了，但还是有一些绅士时不时从侧门挤进来，在教友的引导下，踮着脚尖沿着侧廊走动，找到一个空隙坐下。这些绅士们个个穿着体面，举止文雅。在教堂里灯光的照耀下，人们可以看见一大片黑衣白领，以及穿插其间的一些花呢子衣服；人们还可以看见那些绿色大理石柱子上斑驳的暗点，还有墙上挂着的那些阴沉沉的油画。绅士们坐在长凳上，把长裤微微拉过膝盖，然后将帽子平稳地放在膝上。他们仰着身子靠后坐着，脸色十分庄重地望着远处悬在高祭坛前面的点点红灯。

卡宁汉先生和柯南先生坐在靠近讲坛的一条长凳上。在他们后面的凳子上，麦考伊先生一个人坐着。在麦考伊先生后面的凳子上坐着的，是鲍尔先生和福加第先生。麦考伊先生本来想和他们坐在一起，可惜没能如愿。后来当他们坐下，他发现他们几个人组成了一朵梅花的形状，他就此说了几句玩笑话，可惜没什么反响，只得作罢。

渐渐地，麦考伊先生也开始感觉到气氛的庄重，开始对宗教的激励有所反应。卡宁汉先生在柯南先生耳边低声说话，让他注意那几个人：坐在与他们有段距离位置上的哈福德先生，就是他们前面说起过的那位放债者；还有范宁先生，他是负责选举注册代理和决定市长人选的，此刻他就坐在讲坛下面；坐在范宁先生旁边的是一位该选区新选的议员；在他们的右边，坐着的是老麦克尔·格莱姆斯，他是三家当铺的老板；还有丹·霍根的侄子，最近他正在谋求市秘书处的位子；在更前面的前排，坐着亨德利克先生，他是《自由人报》的首席记者；还有柯南先生的老友、可怜的奥卡洛尔先生，他在商界也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在这里，柯南先生看见了不少熟悉的面孔，这让他渐渐放松了一些了。他把那顶被妻子洗干净的丝织帽子端正地摆放在膝盖上。有那么几次，他用一只手拉下袖口，用另一只手轻轻地、但却牢牢地捏着帽檐儿。

人们看到，一个看上去分量十足的人物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白色法衣，费劲地登上讲坛。一看这个人出现，现场**起来，会众们都激动地掏出手绢，将膝盖小心翼翼地跪上去。柯南先生也不例外。这时这个担当神父角色的人在讲台上站直身子，身子的三分之二露在讲台桌的上面，身子顶端是一张硕大的红脸。

珀顿神父跪了下来，把脸转向红灯，双手捂脸开始祈祷。祈祷完后，他放下手，挣扎着站起身来。会众也跟着站起来，重新坐到凳子上。柯南先生也把帽子照原样放好，脸上的神情十分庄重，专注地望着台上的神父。神父用力地挥动胳膊，将宽大的法衣袖子甩到了后边，然后慢慢地审视着听众席上的一排排面孔，说道：

“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珀顿神父大声地念着《圣经》中的这段最玄妙的经文之一，他那自信十足的态度很好地激起了听众心灵上的共鸣。他说，在整部《圣经》中，这是最难解释正确的一段经文。对一个不够用心的读者来说，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违背了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解释的高尚道德。但是，他告诉他的听众，他觉得这段经文特别适用于某些人，对他们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因为他们注定要过世俗生活，但又不想完全被世俗的名利掌控。这是一段适合商人和专业人员的经文。耶稣基督对人类本性有异常透彻的了解，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罅隙，因为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要过宗教生活，绝大多数人都被迫生活在俗世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个世界而生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用意在于给他们一个忠告，在他看来，认为那些无限崇拜财富的人其实是严守宗教生活的典范，尽管他们看起来对宗教一点儿也不关心。

他告诉听众，今天晚上他来到这里，并不是想去震慑谁，也不是想要说服某些人；他只是作为一个世俗的人来到这里，和朋友们聊聊天而已。他是来跟商界的人谈话的，因此他会用谈生意的方式跟他们交谈。他说，如果可以这样比喻，他觉得他就是他们灵魂上的会计师；他希望他的每一个听众都打开自己的账本，打开那本关于自己灵魂生活的账本，看看它们和良心上的账目是否完全一致。

作为灵魂的监工，耶稣基督并非不近人情。他体谅我们的小过失，理解我们那可怜的堕落了的天性中的弱点，也清楚生活中的种种**。我们可能受过**，我们所有的人都常常受到**；我们可能有过失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失误。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他说，他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对上帝坦诚。如果他们的账目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那就是说：

“好了，我已经核对过我的账目。我发现一点儿差错都没有。”

当然，账目上也可能会有差错，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这时，发现差错的人就要勇敢地承认事实，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认错：

“我己经核对过我的账目。我发现这儿出了差错，那儿也出了差错。但是，感谢天主的圣恩，我一定会改正所有的错误，整理清楚我的账目。”